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五:社会企业发展与区域创新实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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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五:社会企业发展与区域创新实践(下)
提要
社会企业的发展有赖于一个开放、包容和多元性的生态圈。它的构建需要政府、投资者、基金会、商界的多方主体参与,以此来为社会企业提供能力建设、金融支持、品牌传播等所需支持。

以下内容来自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2019年会上分论坛速记稿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主持人:服务平台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推动除了政府政策之外,不管是银行、金融、学术、企业一起来加入,把我们行业的支持建立起来,所以接下来有请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北伟分享!

李北伟:谢谢大家!今天上午的嘉宾演讲可以简化成三个字“点线面”,我给大家讲的是億方作为一个点是怎么做的工作,为什么做,做了什么。

我们2013年成立资助型基金会,我们的价值观是人本、专业、创新、前瞻,我们的业务范围是公益研究资助和社会企业投资,愿景是基于民间智慧行动,创建公平美好的社会,使命是关注公益研究与社会企业,支持民间公益组织。

我们有两个基金会,一个是振豫教育基金会和億方公益基金会,我们正在开展用河南的儿童之家培养0到3岁早期养育,我们内部的领导力是保持民主决策的流程,形成真正的平等文化。同时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具体到社会体制方面,社会研究资助方面可以想象成上层建筑。我想说一下社会企业研究方面,我们资助了全球的政策支持,有社企研究体系、影响力投资、认证标准,还有一个是中日韩社企发展比较,今年年底会出三本关于这方面的成果和书籍,还有影响力投资专著,以及中日韩社企研究比较,还有一个是一个老师谈的社会企业的存量改进。中间是已经分享的能够不断地迭代。

什么是社企?是对市场失灵和公益失灵的双重反思,借用韩国嘉宾说的,我们市场失灵出现了公益,公益失灵我们想创新性用社会企业,利用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本来创造价值。

这是现在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五个力量,我们億方没有进行公众认知部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昨天GSG的CEO提到了,他用了方法论以后,基本上都提到了这五个,学者共识算是社会企业元年,下一步就是影响力评估,GSG在和哈佛大学研究影响力评估,我希望能够和美国的基金会展开对话,在现阶段中国学者参与能够有中国的元素。在这几个方面正在快速推动中国的变革,这是地域分布的政府发展,由于北京现在做了,而且北京有一点类似于双系统,我估计北京会加速社企的应用进程。

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和标杆,推动这个事情的发展,做一个小的麻雀。我们投资早期项目、股权投资、税前利润捐赠、参与董事会助理。这是典型的投资做法,看赛道、赛车和赛车手,具体的框架是这样,特别强调透明。社会属性怎么看?看是不是真正的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紧急性怎么样,另外有没有意愿做捐赠。

怎么看管理团队,它是否有商业的能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的团队应该一起。

主持人:谢谢!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基金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理念,刚刚袁老师从学术数据的角度来分析,下面有请来自于上海深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张红岩先生来分享他的经验!

张红岩:谢谢!听了六位嘉宾的分享,讲的东西越来越下沉到地面。刚刚北伟谈的更多是我们怎么选人,从现在开始把这个话题从我们到你们,我们做所有事情的根基在哪,根基是社会企业,今天更多是基于社会企业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作为投资人孵化器运营者,我们如何通过他们的需求出发,提供合适的孵化服务。

既然来到成都,这个地方对我意义深远,2009年从成都正式开始了社会企业的孵化服务投资服务,当年第一个项目就是羌绣,羌绣这个项目有深远的意义,和时间点有关系,它其实是赈灾扶贫的项目,这个项目鼓励羌族妇女拿起手中的针线,通过做事情来实现脱贫,而不是等待捐赠。作为一开始的孵化者,我们提供为期一年的孵化服务。一年的时间,帮助社企项目完成了几千万的收入。还有一个本地的项目,帮助国际的社企,为无电地区的人设计可支付的太阳能灯,那个时候帮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在哪里,从前期战略制订,到后期的试点当地政府在内的各个机构一起做这个事情,帮助四川凉山州每户所有23000户无电的居民实现了有灯。

