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越光:以公益为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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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光:以公益为志业
提要
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做了“以公益为志业”的主题演讲,并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一、什么是我们共同的“初心”?二、什么叫“志业”?三、公益为什么可以成为一种“志业”?四、公益作为一种志业(职业方向)的行业要求;五、以公益为志业(天职方向)的内在支撑

尊敬的年会组织者、发言者,

尊敬的与会者,

尊敬的中国基金会、公益界的同行和朋友们,下午好!

11月22-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在福州举行,年会以“坚守初心、共谋发展”为主题,来自600余家单位的近1500人出席。本文为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上的总结发言内容。

我是第一次参加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年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四个字——波涛汹涌。1500人的大会,从繁密的议程到激扬的思绪,从12个平行论坛提出的问题到大会演讲的宏观分析,从熙熙攘攘的罗马街市到零碳排放会议的绿色行动,这是激荡的两天。

我应邀为年会作总结,我总结的养料来自于你们,归纳是我的,有所不当,请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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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

什么是我们共同的“初心”?

我的总结不可能去还原过程,我企图在这波涛汹涌中寻找一个思想的凝聚点,企图在我们经历的奔波和茫然中立起一个可以回应我们年会主题的支撑点。

年会的主题在“坚守初心”,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在座的各位来自的机构不同,有基金会,有协会,有民非,等等;工作的领域也不同,有环保的,有扶贫的,有弱势群体帮扶的,有教育文化的等等;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从业时间、入行起因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就个体来说,我们各有各的出发点。

那么,我们在整体上,中国公益人可不可能有一种共同的初心呢?如果有,它会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认为帮助痛苦和困难中的人,就是我们的初心,难道医务工作者不是吗?

如果我们说创新是我们的初心,难道科技界不比我们更迫切吗?

如果我们说解决社会问题是我们的初心,难道政府和企业比我们做得更少吗?

应该说这一切都有,都包含了。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是“以公益为志业”的人——公益是我们的人生职业,公益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公益也是我们的生命追求!

“以公益为志业”,可以是我们共同初心的一种概括。

这是第一点。

什么叫“志业”?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发起人、董事,桥水创始人Ray写过一本书《原则》,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工作,要么是(1)你想从事用于养家糊口的一份职业。要么是(2)你想完成的使命,要么是二者的结合体。我敦促你尽可能把工作看成(2),当然也承认(1)的价值。如果你能这样想,那么几乎每件事都会做得比你不这样想更好。”

Ray在这里讲的两种对工作的不同心态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把工作作为职业还是事业的不同。那么在事业之上,还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种归纳,一种更高的境界呢?

当你们看到我把“以公益为志业”作为大会总结的标题时,熟悉思想史的人都会想到100年前一位伟大思想家的两篇经典演讲,一篇是《以学术为志业》,一篇是《以政治为志业》。韦伯这两篇演讲,在思想史的天穹中划过一道当代性的闪电,100多年来光焰不灭。

“志业”(Beruf)这个德文单词包含两层意思,一层就是平时讲的职业、行业、职务,还有一层意思是天职。从天职这一层意思看,含有信徒对宗教信仰追求的意思,就涉及到终极关怀和献身精神。

当时韦伯讲,在德国一个年轻人要从事学术,要在大学里面教书,先得有一本专著,还要通过一次考试,才有编外教师的资格,你可以开一门课,但是对不起,你是没有薪酬的,只能收学生的听课费,就看有多少学生听你的课,而什么时候会有正式教职也是无法预期的。所以韦伯认为,以学术谋生,投入产出比是不合适的。为什么还有人要追求学术呢?因为学术背后有一种功能,可以在一个“祛魅”的世界里给人以理智的清醒。这种责任对一些人来说就像天职一样会召唤你,所以韦伯对青年学子说,你真要选择学术,你要以学术为志业。

如果从理性经济人的观点看,那么,在100年前不会选择德国这样一种状态下的学术为业,在今天也不会选择中国公益这个职业的。今天之所以选择了,自然就有一种内在的动力,一种志业方向的推动力了。

公益为什么可以成为一种“志业”?

