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哈佛大学28任校长中第一位女性校长

哈佛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位非哈佛毕业的校长

1968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布尔茅尔女子学院

1971年和1975年分别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美国内战史方面的专家

习近平两次接见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在弗吉尼亚州雪伦多亚河谷的一个农场里长大，在家里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也是唯一的女儿。母亲没上过大学，她期望小德鲁能“女承母业”，成为一名合格的贤妻良母。可是，“淑女”这个词儿在福斯特儿时便显得意味深长——它意味着女孩子要温文尔雅、安分守己。这让福斯特受到了远远多于哥哥和弟弟们的限制，比如，哥哥在晚上还可以开车出去，母亲却从来不允许她的宝贝女儿开车。她常说：“宝贝儿，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你越早明白这一点，将来的日子就会过得越幸福。”

践行人文教育，引导年轻人探寻人生意义

儿时的成长环境让福斯特充分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男尊女卑和不同肤色之间的严格界限——内心的感受让她想要勇敢地把这些不公说出来。她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一位独立自主、倡导人文关怀的学者；一位带领哈佛大学应对挑战、不断进取的领路人。也正因如此，她无法成为母亲所期望的 “贤妻良母”。

就任校长之后，福斯特带领哈佛大学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包括增加教育和科研资助、推动国际交流、倡导可持续发展、促进跨学科、跨部门合作、与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创建大规模开放在线课堂平台edX。在她对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进行了《致哈佛大学08届毕业生的演讲》，激励年轻人寻找“生活的意义”。

哈佛是一所备受瞩目、尊崇的学校，很多毕业生顺理成章地去了华尔街，从事金融、咨询行业和投资银行领域的工作。高额的薪水、难以拒绝的招聘单位、与朋友一起在纽约工作并享受生活、以及工作本身的趣味——有很多种理由可以解释这些年轻人的选择。但是，还是有不少年轻人问校长，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样的人生路？

除了给出答案，福斯特更关心学生们为什么问这些问题。如果金融行业的确是“理性的选择”，那他们为什么还是不停地问这个问题呢？也许是“名校毕业生”的身份让他们不得不努力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福斯特却不愿看到这些年轻人因为思维定式而违背本心。

这些即将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已经进入价值观的形成期、人生意义的选择期，是他们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她让学生们明白，人生需要取舍，工作、职业、考研，无论选择哪一个方向，都意味着要放弃其它选项。人生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有得有失，他们的问题在于如何取舍。此时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金融业、华尔街和“招聘”仿佛成了左右为难的代名词，最终的抉择远比选择一条职业道路更加宽广和深刻。

其实，每个年轻人在离开校园之后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也许区别只在于有些人及时思考，而有些人宁可选择“忽略”。当有的年轻人在“为美国而教”进修两年以后，开始考虑是继续从事教育行业还是转行的时候，恰恰说明了他们对自己人生的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于他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福斯特认为，人们所受的教育不应仅仅是让他们自己生活的舒适和满足，更要为世界创造价值。

她教会年轻人关注自己的生活，并时常反思，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生活、怎样才会对社会有用。这些，正是人文教育的宝贵价值——它教会人们自我分析和评判，从容把握自己的人生，并掌控其发展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才是名副其实的Iiberare（自由），赋予人们开展行动、发现事物的意义和做出选择的能力。

《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作为历史学家，福斯特对美国内战期间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存留在记忆中不能抹去，战争和死亡对此后国家及社会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她将目光聚焦在作为战争主体的普通人，以她杰出的分析与描述才能，探究了北部与南部美国民众如何应对这一最具毁灭性的经历。他们如何面对杀戮和死亡，如何埋葬死难者，如何哀悼与纪念，如何帮助死难者的家人？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那些幸存者？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内战中死亡之工作的书。它试图描述，在1861年至1865年期间以及战后几十年中，美国人是如何担负起这一历史尚未充分理解或认知的工作。人类并不只是死亡被动的受害者。即便他们是死者，他们也是参与者；他们为死亡作准备，想象死亡，涉险死亡，忍受死亡，也试图去理解死亡。而如果他们是幸存者，他们就必须适应因自己存活与他人死亡而出现的新身份。死亡的存在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触及了内战时期美国人关于“我是谁”的最基本认知，因为死亡所带来的生命终结和形体异变之威胁，不可避免地激发起人们的自我审视与自我定义。本书以个人之面对死亡与杀戮为开端，探索了在这个拥有着共同苦难的辽阔共和国，那些经历是如何改变了社会、文化和政治。

死亡所带来的变化，一些是社会层面的，例如妻子变为了遗孀，孩子沦为了孤儿；一些是政治层面的，例如黑人士兵希望通过他们的甘愿赴死与乐于杀敌来赢得公民身份与平等；还有一些则是哲学与精神层面的，例如大屠杀迫使美国人探寻战争浩劫的意义，并对它做出诠释。每一场死亡，都包含着19 世纪基督教的言辞与话语所描述的“剧变”，亦即从今生到死后命运的转变。死后世界的存在与性质问题，是信教者与不信教者都关注的古老话题。对那些焦虑于自己死亡的士兵以及揣测亡者命运的亲属而言，这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便精神与灵魂真的不朽，有关肉体的问题仍令人烦恼。对于那些目睹了这场战争使人身首异处、面目全非的美国人来说，肉体会在“最后审判”那天复活与归位的传统观念愈益令人难以置信。去过战地医院的人，几乎总会惊恐地谈论军医手术台旁成堆的四肢——这些四肢被医生从它们曾经归属的身体上切割下来，已不再是人们身体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变成了令人作呕的物体。人们似乎无法确认这些胳膊与腿的主人，也无法将它们复原，就像那数万身体与姓名相分离的失踪者一样。肉体与寄居其中的人类自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同那些伤者一样被彻底粉碎了。

来源：灼见（ID：penetratingview）  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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