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然 实然——高校公益教育的创新探索”主题讨论一:公益人才需求与人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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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然 实然——高校公益教育的创新探索”主题讨论一:公益人才需求与人才结构
提要
我们今天同四位重量级嘉宾一起讨论当前我们公益领域的人才状况什么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人才供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四位嘉宾认为解决公益人才供需平衡的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以下内容来自“应然 实然——高校公益教育的创新探索”主题论坛速记稿整理,未经嘉宾本人审核。

主持人: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周俊老师,

嘉宾:

基金会中心网执行副理事长兼总裁程刚老师

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老师

敦和基金会孙春苗秘书长

上海市民政局职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处处长张静女士。

周俊:人才这个话题我也非常感兴趣,我做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研究的过程中接触到很多机构,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人才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

有人讲过,真正敢于做公益的都是非常难得的人才,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在座的我们都是公益人才,但我更愿意把公益人才这个帽子给那些具有专业素质、专业能力,能够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创新性发展的特殊之才。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公益人才是围绕这样的概念来进行,我们主要讨论的话题是当前我们公益领域的人才状况什么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人才供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很荣幸邀请到四位重量级嘉宾。

张静:大家早上好,我是上海市民政局职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处处长,华东师范大学有非常知名的社会学院,我们有社会工作专业,为社会培养了MSW、博士生。华师大一直是从政府角度特别关注的一所培养公益人才的高校。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这两大块是公益领域当中比较重要的领域,我们来做行政管理。待会我会从政府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谈谈我们公益人才的话题。

孙春苗:大家好,我叫孙春苗,来自敦和基金会,我们有一块重点是资助慈善研究和慈善教育。比如慈善研究的计划累计资助了150名的青年慈善学者。

今年是我们在慈善教育重点发力的一年,除了像菡萏计划资助高等院校开展学历教育还有善识计划主攻慈善教育方面的通识教育。

我们的菡萏计划招募一共有38所高等院校申请,我们实际上落实了九所。

正在进展中的善识计划有整整一百位学者开通教育,其中教师和副教授就占了40%,这个成果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到论坛。

黄浩明:我叫黄浩明,来自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我觉得做公益的人首先要学会感恩,因为只有通过感恩,这个社会才能进步。

12号是我们的成立日,我们现在有五个产品,第一个产品叫GPL全球慈善领袖,第二个产品叫EMP,第三个产品刚刚酝酿,明天就要到法国南特商学院跟我们合作有一个DBA博士学位的课程,这是工商管理+公益慈善,这是我们第一个所创的学位。

第四个产品叫定制产品,就是公益产品的培训。

最后是公益网校,我们国际学院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了三万三千四百八十一个人注册,有80%多都是免费的,另外20%是收一点钱的,比如有些课程请台湾老师和美国老师来讲,我们收一点费。

程刚:我叫程刚,我来自基金会中心网。十年前国内基金行业发起的平台,推动基金会信息公开,做慈善文化倡导的平台。

十年来,这是我们的主业,跟人才教育相关的也做了一点小事。

早年间做过秘书长必修课的培训若干期,2012年我们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北师大珠海分校三家合作,做了在本科层次的慈善教育,现在已经八期,有一些体会和经验。

我个人对公益人才,尤其是青年的公益从业者比较关注。

后面几年我们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有一个奖励计划,以另一种方式对于公益慈善组织的青年骨干予以支持。

我们想通过这种慈善的教育、人才的培养教育使得更多的年轻优秀人才加入到这个领域里。

周俊:很多机构已经在公益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刚才听大家的介绍,我们能听到大家在齐心协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特别要跟黄院长程老师说你们真的非常了不起,你们开辟了一条道路,让后辈能沿着这条轨道努力往前走,非常感谢你们。

有一个研究者说我们公益界当前最缺三种人才,第一种是高企管理人才,第二种是能设计非常优秀的公益项目人才,第三种是研究咨询人才。

不知道各位对这三类人才的归类是否表示同意,你们在实际的市场观察中有没有不一样的发现?