我们的社企是谁?我们过去十年做社企服务,我们共同在中国的社企的领域里做了很多的尝试,从最开始的羌绣这样深入结队的例子,包括近期我们在成都做的快速诊断社企服务,以及我们曾经投资过的六家社企,以及帮助两个开发银行在山西、内蒙提供了2亿美元资金的支持。

做了那么多年的工作,十年的关口,有几个问题,曾经对我们孵化过的社会企业,如今在哪里?对于孵化者,我们要考虑是否真的能做到有心插柳流成活。社会企业的孵化者,什么是可以帮的,什么是不可以帮的。

十年前,更多社企处于0-1阶段,今天更多处于1-10的阶段。目前三大城市认证的社会企业超过两百家,在民非、农业领域里有20万企业,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十年前更多需要理念和启动资金,今天更多的社会企业需要更多的规模化资源。十年前更多社会企业需要启蒙老师,今天更多是需要对接的是投资人和孵化器,十年前孵化器需要对接政府和社会认可,今天社企更多是需要市场,到底市场是否接受我的产品,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作为投资人,什么是我们帮得了的?首先是钱,从需要钱的角度来说,三个阶段需要的钱不一样,去年在黑龙江做了一个项目,钱是最容易提供的支持,同时也是最容易失败的支持,我们筛选了一家做电机的企业,目的是贷款6000万,从单一的零件业务变成整机整合业务,这是战略转移,这意味着传统的客户变成竞争的对手,竞争问题考虑过没有?这就提醒大家,需要钱是表面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合理的战略体系支撑,这就是对钱很不负责任。如何搭建社会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如何讲清影响力的效果和故事。1到10更多是市场驱动的“企”字战略,10到100是运营类战略,股价型顾问。领袖,对它的启蒙、嬉闹,帮助他建立战略蓝图,这都是给我们帮助的。

什么是我们帮不了的。资源可以引入,但无法去管理,一个人可以帮,但是一个团队是帮不了的,不能帮的是每个领袖的天花板,这是天生的造化,也是后天的努力。

谢谢!

主持人:下面有请来自深圳爱乡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汤敏。

汤敏:一年前我做了一家互联网平台爱心宝,我今天的题目是“善治是最大的公益”,不管是保护古村落还是搭建互联网平台,我们一直坚定一个原则,以当地群众为主体的共建,实际上是他们做事情,我们为他们找钱,找资源。我们虽然没有资金资源,但有全国几十万志愿者,包括几千处古文物单位,到今天组建了两个农村的社区平台。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数字,其实我们的维稳成本大概是GDP的4%,而我们的社会保障也就是2%、3%,为什么不去减少政府内耗的成本,把这些钱节约下来,可以激活群众社区自治,爱乡宝就是如何通过互联网构建起共建、共制、共享的生态。

善治是最大的公益,老百姓为什么要跟你共建,哪些切口老百姓参与共建?我所理解的共建,修路、桥、教育容易共建吗?不容易,在中国修祠堂、修亦庄、学校最容易共建,所以我的抓手就是搞这些,他们修祠堂、修村史馆,让老百姓组织起来自己互帮互助,自己组织起来锻炼身体,自己组织起来打扫垃圾,不与现有的利益格局发生任何冲突。熟人共同体之间的互帮互助和互惠,把这三个板块互联网化。爱乡保,乡亲互助平台,其实和农村相关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出发,客观地说,农村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大家都比较关注城区,如果农村不搞好,城区是非常危险的,和农村相关的人,我统计了一下不少于10亿人,祖上三代都有农村基因。

