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镖|境外NGO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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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镖|境外NGO何去何从?
提要
境外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长期在多方面展开合作,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多元的理念、有益的经验和专业水准,其正面作用不容抹杀。政策层面不大可能出现全面倒退,境外组织也应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撤出潮。

现 状

2016、17年出台,涉及境外NGO的法律文件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和临时活动备案办事指南》《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领域和项目目录、业务主管单位名录(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那么三部法律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管理层面:登记管理机关是公安部门,业务主管单位是政府各部门。NGO要做的就两条:一是代表机构登记,二是临时活动备案。

至今为止,法律实施的效果如何呢?全国范围内,原本没有合法身份,新法出台后成功申请到的合法身份的NGO尚无一例。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共有31家境外NGO依法在公安机关登记成功,31家中21家是原民政部管理的境外组织,另10家为原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均为平移过来的,没有新增的案例;境外组织临时活动备案成功的也没有耳闻。

据报道,境外组织在国内活跃的有1万家左右,其中美国的2000家左右位居首位,其次是香港,活动涉及20多个领域,资金规模逐年增加。随着对外开放的力度的加大,国际合作逐步加强的趋势,本应不会改变,那么境外NGO的身份认证为什么反而这么少,反而成了问题?难道与趋势背道而驰吗?这其中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呢?

障 碍

障碍,作为不同角色分别来说就是各有各的难处,体现在事理上就是技术程序设计的繁琐,所谓的坑太多。

一、政府部门责任分散,各部门职责有限。登记关口是明确的,就是省级以上公安部门。但业务主管部门就太复杂了。九大领域、50个子领域、192个项目、46个部门单位。其中仅民政一家,涉及到的职能部门就包括救助、福利、社会、灾害等多口。如果一家组织把业务主管单位的申请要递到主管社会救助的处室,是否就能承担起来呢?显然不是的。一是社会组织的活动往往跨领域跨部门,主动承担起来做为业务主管的责任,往往跟职能处室的法定权限有矛盾,这里边的风险是,不在我管理范围的其他领域,我怎么管?作为民政内部分工尚且如此,作为明显跨领域的不同的委办局,谁还能主动请缨吗?还有就是政治风险也是政府部门领导不得不考虑的,往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二、境外NGO的担心,如果登记备案的问题解决了,主要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或者资助营利性活动、政治活动,不得非法从事或者资助宗教活动,也不得开展募集资金的活动。问题在于,政治活动的范畴包括什么没有明确的解释,比如,从事教育平权、男女平等、法律援助、文化交流等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界限在哪里?这个筐是不是太大了?非法宗教活动也是同样的问题。境外组织担心的更多的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敏感度问题,他们从事的活动需要评估哪些是政府不敏感、敏感、过度敏感的;有某组织负责人表示:即便是从事不过敏的救助,也找不到被法律保护的感觉。

出 路

出路在于改革,其实等于没说。

大趋势讲境外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长期在多方面展开合作,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多元的理念、有益的经验和专业水准,其正面作用不容抹杀。政策层面不大可能出现全面倒退,境外组织也应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撤出潮,从我的日常接触来看,大家都在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些技术上、程序上问题的解决,迟早也会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

具体建议如下,仅供各方参考:

业务主管单位的问题,可否由公安部门根据组织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定。这样理顺了,解决业务主管单位找不到,没人当的尴尬局面。

政府各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不应在分散管理职责,应该通过成立综合部门的方式,一口对外,作为境外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要明确其职责、地位和作用。主管部门要做的,一方面是管理,需要专业人才;一方面是协作,需要沟通协调;还有一方面是服务,为NGO提供必要的支持。

由全国人大进行释法,对一些模糊地带,给出尽量明确的说法,减少境外组织的违法风险。

很简单,出路就在于各方一起努力,共同呼吁,群策群力。

对境外NGO来讲,无论是走是留,其实都是合理的。有一句话倒是可以送给他们: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舒云卷。

来源:第三部门思想汇(ID:dsbmsxh)  作者:黄金镖   编辑:刘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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