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商业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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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商业向善
提要
现在推进商业向善的关键就是要行动起来,不论是做影响力投资还是升级企业CSR,推动创办社会企业还是做战略慈善,我们来行动就好了。量力而为,贵在持久,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要坚守诚信,凭良心做人,让大家向光而行。

李昕: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圆桌论坛的嘉宾上台!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助理院长傅昌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何日生

华大集团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朱岩梅

李昕:我们这一节重磅讨论将有三位企业家、两位学者参与。他们将从宏观到微观,理论到实践和大家一起分享商业如何向善,以及我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开始做。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朱岩梅女士,华大基因是研究人类基因的高科技公司,您自己和华大是如何实现商业向善的?

朱岩梅:华大集团本质上就是社会企业,最初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生。在产品和服务的选择上,首先考虑是否有科学基础、技术上是否可行,然后是社会是否需要,有什么痛点需要我解决,第三还要考虑经济上是否可持续。比如说儿童天赋基因检测,华大不会提供这样的项目,甚至离开华大创业的伙伴也还没有,因为没有足够的科学基础;其次是社会是否急迫需要,市场上也有很多公司做祖源分析类的产品,但华大认为百姓更加急迫需要的是出生缺陷检测,是为肿瘤患者找到个体化治疗的方法和药物。生死时速,华大就优先选择做这些疾病。这就是华大的业务逻辑。

李昕:我想听一下您个人的经历,您自己原来是做投行、研究的,最后又来到了企业从事向善。

朱岩梅:我做过五年投行,觉得为钱工作不是特别有劲,于是去读了博士,并留在同济老师。当我认识华大后,我惊讶有这么一群民间人士,他们做了那么多本该体制内人做的事情,发了那么多大学都发不出的高水平论文,所以七年前义无反顾加入华大。

这些年我收获了很多,从原来的金融行业,帮助企业上市,到进入“象牙塔”教书育人,再到一个共益组织,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还意外地从过去一个完全没有运动的人变成了国家一级运动员。上午听共益组织(B型企业,BCorps)真的打到了我的心。不要总说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用“非”无法定义你是谁,我们应该就叫“共益组织”。华大的母公司就是这样的共益组织。民营机构可以自主决策,而且在一个全新的科技领域,通过疾病检测可以帮到很多人。我觉得我们正在路上,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企业去做B型企业。商业向善,科技向善,我们愿意走在前面。

李昕:讲得非常好,我们希望把个人的改变融入到对社会的改变中。下面我想请何先生,我尊敬的前辈来谈一谈。何先生是原来台湾最著名的新闻人之一,后来转型到善经济做研究。您是怎么定义善经济的?您身边的企业家有没有符合这一标准的?

何日生:讲到经济的善,大概18世纪是资本主义发轫的时期,那个时期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观察到当时的商业情况,18世纪中叶的欧洲宗教在对立,国家在对立,伊斯兰和基督教在对立,惟独不对立是商业。在商场上,只要大家公平交易,商业容纳了每一个人。大家回去以后各自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但是在商场上大家都是公平的。那时候商业领域是世界最大的善。难怪亚当史密斯会说「利己就是利他」。

但利己的结果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极大的贫富不均,才有了卡尔.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后的韦伯提出资本家的神圣使命,赋予资本家社会责任。熊彼得则认为不是资本家掌握这个世界,而是官僚体制,这就是斯大林的专政主义或者华尔街专业经理人专政的一个时期,熊彼得有时代预言的准确性。奥地利的海耶克提出自由经济,政府要管的少。凯因斯则认为政府的介入与计划经济才是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均富的良方。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扩大内需挽救当年的大萧条,乃至台湾和大陆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概念下崛起的。到了1970年代哈佛大学的哲学家丹尼.贝尔(Danial Belle)提出未来的世界是利他,是一群怀抱理想的人创造许多的企业和机构改变这个世界,那就是NGO的崛起。

我提出「善经济」的概念,其实是我在进入慈济之后,看到很多企业家在从事慈善以后,生命改变了,他们从利己开始变成利他。利他以后,用价值、用信念引导员工,因而强化了企业内部的人文,也创造企业的社会品牌。我问过很多投入慈济的善企业的典范,我说进入慈善以后他改变了什么?他说我把所有不好的生意都统统停掉了。那我问他,这十多年来,你的生意是变差?还是变好了?他说这十多年来,财富成长数十倍。所以向善以后,其实是以善致富,利他才是更好的利己,利众才能利润。

刚刚几位包括郭总裁讲的,我们企业不是创造社会问题、制造环境问题,然后再从公益去弥补,这不是源头的善,商业的善是源头的善,今天的商业向善,不管是徐老师、马总裁,办这个论坛,就是要倡议商业用利他的精神,用爱和善打造常青永续的企业。

李昕:接下来有请傅昌波院长。刚刚何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了全球善经济的脉络,在中国的语境下您怎么看待这一议题呢?根据您的观察,这些善财领袖身上有什么共同的特质?