黄浩明: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我也赞同这种分类。

但是我个人的分类跟他不太一样,我因为一直在做社会组织或者基金会治理的研究,我认为我们国家现在公益界需要三类人才:

第一类人才是治理的人才,现在习主席讲国家现代治理体系。我跟王名老师在给清华博士生讲治理课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觉得今天管理课怎么变成治理课了?我当时觉得他肯定没弄明白治理和管理的区别。治理课涉及最重要的就是理事会,或者我们的董事会决策人才是最重要的。

决策人才跟第二类的执行类人才不一样,他们更重要的是要把理事会的决议落地,不能悬在空中,我们经常说议而不决,这是最不好的。

第三种人才叫监督层,但是我认为不能叫监督这个词,应该叫保护,为组织护航的人才,需要有一个坚守人才,他要保护我们组织,哪个地方不能突破红线。

哪个地方不能突破基线,就是不能突破这个行业规则。比如你做捐赠、募资,你募资到的是亏损企业,或者做了对社会不利事情的企业,你去拿这个钱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是基线。

第三个是底线,组织的宗旨、使命,我们叫使命导向。这个社会是钱在说话,有钱的人说话的声音就大,没钱人的声音就小小的。这时候底线就很重要,底线就是你这个组织要使命还是要活命。

我觉得应该是三类人才,第一是组织的治理人才,第二是执行的专业管理人才,第三个是坚守人保驾护航,他要懂国家的法律,懂国家的政策,懂组织的使命感,懂组织的任务是什么,而不是见钱眼开。

周俊:很有意思的人才划分三类标准,基线和底线的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知道公益人才的需求面很广,不仅是公益机构需要这样的人才,政府在管理过程中也需要有专业数据的公益管理人才。张处长在工作过程中对于公益人才基本素质方面有哪些需求?

张静:上海社会组织很多,我们政府基本上管理范围是依法登记的,这一万多家社会组织当中有四百多家基金会,有一万多家社会服务机构,还有一些社会团体。

我在做登记处处长的时候,有一个困惑,很多人跑来找我说我想成立一个社团,我们上海的社团从成立就叫社团局,用社团代替了三类组织,很多人搞不明白,我要成立一个机构,他就说我要成立一个社团。有一些找不到的时候可能会联系到我说我要成立一个组织,我听不清楚的时候就跟他说来一趟,我就问你要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情确实是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来做的,我就告诉他应该成立什么样的组织,社会是互惠的,是会员之间的服务。如果你要做一个面向社会的公益慈善,你应该设立一个基金会,或者是社会服务机构更好,原来叫民办非企业单位,现在都统一叫社会服务机构。

实际上我们做公益慈善大多数是社会服务机构一类的,我们的基金会目标非常明确。基金会在成立的时候都会知道要做什么,目标宗旨特别明确,我募什么样的款,款募以后交给何种机构去做。

但是社会服务机构就比较模糊,很多人说成立社团,实际上是想做社会服务,公益这个词是最传统的观念。

后来有很多的法律,公益慈善捐赠法、慈善法、2017年的志愿服务条例等等。

所有的东西里面都提到了专业这两个字,不管是资深的公益人士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涉世未深的青年觉得要做慈善公益,实际上都是需要专业的。

有了专业这两个字的要求,其实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人,特别是专职做这些事的人就一定得是人才,这是我的想法。

在我们最开始成立这个组织的时候,其实是有要求的,比如你成立这个组织,刚才黄老师说首先要有治理的人才,社会组织首先是治理体系、治理结构。如果你连这个组织都治理不好,你所有的东西就不要说你是做公益的还是什么的,社会组织的管理人才是从政府的角度统计,我们会排摸,我们会处理。

第二方面,有了这些专业的机构,实际上有很多的法规的,并不是你只有设立了这样的机构才可以做。比如志愿服务团队并没有在我们这里登记,但它也是做公益做慈善,大多数可能是需要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号召力和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这些人可能更需要一些公益专业知识的培养。

