【编者按】：牛根生从未上过富豪榜，却在2007年胡润慈善榜上名列第三，以价值约6.5亿元的股票捐赠紧追85岁的余彭年和捐资10亿元的朱孟依。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中，他是闪耀着异彩的另类人物，也是在其个人奋斗中最接近企业家终极精神和使命感的探索者。 

牛根生，原是蒙牛乳业集团的创始人。1999年创立蒙牛，用短短8年时间，使蒙牛成为全球液态奶冠军、中国乳业总冠军。2005年至2006年，牛根生捐出全家所持蒙牛股份，设立了“老牛专项基金”，用于支持“三农”事业、教育事业、医疗事业。目前这些股份的市值已突破30亿元。

而在2011年，牛根生辞任董事会主席一职，开始转型为专职做公益。至此，牛根生开始了全新的慈善生活之路，多了职业慈善家的称谓。

退休的牛根生比原来做生意还忙，比养牛还累，比赚钱还兴奋，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快乐，这就是老牛的新生活。

全球捐股第一人

早在2002年，牛根生和他的团队考虑蒙牛上市时，牛根生就开始规划公司上市后所获巨额财富如何支配和使用。2004年蒙牛在香港上市，《福布斯》给出牛根生当年的身价为1.35亿美元。就在这一年，牛根生在内蒙古成立“内蒙古老牛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这是一个社团组织。也是在这一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不过牛根生开始操作成立基金会时，该条例尚未出台，经过咨询有关部门及律师等意见，先成立了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在下面设立“老牛专项基金”来做慈善。2005年，牛根生对外宣布将自己持有的约10%的蒙牛股份全部捐献出来，创立保障蒙牛百年发展的“老牛专项基金”。

早在2004年12月，老牛基金会便在呼和浩特注册，成员除牛根生之外，还有政府官员、蒙牛中高层等共60多人。其操作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牛根生有生之年，将股份红利的51%转为“老牛专项基金”，其余49%的红利依旧由牛根生自己支配，在牛根生卸任董事长之后，表决权授予继任者；第二步，牛根生天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专项基金”，家人不享有继承权，妻子、儿女只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收入，作为生活费。

据《公益时报》报道，全球股捐历史记录排名为，2005年的牛根生，2006年的巴菲特，2008年的比尔·盖茨。牛根生因此获得“全球捐股第一人”的殊荣，截至2011年底，他捐赠的总资产价值达37.5亿元，其中，股份红利为6011万元。

内蒙古金融办的公开资料显示，除了牛根生本人的捐赠之外，蒙牛创业团队的14位高管也将来自外资股东奖励股份50%的售股收入捐赠给了老牛基金会。

欧美模式中国玩法

在蒙牛“火箭般”速度的发展中，牛根生捐出了自己所有的股份，意味着他突然成为巨富之后，钱还没有到手，又立即放弃了。在中国，这样的选择和决定，直到今天仍无第二人。“这是我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牛根生说。在他的规划中，前半生做商业，是通过度己来度人，后半生做慈善，是通过度人来度己。再细化，他给自己设立了一个人生三段论：0-20岁，学习阶段；20-50岁，创业阶段；50岁至老，贡献阶段。在这样的规划中，50岁，即2008年，他要实现从企业家到慈善家的转型。

捐出股权做慈善，在牛根生之前，并无先例。如何设计基金会，如何操作基金会，不得而知，他不得不到海外取经。他和现任老牛基金会秘书长（法定代表人），当时为蒙牛高管团队成员之一、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中国蒙牛（上市公司）首席行政官的雷永胜一起，在美国考察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斯坦福基金会、耶鲁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等近二十家个人和家族基金会。作为企业家，他曾考虑的是做百年蒙牛，而在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他考虑如何做千年基金会。其关键是，公益资产如何持续增值。“之后一直在学习如何在机制上保证我这个意愿能够长治久安地得以实现，尽量少受到不可预见的不确定因素干扰。”牛根生说，“国内的相关法规还在成型阶段，所以我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学习了欧美国家近百年来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的慈善资产管理和机构运营，然后在国内外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完成了慈善财产的信托化。”

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介绍，在美国，公益信托已有百年历史，小至几千美元，大至数百亿，都有类型不同的公益信托管理模式与运作经验。以拥有近600亿美元资产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例，就是采取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信托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双治理”模式。这两个独立机构，前者负责赚钱，后者负责花钱。基金会每年只管把来自信托基金的捐款花出去，自己没有钱，也不留钱。“老牛基金会是一个依托公益信托的家族基金会，公益信托、家族基金会，这两个模式在中国都是首创。”