中国公益界的人,年初都有一种焦虑,叫“数字焦虑”。一方面期待知道去年的数据怎么样,慈善捐款总额是多少;另一方面这个数据往往令我们不看心里惦记,看了心里难过。

2017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1526亿元,占GDP0.185%。2018年,内地捐款总额1439.15亿元,占GDP0.16%,加上港澳158亿,再加上志愿者贡献率换算824亿,也就2448亿,达不到家政业的一半。2018年中国家政服务业经营规模5762亿,快递业务规模超过6000亿。这样的比例和数据,如果我们说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公益队伍在这里从业,难免会有人因为这些数据的微不足道而嘲笑公益的社会价值。

但是,对不起,如果真有人因此认为公益是可有可无的,那只是他在愚蠢地卖弄他的浅薄!

试想一下,我们每个人,买房子多少钱你很清楚,买车、买衣服花多少钱你知道,买化妆品花的钱你也知道,但你知道你买水花了多少钱吗?一个月,一年,一辈子花多少钱买水?你预算过家里买水的钱要多少吗?数字太小,所以没有。但是水对你不重要吗?

公益慈善对一个社会,某种意义上就像水对于生命一样。

在社会正常时期,公益价值功能有四项:一是济困解难的互助功能;二是协同治理的共公协调功能;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探索功能;四是人的自身发展的精神倡导功能。

这是在正常的社会状态。当社会不正常,社会进入黑暗时期,进入危机时期呢?这个时候,有没有公益,有没有慈善就是社会的一道底线。在战争、动乱、破坏和疯狂的社会中,只要有公益慈善在,它还可以算是一个人类的社会,当然是糟糕的社会;而如果没有了,那就只是野兽的丛林。

我们看到公益在社会下沉时是一条维护人性、维护人类的社会底线。往上走呢,社会美好呢,所有中国梦,人类梦都实现了呢?或者我们进入到一个机器人劳动的时代呢?这个时候还有公益吗?本世纪初的时候,一些美国精英讨论一个话题,认为在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下,将来有20%的人劳动就可以养活100%的人,另外80%人怎么办呢?所以提出了“奶头乐理论”,要用社会福利把80%的人养起来,再提供一些消费性娱乐。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问题,人这种动物有思想,他除了活着以外,他还要寻找活着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说,即使到我们想象中的大同世界,依然有公益慈善的承载:那个时候,公益慈善的出发点,更多不是被他人的苦难和特定的同情所召唤,而是对自己行为的认可和追求;那个时候的捐赠更多的不是金钱物质而是生命时间;那个时候的公益行为不是单纯帮助,而是实现人生意义的互动。

马克斯·韦伯在世俗事务中提出学术和政治来比照宗教事业的追求,我以为是注重了它们的公共性和恒久性,而公益,也同样具有充分的公共性和特有的持续性,所以,公益也是可以成为志业的。

公益作为一种志业(职业方向)的行业要求

一个人以学术为业需要什么条件?大概要四种条件:第一是你本人有持续的学术兴趣;第二是有知识供应,比如说有老师,有图书馆,现在来说有网络;第三要有学者共同体的交流与认可,比如参加学术会议,发表文章,参加学术团体;第四要有谋生的手段,你要一个身份的肯定,比如是教授或者研究员,还要有薪酬,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同样要活下去,同样要养家糊口的。反观这点,我们就要问,当公益作为一种志业,这里讲的志业更多体现在职业方面,对行业有什么要求呢?

问到这个问题,公益人,尤其是职业公益人,往往有一种痛,就是专职的从业者面对无专业的行业!这时候我们不能不问:我职业的专业性是什么?职业的基本保障在哪里?行业组织在哪里?行业的基础设施在哪里?这样的追问,我们可以拉一张表出来,追问行业支撑的条件。

在这里,我想在宏观上提出我们行业建设当中三项紧迫而重要的事项。

第一,理论文化建设。不解决知识生产问题,就无法建立行业的专业性,会议上这个呼声很强烈。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行业的公共平台,行业建设的内生支撑点。

第三,生态体系建设。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前两者包含在生态系统里面,但我要强调的生态体系,是关系问题,是行业内外关系建设。