我们做了三件事情,首先是公益众筹,完成共建,通过公益众筹完成文化共建,第二是互联网端的乡村公益基金完成乡村社会共治,第三个是乡村社区电商,由走出去的儿孙吃老头老太太的东西,马云讲他的成功是因为他非常理解妇女,因为妇女要帮丈夫、父母、子女买东西,指望农村自己消费升级是非常难的。这是村庄内部的人自发筹款,要修文物,但凡看到破败的文物都可以找我。最后激活了社区文化认同,形成了共治的基础,为什么农村的共治这么难呢?就是因为人心散了,乡村振兴不起来,这样的板块给每个村庄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基金,这就是由外面走出去的儿孙每个月捐50块,让你月捐给公益项目有动力还是月捐给老家有动力?他们开展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将会消解巨大的社会企业服务负担,以及社会组织的负担,让所有的社会服务化解在基层,让基层自主服务,那个时候成本又低,他们自己很多样化的服务生态就出现了,每个村庄能筹二三十万,中国有60多万村庄,这个体量是上千亿的社会自助服务体量,还有老头在里面卖腊肉。我们做了一个乡村电商,前两个板块收入非常微薄,让城市人买到农村的好东西,这也是一个公益,过去用传统的电商逻辑是一个陌生的体系,而这个熟人的电商吃我大伯家的腊肉给多少钱是交情,不给钱也是交情,我们有很多的案例,成为了明星村,目前总书记去的几个村里也在我手里进行操作,我们现在要推动乡村治理,我们一起来探索一条通过善治来化解社会问题。谢谢!

主持人:谢谢!我们和汤敏老师认识了非常久,一直在沟通,社区对企业来说是社区型社会企业,但对于农村来说,这么广大的地方,社会企业怎么参与其中,这是我们和各界专家进行沟通,希望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社会企业在乡村的建设过程。

下面进入到第三个圆桌论坛的环节,我们有请几位嘉宾就社会企业可持续生态圈构建发表自己的想法,这次我们邀请到了李彬老师、冯天丽老师、李健超先生、杨世英、邝宁先生。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圆桌环节,

李彬:我想从英国一个区的社会公共孵化器的案例来给演示一下。

这个是他设计的一个通过公共创新的孵化器来改变他所在的社区的一个图,第一步是举行很多小型会议搜集当地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而不是项目团队来策划,第二步是主持一些工作坊间对话,把这个工作的问题转化成一个共同的挑战,第三步是大家一起合作探讨可行的方法,第四步是成立实验的方案,它的目的是投入到市场,投入到社区当中实验可行性,产生一些新的方案,最后达到系统性的变化,这是一个设计思维的流程图,这是设计方案和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区,国内的嘉宾都分享了关于政策方面对于处理社会企业的导向,其实刚刚袁老师也讲了英国是和中国比较类似,它的政府参与比较多,美国是以资本参与比较多,另外还有案例在美国在地影响投资,在湾区是非常好的案例。 

谢谢!

主持人:谢谢李彬老师的分享,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系统性思考,我们可能不能直接应用,在我们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做机构、战略方面有很重要的思考性作用,这是一个“道”,不仅是方法论问题,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和理念,现在有请冯天丽老师。 

冯天丽: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刚刚李彬老师提到了这么大的系统最后才能实现系统化变化,其实是需要所有的人在生态圈里,需要每一个利益相关方参与需要大家行动,在这个生态圈,我们的政府倡导、企业家参与、企业的参与,金融机构资本的参与,公众的参与,包括媒体、学界我自己本人是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老师,我从一个教育机构、研究机构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生态圈,怎么做一些贡献,从我本人自己的工作来说,我们有一个慈善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有一些研究生,我上两门课,一个是商业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另外一个是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这个研究中心成立目的是要培养人才,这样的生态圈非常重要的是需要一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在政府倡导下,在大家的帮助下成长起来,在我的课堂中,我会讲到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怎么做这样的社会创新,实际上也会讲四个课时,现在有很多公司在内部创业的时候可以从社会企业的角度思考,希望培养更多的社会企业家,包括本科生,植入这样一个种子,因为本科的层面是电子科技大各个专业的学生,他们也许不一定从事公益慈善,希望可以植入一颗关注社会的心,让他们做技术研发,如果没有温度,负面的影响会非常大,让他们有一颗有温度的心去关注社会。

昨天长江商学院的院长也说了,全国高校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企业,培养越来越多的人才,企业家的培养和学生的培养,我们会培养研究生、博士生,从研究的层面上可以和政府作一些探讨,促进这样的政策发展,从学界教育界的角度,我们更多地是倡导培训,提供更多的人才,谢谢!