如果他做好做成了,现在还没有固定的标准说你这个事是成还是不成,刚才的三个线是现在社会上的线,只要不触碰红线和底线,把基线守住我做的就没错,这就是最基本的标准。

这些人如果不加强学习,可能连基本的底线都做不到,这部分相当于群众领袖,这些人也是我们的公益人才应该培养的一类对象。

第三类,不管是民间还是公益界的圈子里,都应该有专业人才。回到我们的专业,社会工作起源于公益慈善。现在我们在内地或者上海传统领域做的很好,起步很早,比如在社会服务、专业服务当中养老、助残等等为对象服务的,特别是政府部门比较关注的特殊人群方面,社会工作专业做了非常好的专业介入。

第二方面是在治理领域,特别是2014年以后,我们社会工作专业,特别是专业社工还有专业社工机构在治理领域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它跟治理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方面,我们现在要建立上海公益之城,目前从2016年提出上海要成为国际化的卓越全球城市,它必须应有的是一座公益之城。

目前包括华师大本身就是一座公益基地,我们有紫江公益学院慈善中心,还有基金会。当时公益基地由基金会来整体运作。公益基地我们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他说我们党委和政府做什么?要为慈善、要为公益搭建更多的平台,提供更多的支持。

在这方面,看起来我们是一座公益基地,实际上是人才的培养基地。在这里,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不专业的,只要你是热心做公益的,就到我们平台上来,这个平台上有共同的规则,依法来做公益。

人才有三类,包括我们的大众,所有做公益的人都应该是在公益领域当中有专业的知识。

周俊:这三类的划分也非常有意义,即使是普通的公众参与到公益事业中也需要有相应的专业素养和能力,需要有专业的意识。

张秘书长讲到公益领域人才和其他领域人才都有共通,我们毕竟是特殊的行业领域。从机构运营的角度来看,公益人才有没有区别于其他行业人才的特制?

孙春苗:关于公益行业的人才,从长远的需求来看是比较外显的,跟社会发生更多勾连和互动,尤其是项目管理、筹款、传播,从统计结果到行业里大家共识的,如果这个转不起来,整个就瘫痪在那。

这两年随着行业越来越发展,大家会发现人力资源、法律、财务这些偏后台职能支撑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强,而且也有细分的优势。

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太过务实或者只看眼前。不管是单个组织很好的发展,还是整个行业很好的发展,我们需要打人才组合的策略。

关于需要什么人才,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大,比如社团、基金会、社工服务机构都不一样,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归到公益行业,我自己感觉对人才的定义我首先会加两个名词,一个是专职,一个是专业。

社会大众志愿者很重要,要他们做到专业的水平社会成本太高,而且可能会引退一些人,应该先把专职的人变得专业,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另外一些具体的职能是应用的,比如财务之类的学学非营利法律,稍微扭一扭就可以过来。但是有一些是我们领域特别需要的,比如何江颖女士讲的需要有强烈的同理心,能够发动更多的人参与。

商业是强调专业,不专业就不要玩。公益会降低很多门槛,公益核心的目的就是发动更多的人来卷入公众的议题,专业的人就是要把我们通用的能力提炼出来,做到精益求精到极致,这样我们才可以放跨界的人才进来。

程刚:最近这十年正在构建我国现代社会的现代公益大体系,要构建这样的大体系什么人都需要,哪个层面都需要,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有借鉴意义。

我发现这些组织的领导者,欧美国家基本上都是精英阶层。可能美国的精英从70年代开始穿透到了大学教授、校长退下来的官员、会计师、律师等等。

到近二十年,我们看到直接在位的几乎都是有博士学位的,有很好社会穿透力这样思想的人,包括各种各样的领导者。

由于我们发育的时间比较短,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第一个是道的层面,第二个是术的层面。

这个层面的人,因为他属于应用型、复合型、多专业、跨专业的领域,不能强调过多的专有,但确实有特有的地方,有这样的需求。

这十年我们出现了一种中间型的组织,根据它的定位在评估、培训、论坛活动以及我做的倡导、信息公开,未来我们也是公益类组织。但这样组织需要的人跟公益服务类的人又不同,会不断的按照发展成熟度,找准自己的定位。

紫江公益是华师大做公益人才培养,我们也在做,大家都在做,我们要以我们的资源去支持他们的工作。在这个大环境下,要求进入公益领域的人有不同层面、不同精度、不同维度。

周俊:我们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是公益领域的人才需求空间非常大,多样化的人才、不同层次的人才都是需要的。

现在已经谈到人才需求问题,我们势必要聊到人才的供给问题,四位嘉宾从自己切身的体会出发,谈一谈到市场上招聘我们想要的人才容易吗?在这样寻找人才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问题?