在对外关系上,它是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他能不能不断吸纳外部的资源,能不能不断吸纳全社会的创造。在医学界有一个对比,西医和中医之间,西医一个行业十年是一个很大的台阶。你看牙科,100年前的牙科医生跟今天的概念完全不一样,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有牙科医生冒着枪林弹雨去战场上找尸体,挖两颗牙齿下来,给有钱人换牙。今天的牙科发展吸纳了光学、金属学、信息学、材料学、神经科学等等各学科的进步。我们中医越往后越废医存药,往往是一张方子一千年。不能吸纳人类进步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封闭就容易萎缩。今天我们这个行业能不能具有开放性?还是我们总想要刚性地界定公益的“界”在哪里?这样的界定对行业是有危害的。刚才资先生介绍了很多美国新公益的事例,虽然未必就是未来的主流,但对我们是非常新鲜有启迪的。中国公益能不能不断往前走,取决于行业的不断创新,也取决行业对外关系是否开放,能不能不断从社会上取得能量。

内部的行业生态关系,既有微观的机构内部岗位设置和职业保障,又有宏观的业内生态关系,行业内是大鱼吃小鱼的资源争夺关系,还是内部生态能建立一个分功能的自组织化生长体系?

以公益为志业(天职方向)的内在支撑

个体的初心是各不相同的,共同的初心是不同的个体可以共同选择的,但必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必须或已经选择的。

如果你真的要以公益为志业,你需要有什么样的支撑?首先我想说,我们不能把情怀一笔抹杀了,中国公益人的情怀依然是今天投身公益时起心动念的行善初因。马克斯·韦伯一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透过资本原始积累的疯狂与血污,看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又在这精神深处发掘出创造性劳动、勤奋、节俭的神圣性。而我们又为什么非要在其心向善的公益活动中强加一个无利不起早的动因呢?

当然,情怀只是我们以公益为志业的第一步,背后有一个东西支撑它,就是伦理。一个学者的最高伦理是“智性的诚实”,一个公益人的最高伦理应该是什么?我想一个公益人的伦理,应该是对公共利益充满热情的责任感。以这种责任为最高伦理,我们可以追溯到孔子的“义命分立”,有了这样的最高伦理,才可能有孔子的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要讲充满热情?韦伯《以政治为志业》的演讲,区分了两种政治家,一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一种是为了使命。为了使命的政治家们有一种“踏实的理想”,有着向着“踏实的理想”充满热情地去归依的精神。在公益人的责任伦理中,同样需要“在用热情来追求某一项‘踏实的理想’之同时,引对这个目标的责任为自己行为的最终指标。”

在责任伦理的背后是什么?是我们的专业精神。专业和业余区分在哪里?韦伯说在学术上“业余与专家的不同,只在于他的工作方法缺乏严整的确定性,因此他通常做不到对他的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进行控制、评估和贯彻到底。”公益执行上业余与专业的差别,不在出发点的情怀上,甚至不在发现问题上,在于持续地解决问题上。第一是持续性,第二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积累上。专业,是我们对责任承诺的支撑。

最后我还想说,以公益为志业,在这三个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召唤。为什么我们说韦伯的两篇著名演讲是在思想史的天穹上划过一道闪电呢?因为韦伯深刻地指出人类当代性的一个根本危机,现代人的意义危机:“知识与信仰的分裂”,传统社会真善美的统一性被瓦解了。真的未必是善的,也未必是美的。所以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韦伯没有告诉我们解决之道,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不可能退回去,只能往前走。投身公益探索的人们,实际上是处在这个世界矛盾和撕裂的最前沿。我们有最切身的感受,是不是我们也会有对人类精神创造最直接的贡献呢?在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在最深层面上,探索建构一个新的内心世界?

当代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我们和我们以后几百年的人毅然在二元分离的世界中生活,我内心有我的善良,但是用工具理性的方式完成社会中要做的事,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这几代人,或者是十几代人有足够的创造力,我们创造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新的观念思想,像当年轴心期的思想家那样,完成人类文明新的建构,这不是最大的公益么?!

各位,我最后说一句祝愿的话。我们都向往所谓的诗和远方,诗在哪里?远方又在哪里呢?我想,一个以公益为志业的人,我们应该有勇气让我们自己成为诗,以我们脚步所至,走出一个远方来!

谢谢大家! 

来源:CFF2008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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