捐赠中国蒙牛股份，这一模式的设计，得到瑞士信贷银行、瑞士嘉盛银行等专业机构人士的帮助，借鉴境外信托的经营模式委托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管理。位于香港的尚心投资管理公司有40多人，属于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跟老牛基金会属于合作关系。慈善资产在投资过程中，既要考虑收益，也要考虑稳健。投资管理公司设有投资委员会，决策投资，委员会委员除了资产管理公司的专业人士之外，还包括牛根生、雷永胜、老牛基金会财务部长和律师。

牛根生在捐赠完蒙牛集团股份后，老牛基金会成为蒙牛的单位股东，作为老牛基金会法人代表的雷永胜每年都要出席蒙牛集团的股东大会，享有与其他股东一样的权力。作为非流通股份，蒙牛集团的股份无法出售。雷永胜说，如果是在国外或者香港，这部分股份也可以质押到银行，获得质押款之后再做投资，从而为老牛基金会获取更多的慈善资产。“国内的公益信托不是太成熟，不敢这么做，怕有什么闪失，所以比较保守，没有运作。” 

雷永胜介绍，目前在老牛基金会控制、管理和受益的40亿元的慈善资产，年收益在10%20%。基金会收入，一方面来自仍持有的境内蒙牛集团的股份红利，每年约在五六百万元，更主要的是来自资产管理公司打理获得的投资收益。比如，每年如果获得4亿元的总收入，基金会计划每年支出2亿元，这样还可以剩余2亿元，如此下去，可以实现基金会的持续发展。

洛克菲勒的中国学徒

老牛基金会的办公室位于呼和浩特东方君座的22层，去年10月份搬入，之前租用在一个拥挤的宾馆里。在这个9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崭新的墙面上张贴着牛根生与比尔·盖茨、洛克菲勒第三代掌门人、安南、布莱尔等慈善家的合影。在会议室内，墙壁上则张贴着牛根生的慈善感悟：“财富越多，责任越大；予人帮扶，予己修缮；倡导施者感恩受者；人人行善，则事无不善；快乐大小，看爱你的人数多少。”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办公室专门辟出两个房间，当做档案室。档案室张贴着醒目的口号：天天要档案，人人有档案。在档案室里，有专门的档案材料消毒柜、电子档案防磁柜等。每一个项目从立项到完成，整个的卷宗都保留，而且纸质的文件必须保留，同时又数字化，数字化的储存设备都是在恒温状态下保存。徐永光在参观之后，用“惊讶”形容，“如此严格地进行档案管理，投入如此之大，认为在国内基金会中这是第一家。至少我没见过在档案管理上做得那么严谨的。”

雷永胜说，牛根生参观洛克菲勒档案馆，发现我们国家很多找不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比如圆明园全貌照片，联合国寻找资料也会去这里查找。“他说，千年的纸单会说话。”于是，牛根生回国之后要求专门建立一个专业的档案馆，并聘请了专业的档案员。
    牛根生坦言，从最初筹划设立机构到现在的慈善文化交流、项目合作和引进，都得益于赴美考察学习。在老牛基金会创办之前，牛根生开启了第一轮赴美考察、学习之旅，从而为基金会的建立、股权捐赠、资产增值和制度设计提供了方向；在专职做慈善之后，他开启了第一轮赴美考察、学习之旅，这一次则是学习引入具体的项目以及家族如何参与慈善等。

在美国众多家族基金会和个人基金会中，最吸引牛根生的则是已有一百多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样吸引他的还有其传承百年的家族。牛根生之所以让全家人都参与慈善，正是在考察了洛克菲勒家族之后获得的认识。“牛根生确实在带领家族学习西方的一些慈善家族的传统，而且认认真真地在做，像他这样做的，目前中国还是第一个。”徐永光说。

牛根生很早了解到，老洛克菲勒做慈善时，社会有强烈质疑的声音，说是他们家做慈善是为了他们家的生意，用1个亿做慈善，却在生意上赚了10个亿，相当于用公益推进生意。老洛克菲勒一看没办法，只能让儿子做生意，自己做慈善。不过后来社会又质疑老子做慈善是为给儿子做生意做铺垫，凡是老子做过慈善的地方，儿子都去做生意。在质疑中，老洛克菲勒把慈善和生意分离得很远，凡是做慈善的地方不做生意，做生意的地方不做慈善，如此受到社会认可。在这一点上，牛根生做得更彻底。他坚定地表示：“我既然在早些时候选择投身慈善，未来肯定不会再踏足生意。”