黄浩明:我来之前查过民政部的资料,截止到2019年全国社会组织达到了83.5万个,就业人口是一千万左右。2018年年底,全国有社会组织81.7万个,就业980.4万。

我跟踪了中国社会组织过去15年每个组织雇用人数的研究,发现一个社会组织能雇用的全职人员只有11.9个。一个公益组织平均水平不到12个人,按企业分类应该算微小企业。

公益组织人才需求量,北大有一个教授预测,预计全国达到四千万,我们现在才一千万。980万占我们当年7.8亿的就业人口比例是1.26%。如果按照国际水平,根据莱斯特教授研究,他认为达到4%到5%是国家的就业比例。美国比较高,达到了将近10%,全世界最高的荷兰达到了14%至15%。中国目前才1%。

如果达到4%的话,我们中国就业应该还有三千万的缺口,这跟我们中国的发展有关系,这是需求方面。

从供给来看,慈善也好、公益也好,在新中国成立后,慈善这个词从1949年到1994年这个意识形态比较严峻的时代,被认为是负面的词,是不能用的。中央1994年成立了中华慈善总会,是给慈善做证明的第一个标志。后来才出现了1999年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到2016年的全国人大公布的慈善法。

从历史脉络来看,我们高校里有慈善公益类的专业,在本科目录上还没看到,现在是用其他的社会工作比较多,比如公共管理的公益慈善方向,从教育体系来说,从供给方来看,高校还是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华师大很了不起,开创了公益人才培养基地,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我在北京首届公益人力资源论坛上做了一个研究,高校应该成为我们公益人才的供给方,因为高校教育比较正规,我1983年到煤炭教育工作司工作的时候,感觉到中国的教育从苏联式的专业转变成了美国式的专业改革,那时候我觉得教育的供给是最重要的,高校应该是供给方。

因为公益组织规模小,需求显现不出来,待遇低。刚才演讲者说了留不住人才,确实是这样,我原来在民促会工作了19年,做了一个研究,观察员工,我做薪酬设计的时候加了一个会龄工资,五年以下的员工会龄工资一个月加40块钱,五到十年五十块钱,十到十五年六十块钱,工龄时间越长,拿的会龄工资越高。

大部分年轻人能留下来不容易,我原来在民促会工作时要求人才高一点,那边都是国际会议,我一年出国最多14次,整天拎着包出国参展,整天都在旅行当中。

年轻人到三年能够坚持住他就能坚持,如果三年坚持不住他就跑了。一到三年是一个坎,三到六年是一个坎,这个人能坚持到六年,那他基本就稳定了。

后来人才的供给,高校的专业是对的。通过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他的视野、思维都比我们强。人才的结构供给就是高校,第二个是我们在国际公益圈来推动,程刚和孙春苗都在推动,这都是非营利组织来做的。

怎么去培养未来的人才?未来我们要在专业设置上想到明天。比如能跟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有什么关系。

周俊:孙秘书长你们招聘人才主要通过什么途径?我们从事公益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商学院,三分之一来自管理学院,不到三分之一来到公益慈善机构出来的,你们在这方面有什么突出的问题?

孙春苗:我们一年到头不停的面试,各种筛选,一个岗位十几个人走到你面前来面试,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是项目官员还是传播官员很难找到一个特别跟你契合的。

路径各家都差不多,有一些公益方面的人才招聘,我们很缺专门的枢纽机构和站点,往往就是在官微发一发,有一些在业界流动的人才会投到这边来,我们也签了一两家公益类型的猎头,也有一些商业的,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整体的匹配度较低,这是我们机构现实的情况,我了解到其他的机构也是这样的。

我们目前的需求行业角度是否得到满足,一个是数量上,一个是质量上。将近八十万家社会组织目前存量是一千万。关于需要多少人在,黄老师觉得非常乐观还需要三千万,我们这边比较保守,至少需要一千万。