主持人:冯老师提到了人才培养问题,我们也希望以成都为基地,以电子科技大为核心,能够在成都有这样一个对社会企业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高地,这是希望努力的目标。下面有请上海的复恩李健超律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对社会企业可持续生态圈法律方面的分享。

李健超:从法律层面探讨社会企业,有很多人想到社会企业马上就想到什么是社会企业,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刚刚各位从认证各方面来说,从法律来说,社会企业归根是企业,刚刚说的各种认证,通过政府合作、第三方独立机构自己规定的一套认证机构,并非是社会企业的组织形式,回归到法律,根据民法总则,所有的企业应该是盈利性法人,也就是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我这个单位主要服务对象,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根本的区别就是盈利,归根到底你们是企业,你们是盈利的,作为一个公益事业最好的一点就是你们有造血能力,这就是与社会组织的根本区别,这也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包括基金会、民非考虑的共升的环境,这是一个大的环境生态圈,我们希望不仅是输血,更多是造血,自己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上,你是盈利机构可以盈利,利润分配可以有一定的限制,这完全是在章程里,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怎么玩都可以,既然是社会企业,你们能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过程中,同时也可以保证个人的生活,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模式,这也是我们比较支持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现在纵观很多公益圈,很多外界误认为你做公益就应该拿钱,作为优秀人才更希望投身于公益事业,包括社企、民非,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回归到第二个问题,从法律的角度,社会企业有什么好处,刚刚袁教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公益性,我觉得这是切齿的问题。

为什么要做社会企业呢?最大的原因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这也是最主要的,如果是社会企业有什么优惠,成都已经促进了法案,已经明文写出,在注册的时候名字可以有一些优惠,还有你可以用共享的办公室,其他注册可能就不能共享办公室,还有税务优惠等等,回归到现实的例子,阿里请了这么多残障人士,根据他们今年的公益报告有17万,这17万人不仅仅是为他带来了这么多营收的利益,同时请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时,在企业所得税有100%的加计扣除,还有残障人士社会保障金,这部分的税收优惠,也是为什么提倡大家的企业去从事公益,我觉得尽管有一些地区没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关键是你们要找到相应的连接点,像刚刚所说的残障人士或者是购买无污染的器械,不是说我们没有优惠政策就不在这个地区干,更关键是打好自己手上的牌,看看自己手上的税务局有没有相关优惠,我相信前景是美好的,政策推上去应该是对这个社会企业更加有利的,谢谢!

主持人:包括我们在成都也做了很多创新,在市场监管局的支持下,在成都认证的社会企业可以做章程备案,这在全国是首创的。社会企业虽然是一个新主体,但是在法律地位上一定要明确下来,区别于传统的企业盈利性质之外如何把我们对社会公益的付出,通过章程确定下来,这样各区各地的政府,才有可能对社会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服务、帮助,这是作为今天的主题要搞清楚的。除了法物之外,除了组织架构之外,其实很重要的指标是财务的问题,财务问题是我们在做社会企业认证中非常需要补的课,因为财务不清晰透明,无论是得到政府的支持还是影响力投资,还是内部运营管理,没有财务现行保障,那么社会企业很难走得长远,我们希望未来在认证过程中会出台一些手册,告诉大家社会企业在法物和财务上有什么标准型要求。接下来有请工蚁坊的杨世英老师来分享一下财务的信息。