傅昌波:善财领袖的特点,从坐在那边的郭美玲女士身上就可以看出来。我很高兴看到今天的会场有五位嘉宾和国际公益学院有关系,何日生是学院的教授,郭美玲女士前不久见了比尔.盖茨先生后成为了学院的学员,在座的永光老师也是我们的教授,雷永胜先生是学院董事会的成员。国际公益学院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培养善财精英,学院的几位创始人有全球16年首富加首善的比尔?盖茨先生,有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集团创始人瑞?达利欧先生,有全身心投身慈善的企业家牛根生先生等。善财领袖们首先商业上很成功,同时对社会发展有强烈的责任感。比如瑞?达利欧,他已多次对美国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多次提出过批评。我觉得国际公益学院的GPL学员们的共同点有几条:第一是商业上已经比较成功,但他们希望能够超越成功,不是成功就可以了,而是要变成伟大,或者是要寻找一个更有意义的事业,让生意具有价值,让财富具有灵魂;第二是希望能够有良好的家族传承,能够超越此生。实际上,我们传统文化中有关家族传承有一整套制度,有族产、丁口、族谱、祖坟、辈分等制度,可惜很多现在都没有了;第三是超越小家,善财领袖不会单单看自己的小公司,而是要同时考虑社区、城市、国家、星球,甚至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最后一条,他们都是乐天行动派,他们不会坐而论道,而是通过商业向善的实践或战略慈善的实践,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李昕:谢谢傅院长的精彩介绍!刚刚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讲到了商业向善的例子,以及商业向善应当怎样去做。现在,我想把一些基础性的东西继续拿来和大家探讨。对企业家来说,向善如何才能达成共识?以及,什么样的企业家达到怎样的标准,我们才能称其为“社会企业家”?

何日生:企业是创造的意思,对社会有正向贡献的实践者,在任何一个机构里都是一个社会企业,一个社会企业完成了善企业的核心就是利他,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观点,利他是要从同理开始,利他最后是能够利己的,能够优势存在的物种是互助利他的物种,人类在互助当中成为了今天很重要的一种存在,中国的哲学从古以来就是不断地融合象征,所以才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各位可以看到阿里巴巴在全世界很成功,哈佛给他写了一百多页的演讲,所有的力量在一起能够承起它,它基本上是中国龙文化的显现,当然合合互利必须有利于社会,否则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当我们在谈善经济,合合和利他是很重要的概念。

李昕:既有个人价值也有组织能力,除了微观层面,从宏观——政府角度和制度角度,应当怎样促使企业家做出向善的行为?

傅昌波:论坛的闭幕环节,今天这么大的场子还有这么多人,都在跟永光老师一起关注商业向善这一主题,这一屋子的人太棒了!我在学院负责善财教育,我们有面向创一代的全球善财领袖计划,有面向家族二代的青年创变者项目。我认为,在中国考虑企业家精神,应该有更高的愿景和使命。法国的马克龙总统前一段时间发表了一个演讲,标题是“西方的霸权或许已经终结”,他讲的是整个欧洲从法国到英国,他们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失去了想象力,他认为西方霸权如果终结的话,不是军事的衰落,也不是政治的衰落,而是文化的衰落。何日生先生刚刚给我们回顾了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以美国为代表的纯粹市场经济,还是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干预,即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的理论。我觉得中国40年的快速平稳发展证明,政府之手是有效的。当然,我并不认同我们这样的制度就完美了,甚至可以引领全球了。中国除了提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还有提出来的共建、共治、共享,在这样的时代,中国企业家更有基础和条件,运用科技的颠覆带来产业形态的改变,直接进入像前不久181位CEO声明的“对所有利益相关方”新商业探索。我向我们中国更有条件做这样的探索,如果真的能探索出来一整套新体系,不单是经济体系,而是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体系包括理论体系、政治体系,更要命的是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不改,所谓的投资向善就很难实现。我想中国企业家未来可以推动全球新商业文明方面起更大的引领作用。