2015年当时做了中国组织社会发展战略报告,当时预测到2020年我们需要两千万,这是很保守的估计。

现在推动学历教育,包括浦江学院专门推动学历教育,相关的院校我们够得着的绝对不会超过20所院校,很多的院校都是这一两年才陆续的有毕业生做定向供给。

每年实际专业的大学生供给量是一千,但是你的人才缺口是一千万,可以理解为1比1万。

有了数字大家会知道我们人才的缺口有多大。目前中国的基金会有七千五百家,常年做动态的披露,我们视为基金会活跃度比较高的有两千家及我们上哪去找两千个基金会的秘书长?光这些院校都提供不过来。回应这个问题是目前我急于寻求支持和合作的,这方面猎头公司也都可以考虑。

还有一方面,多半的机构没有一个领导力的继任计划,现在公益界也面临着青黄不接的问题,老一辈也就五十个人,新上来的人暂时占据了这个位置,行业大局观的共识和传递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新秘书长的胜任力是我们重点聚焦的去促进行业的发展。

我自己在公益行业里应该有清醒的认知,在相关的能力到知识的储备,到你的认知框架方面,我们公益领域和商业领域都有很大的差距,你的理论基础、工具、方法论,甚至到具体的表格、EXCEL、PPT跟商业的都没得比。在质量方面,我们自己的能力方面都是有很大的递进空间。

周俊:孙秘书长讲的现象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大的缺口跟我从文献上看到的是一样的,这么多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里面也有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这么大的供给缺口原因在哪里?

程刚:目前中国大型的体制,我前几天刚看了一个报道,全国人大很多的专家、大学教授都在说为什么中国的大学越办越一样,文科类大学要大力发展工科类,工科大学大力发展人文类。我看到那篇报道,大学现在很大、很有钱、很有实力,双一流、国际化都没问题,但是缺乏一个特色的办学。

如果有特色办学这种创新的意识,可能就会有一些大学关注到公益慈善类的社会发展类人的培养需求。这么多大学一起努力这么多年,列表也没有进去。如果进不了列表,这个专业方向也就没有,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在大学里连课程都构不成,大学老师也不知道它,那如何能把这个理念传递给大学生,让大学生进入社会以后变成一个选项,我看挺难的。

我们这些年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我们的基金会,我们的社会实践机构和高校合作,通过一些创新机制,在浦江大学,在北师大珠海,一些其他的大学采用这种嫁接的方式,包括华东师大。

我们也持续做了很多年,有了成果,但是更多的是麻烦和困惑。

因为要触动到原有的教学体制,要修改、修订、变更,如果领导不同意,其他学院不理解,协调起来的工作量非常大。

如果这个学校、这个中心不去把学校内部的协调起来,就很难往前推动。靠国内大学本质来做就非常难,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现象,中国现在出国留学回来的人特别多。回来的人很多都是学这一类专业的,他在国外受到了教育,他回到国内就可能参与到这个行业里来。

国内的家长在国内的大学受完教育以后进入这个领域,家长很不高兴,甚至是不同意。但是他如果要是在国外的大学回来反而行,建议咱们多找留学生,我的策略就是找留学生,研究生还是很多的,其他的策略也要配上。

周俊:我们也看到了希望,国外回来的研究生数量越来越多,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为公益领域注入了很多新鲜血液。我们华东师大紫江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也在合作,它的成效也会非常好。

公益领域人才的缺口这些数据政府部门是掌握最为详实的,政府为了促使公益人才的发展,公益人才的成长做了哪些工作?