杨世英:社会企业和公益机构的区别是什么,是可以盈利,社会企业和一般的企业区别是什么,它的盈利怎么分配,因为社会企业不是一个组织架构,是一个名称,刚刚从法务的角度讲到了,在宗旨里会规定做社会企业需要做什么,我们服务于什么。是不是可以分红,如果可以的话,哪一部分可以分,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分,哪部分不可以,在自己的章程里需要约定,相关财务人员也在讨论社会企业可不可以分红,如果可以要怎么界定,它可能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社会企业其实是可以拿到一些社会捐赠的,这部分收支需要很清晰,这部分盈余不可以分红,之后肯定要投入到所服务的那个领域可持续发展上,除此之外,就是收入的组成,可能30%是可盈利的部分收入,其实在这个部分,他应该是可以来分红的,还有一点,我们刚刚讲到了成都出台了一些社会企业相关的条例,也会有一些相应的税收优惠,其实享受优惠的范围内不可以分红,除此之外,在他不享受任何优惠条件或者相关的优惠政策之外所得的盈利部分,按道理来说可以分红。还有一点,社会组织的财务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有一个比较紧密的沟通,财务不止是坐在办公室处理票据,应该是走出去,和相关工作人员共同推动整个事情,财务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企业在推动社会问题解决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谢谢!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说得非常精彩,其实您刚刚说到了一点意见,社会企业可以分红,但是收入比例一定要严格明确,哪些来自于资助非盈利性质,哪些来自于盈利性质,然后进行划分,我们和工蚁坊也进行了一些探讨,想对财务有一个指导性标准,我们也想把这个信息进行分享,未来有一些进展可以进行汇报。最后想介绍一下杨世英老师,她一直在支持藏区财务人员的培养,做了很多扎实的事情,所以特别邀请到他来分享。接下来分享的是邝宁老师。

邝宁:我所代表的这个社区不是简单的社区,麓湖离这里十公里,有三万人,成都最有钱的人都居住在那里,我本人是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一个900人的软件公司,我作为麓湖社区基金会的理事长,本人是这个小区的居民,我是民主一层一层选举上来的,我是一边做企业一边做社会,我讲三个故事,我们小区有一个新超市,超市的老板告诉我,这个小区的小推车是全国唯一一个把小车推回来的,这个小区是一个熟人社会,我们在乎每个人的名誉,一年前我也居住在其他小区,我搬过来才一年,这个熟人社会的文明不是靠写公约,怎么打造熟人社会呢?是做线下的活动,怎么做线下的活动?一个是看开发商、政府和公益机构不断搞活动,这种没有用,最有效的是小区居民自己搞活动,就是做社群,而且活动是小区内自己去做,这也是从512地震可以看出来,他们都说他们最不爱惜的就是政府出钱做的事情,最爱惜的就是自己去做的事情。

这种小区是从社区、社群到社会资本形成,我们努力地在构造这个小区,我们想努力构造中国城市文明建设的样本,我们特别想看到中国大城市,尤其是富人社会,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冷漠?我们在麓湖探索的不仅是把小区做好?我们想做成一个架构,这个是一个带一个出来的,我们晚上划龙舟,运动完之后就成了熟人,运动完回去吃饭,聊天中知道原来那是国家一级消防员,知道很多消防知识,那能不能出来到小区里讲讲安全消防知识?这样他就站出来了。在这个小区生活了一年,我们看到了熟人社会之后,我们感到这才叫生活,以前不论住多大的别墅,那真的是生存,我们会努力维护它,因为有其他新的居民不断地进来,我们希望不仅是家人生活得好,我们也希望对这个城市,甚至对中国的社会社区文明建设有所贡献。谢谢!

主持人:为什么请到我们邝宁老师分享,刚刚讲了乡村未来企业的发展,成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指的是成都社区建设,对比了一下,我更愿意生活在成都,创业在深圳,包括这一次的认证,很多来自成都的社区型企业,包括像麓湖也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代表,成都在未来中国社区型企业中是非常好的试验田,是非常好的样本,我们也希望做社区形式的企业推广研究工作。

感谢各位嘉宾,谢谢!  

编辑:刘佳雨

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2019年会:“科技赋能、资本助力、商业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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