李昕:大家对科技能力没有怀疑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守住伦理的边界?基因是现在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我想听听朱总的看法。

朱岩梅:德鲁克说过,企业的发展其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作恶”。谷歌因为“不作恶”(donotbeevil)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学习,但这只是企业的1.0版;第二阶段,也就是企业的2.0版是先赚钱再捐钱,英文是dowelltodogood,也就是企业先赚很多钱,然后再去捐款。美国就是因为产生了很多基金会,也催生职业经理人制度,这样产业可以传承。企业的第三个阶段,就是dowellbydoinggood,通俗而言就是“先行善再赚钱”。滴滴、美团、Airb&b等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社会痛点而生,可以说都是企业的3.0版,即社会企业。

对于科技企业尤其需要如此。五年前我曾经访问奇点大学,生物系主任在讲课时专门提到华大的案例,他认为华大的低成本测序技术和平台将给世界打开一扇门,门背后有一个渔夫的瓶子。我希望瓶子里面出来的是天使而非魔鬼。生物技术将来一定会像IT技术一样,改变整个世界。科技企业的向善非常重要。

推动新技术应用,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市场是失灵的,政策也未必跟得上,因为政策决策者未必听得懂,因此也会遇到“政府失灵”,这时候怎么办?我想到混沌大学李善友老师讲的“第二曲线创新”。深圳就是中国的“第二曲线创新”,从当时计划经济的背景下,画出了一个小渔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样板,带动中国长出了“第二曲线”。那么下一个“第二曲线”在哪里?我觉得应该是商业向善、共益组织。阿里的愿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是商业向善、价值观驱动的成功典范,腾讯也提出了“科技向善”。我觉得中国真的到了这个时候,无论企业体量大小,有这么一群人不约而同,一起号召大家向光而行,寻找到下一个曲线。中国的“和合”文化就是共赢,今天川普“有我没你”的做法就不是共赢,而习大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本意就是让全球成为一个“共益组织”。这将是中国最大的荣耀、机会和责任。

李昕:由于我们时间有限,在结束今天精彩的讨论之前,我想请每一位嘉宾用一句话或一个词给那些想向善的企业家提一个建议,或一个提醒。

傅昌波:现在推进商业向善的关键就是要行动起来,不论是做影响力投资还是升级企业CSR,推动创办社会企业还是做战略慈善,我们来行动就好了。一个建议是,欢迎来国际公益学院看看。

何日生:我们看到的宇宙是人类所能看见的宇宙,有多种宇宙看不到,善企业是以信念为核心,追求好的信念为核心,就像乔布斯说的一生的信念就是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把机械和美结合,把科技和人性结合,我们善企业要创造更多的典范,这个世界才会真正走向商业向善。

朱岩梅:企业如果不选择向善,将不会有人加入你。你会成为光杆司令。 

李昕:感谢几位嘉宾!   

主持人:为期三天的年会即将结束了,我们共同见证了这一领域过去一年国内的发展和活力趋势,到此思想交流盛会就落幕了,但未来即将开启,徐永光老师创建了社企论坛,这些机构见证陪伴了社企论坛的支持和发展,值此论坛五周年之际对于这17家机构致以有种的谢意!接下来有请17家机构代表上台!

接下来有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徐永光、马翔宇上台为17家代表颁发感谢授牌!我们要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授牌仪式)

感谢17家代表为社企论坛做出的卓越贡献,谢谢!

社企论坛的发展需要得到更多的战略发展方向的合作伙伴的助力加持,大家整合资源优势互补,今天我们将见证社企论坛与创业邦的战略合作,有请创业邦投资战略总监余婷、马翔宇,希望未来两家机构携手共创!谢谢!

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已经进入中国12年,有一部分人参与社会变化,他们活跃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等城市,他们爱思考,他们是青年意见领袖和社会创新的代言人,从2019年成都开始,社企论坛启动城市合伙人计划,首个城市合伙人授予爱思青年,有请老牛基金会理事长、社企论坛理事雷永胜为爱思青年颁奖!

2019年影响力投资签约仪式将有来自4家投资机构和8家投资标的的代表参加签约,总签约金额达到1.1670亿元,我们有请第一组签约机构和签约标的机构。

(签约仪式)

接下来有请第二组签约机构和签约标的机构上台!

(签约仪式)

下面有请第三组签约代表上台!

(签约仪式)

编辑刘佳雨

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2019年会:“科技赋能、资本助力、商业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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