据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了解，老洛克菲勒做石油产业时，被称为“强盗爵爷”，他担心死后坟墓被挖而用水泥浇筑。但是在坚持做慈善之后，大家认为既然做慈善了就不再追究以前了。作为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慈善家—卡内基，在声明捐出3亿美元财产时，还严厉地镇压了工人罢工。而中国的慈善家遭遇着类似的声誉问题。“我觉得一个社会接受一个慈善家，其实是很难的。整个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很难接受慈善家，都实行过高的道德标准，鲁迅有一句话就说‘道德吃人’嘛。”王振耀建议，“我们这个民族转向现代慈善的时候，应该过好现代道德关。过好现代道德关，才能理解慈善人。如果过不好现代道德关，还用传统的方法，其实是灭了我们自己，也灭了所有的人。”

目前，牛根生只担任老牛基金会的名誉会长一职，理事长由大自然保护协会大中华及东北亚区总干事长张醒生担任。牛根生说，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发现项目，然后引导落实。让他投入时间比较多的项目，一个是与欧美等国的慈善机构进行的交流与合作，一个就是环境保护和文化教育。之所以关注并聚焦这两个领域，是因为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产生了环境问题，因为过分追求应试教育而产生了教育体系的缺陷问题，即一个是人类的生存问题，一个是中华民族素质问题。关注如此宏大的话题，也曾是老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关注的重点。

牛根生坦言，老牛基金会一直在向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方向努力，希望基金会做到永续发展，做成千年老庙。“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需要国家在法律制度上能给予这样的基金会良好的生存环境；二是基金会资产增值需要更好的经营环境；三是基金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来运营管理。

“老牛式”慈善创新

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牛根生也有自己的“老牛理论”和“牛式创新”。

他发起成立的基金会以“老牛”命名，他提出基金会要致力于“母式基金会”，为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当好“助产士”或“助跑者”。老牛基金会除自身开展的公益项目外，还参与发起了壹基金基金会，创立老牛师大英才培养基金，为呼和浩特市慈善总会捐赠创始基金，支持北师大公益研究院，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共同开发项目，成为众多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的“助产士”。

牛根生还是“基因式慈善模式”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他认为除了“输血式慈善”、“造血式慈善”，还有第三种慈善模式，即“基因式慈善模式”——它着眼于改造“社会基因”(尤其是“文化基因”)，比如把慈善方面的立法研究、制度研究、文化研究等纳入慈善事业的支持范畴。

老牛基金会通过改造“文化基因”来推动社会进步。比如支持北京大学成立慈善、体育与法律研究中心进行立法研究，与壹基金等联合创立北师大公益研究院为公益慈善提供“策源地”等。

老牛基金会管理的“老牛专项基金”也采用了全新的制度设计：股份所有权归“老牛专项基金”，表决权归现任或继任董事长，收益权归“老牛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这既不同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传统制度，也不同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制度，而是开辟了股权设置上的“第三种制度”——所有权、表决权、收益权“三权分设”的创新模式。

家族慈善

牛根生的慈善观不仅影响着老牛基金会，还影响了他的家庭成员。现在，除了女婿从事公务员职业之外，其他家庭成员都参与到了老牛基金会的工作中，包括嫁进门的儿媳。在他的影响、鼓励和支持下，妻子申淑香致力于“老人关怀”，儿子牛奔致力于“环境保护”，儿媳陈霄鹏致力于“文化教育”，女儿牛琼致力于“儿童关怀”。“我觉得世世代代都要做这件事，基金会要永续发展。”牛根生强调。

1982年出生的牛奔，身材魁梧，笑起来之后像极了父亲。与父亲不同的是，他内向，寡言少语，语速缓慢，柔和。他不张扬，在母亲的眼里是个老实的孩子，看上去丝毫不像众多富二代呈现出来的姿态。当牛根生提出捐出股权时，正在大学读书的牛奔说了一句让母亲一直记住的话：反正钱都是你挣的，跟我没关系。留学英国，牛奔原想学广告设计，但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了财会专业。毕业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工作，此后回到呼和浩特进入中国银行工作。他原本想自己做些事情，类似创业，但是最终在父亲的建议下，放下自己的梦想，参与家族慈善。“他父亲影响了他的好多事情，最终还是希望他做慈善。”申淑香说。对于父亲当时的做法，牛奔坦言并不能全部理解，他对慈善的理解尚且有限。直到参与进来，才理解了父亲的用意，以及慈善的专业。

牛根生说，“因为蒙牛的崛起，让我获得了很多光环，这可以说是‘拿得起’；适时地淡出蒙牛，让出这个舞台，可以说是‘放得下’；将个人资产悉数捐出，投身公益，可以说是‘想得开’。我想用这种方式来诠释对儒释道精神的理解。”

                             资料来源：中国慈善家、公益时报、南方都市报、内蒙古新闻网、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