张静:刚才各位都讲到了我们现在专门做慈善公益的学校都有什么专业呢?社会工作就是这个专业。全国有两百多个高校都开了社会工作专业,每年有一万名毕业生。

我们上海有17所高校有社会工作专业,而且上海是先发优势,特别早,特别扎实。

但是不容乐观的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只有10%,最多30%选择了公益慈善领域,或者专业的社会工作领域。

我们社会工作听起来是科学助人的专业,这本身就是做慈善公益的。

但是这么多年来,这种现状,包括高校,前几年经常听到这个专业在预警。

实际上看起来公益这个领域缺这么多的人才,但这么多专业人才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也有很多政府顶层设计的原因。

我们做公益的在社会上大多数是社会服务机构,或者社会组织。

在社会组织很大部分的收入来源除了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来资助之外,大多数都是政府购买服务。其中一个特别大的弊端,对于人力资源是不购买的,就是他按照事情来做预算,算完之后,这个机构基本上没有任何余量,同时还要付出人工费,因为机构人员是专职的,他要拿工资。

这也是我们整个行业中员工的数量不多,工资不高,人才留不住。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因为我们政府部门,像我这个处只有五个人,我们这么大量的工作也依靠社会组织来做我们的助手和伙伴。

我们希望他们招到一些比较好的人才时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我们开出去的工资甚至还没有人家普通社会服务机构开的高,我们想招一个社会工作的主管硕士都很难招到。

可喜的是做公益需要有使命感和情怀,我到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的社会工作专业,他们是从高中开始分,申请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需要从高中的时候就有90天的社会服务时间,申请高校每一次的申请比例一千到两千多人申请,最后录取的只有40个学生。

他们的大学教授直接跟我们讲,我们录取的学生首先看你是不是富家子弟,你确实是为了情怀来做这个事情的,你不是为了生计而来的。

我们调查了一下,我们的社工服务机构当中也有很好的机构,也有很好的人才。我们本科生的就业率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的MSW,就是专业社会工作硕士,只要他选择了,他基本上大多数读完硕士以后都会选择在社会工作岗位上工作。并不是说我们要所有做公益的人都来奉献,他应该体现他的社会价值。

我们上海的基金会资金已经两百多亿,这跟企业去比,跟市场去比是很小的数字,但这在公益领域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它可以对于很多公益领域的人才产生激励作用。

还有跨界人才,凡是比较好的机构,负责人很多都来自于企业,有过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

这件事情不一定非要说我是学这个专业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人才还可以从更多的地方来,而且它是一种实训的。比如我们社会工作有继续教育,如果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还可以参加水平考试,从其他的方面得到这种素养的养成,使你成为这个人才。

刚才说到人才,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人才,在我们这个概念里面社会人才叫党管人才。我们的人才有一个口径,我们叫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中间这一层叫社会工作人才,其次是我们的专业社工,我们叫社会工作者。

但是公益领域很大,我们现在讨论公益人才,我一直觉得你们确实是实物当中碰到的。我们的人才到底拿什么东西来衡量他是不是人才?他的专业性、社会影响力、忠诚度,整个在行业当中的一些建树,或者理念都能衡量他是不是人才。

我们社会工作专业是不是可以作为公益领域的专业归属,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样的才是最好的公益人才,谁都不敢说。

志愿者就是做好事不留名的吗?这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我要来做,我的个人信息一定要让度,因为你是来做公益的,你被服务的对象有安全性的要求。还有很多时候大家要对公益领域中的法律法规要了解。

从政府层面,这些法律法规不是很健全,当中的空隙很多,这个领域是我们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

目前志愿服务条例颁布以后,我们加紧把其他的条例修订好,让做公益的人知道到哪做公益,什么样的公益做的是正确的,最终的效果是对公益领域有好处的,对服务对象是真正的起到了帮助的作用。

从人才角度来讲,政府层面也需要人才。当你在领导的岗位上,当你在决策的位置上,你的理念不对,对于公益领域的发展应该也是不利的,政府部门也在加强学习,像党校、组织部门经常举办培训班,对党政人才进行培养。

周俊:政府一直是我们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最后请四位嘉宾用一句话回答你认为怎么解决公益人才供需平衡的问题。

程刚:希望大学继续和基金会和实物界合作共同办学来供给行业人才。

黄浩明:希望我们对于未来公益事业感兴趣的人,从培养自己感恩,培养自己成为复合型的人才,这是市场需要的。

孙春苗:我希望有更多的资助型基金会,还有更多的大学,大家一同协同创新,我们一起来努力地把人才供给的小口先补上。

张静:作为政府部门,我们要为公益事业搭建更多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才在这个平台上成长。

编辑:刘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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