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房涛，现任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深圳市政协常委。她历经深圳市慈善会社会化转型和多次重大自然灾害响应等相关工作，曾推动深圳市多项慈善创新改革。深圳市慈善会目前是深圳最大规模的具有公募资质的枢纽型慈善会组织，致力于通过科学和理性的专业实践，探索社会力量参与现代化治理的先行之路。

房涛认为，任何一笔善款，都是社会投资的一部分，投资于社会进步和人类美好。社会组织有责任基于科学理性的判断，在危机时刻提供透明、精准和高效的服务。而这些都离不开科学的系统化投入和在日常行动中积累经验，不管是制度建设、人力资源，还是信息技术、慈善创新工具的应用。她强调，面对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心理动荡，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联结，是疫后重建过程的一项重要工作。

* 本期访谈是“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CNC-COVID19）专题的第七期，由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组织采写。

房涛，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深圳市政协常委

CNC-COVID19：深圳市慈善会（以下简称，深慈会）在1月23日就对疫情进行了紧急响应，走在不少社会组织的前头。你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快速地行动起来？

房涛：过去在汶川、玉树等自然灾害中，我们的反应也是比较快速的。这首先得益于深圳民政部门对我们积极回应社会问题的大力支持。这让我们在响应突发公共危机时，能简化常规报件审批流程，也少了“准不准”“敢不敢”等方面的顾虑，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迅速开展行动。

这一次面对新冠疫情，我们在1月23日就开展了首笔1000只N95口罩的捐赠，并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组。随后，我们很快与湖北省慈善总会取得联系，建立了疫情期的联动机制。和湖北省慈善总会之间的迅速对接，建基于我们去年9月在大病救助系统板块达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有的沟通管道，让我们很快与湖北省慈善总会的执行副会长、秘书长组等成了工作团队。此外，我们有位员工是武汉人，1月18日他休假回去了；紧急响应工作启动后，他成为了湖北省慈善总会的核心志愿者之一，也是我们在一线的随时对接人。

与疫区一线的快速对接，帮助我们及时、有效地平衡了需求和分配。比如，我们在腾讯公益和水滴公益两个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上的项目筹款，通过湖北省慈善总会，第一时间就拨付到了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大学医院、武汉同济医院、以及武汉周边城市的一些紧要的定点救治医院，如黄冈中心医院、荆州第一人民医院、随州中心医院等。从拨款到收到款项接收函件，大约只用了3天，在流程上充分兼顾了效率和一线需求。

CNC-COVID19：我们留意到，深圳市慈善会除了响应迅速，也是比较早提出短期、中期、长期抗疫规划的社会组织。

房涛：是的，我们应该是在社会组织里面比较早提出短、中、长期抗疫工作规划的。短期的工作，也就是第一阶段的工作，基本上以人的生存和安全为首要任务，所以采购、援助急需的紧缺物资非常重要。随着灾害时间的延续，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等方面的需求也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第二个阶段。到灾害逐渐平缓，灾害带来的情绪困扰、心理压力、精神损伤等会凸显出来，这些问题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需要给与心理疏导、情绪支持和哀伤抚慰等。这是第三个阶段。到了第四个阶段，灾害告一段落，社会生产和生活、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都会进入一个重建的新时期。

此外，这次疫情跟此前我们遇到过的自然灾害不一样，一线非常紧缺口罩、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物资，需要的量特别大，同时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又刚好出现在停工停产的春节期间，人力和原材料都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防护物资的紧缺使得一些物资的价格被抬得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我们努不努力尽快落实善款使用的问题，而是如果我们只盯着采购和捐赠短期紧缺物资，善款会使用不出去或使用出去也要冒着很大风险的问题。所以，从1月28日开始，我们就跟捐赠人沟通，形成短期、中期、长期的援助方案。

CNC-COVID19:那具体到每一个阶段，你们的抗疫工作重点分别有哪些呢？

房涛：我们募捐的善款一部分用于紧缺物资的紧急援助，例如口罩、防护服、消毒液、呼吸机、核酸检测试纸等。这是看得见、摸得着，也是在紧急响应阶段急需的。

在物资捐赠方面，我特别想分享的一个案例是与易烊千玺粉丝团合作向武汉当地医院捐赠核酸检测试纸的项目。整个过程有一些波折，比如，粉丝团筹款是按照100元一支核酸检测试纸的标准，但实际上市场上核酸检测试纸的统一价是180元一支；为了保护粉丝团的筹款热情，我们通过华大基因社会责任官从中沟通协调，最后成功获得华大基因的支持，他们不但协助保障了货源供应，还捐赠了中间的差价。这个创意从发想到落实，是一个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很好尝试，也是一个公众、慈善组织和企业三方合作的案例。

善款的另外一部分用于人，做以人为本的关怀。我们也比较早预测到了，大规模返工潮对深圳本地疫情防控带来的巨大挑战。所以，从1月25日开始，我们提出的工作口号就叫“驰援湖北、守护广东、保障深圳”。在保障深圳方面，社区联防联控和抗疫关爱行动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为此，除了积极参与物资保障和社会动员，我们还专门设计了分别针对疫中医护人员，困境老人、儿童、流浪乞讨人员等弱势群体，以及警务人员、社区干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关爱计划。

其中，通过对抗疫殉职的118个死者的调研，我们发现，警务人员占比例最高，第二才是医护人员，第三是社会工作者，第四是社区的基层干部，第五是志愿者。根据这个分析，我们针对警务人员也设计了关爱计划，涵盖感染后的保险赔付、殉职后的大额赔付和对家庭的直接给付资助等。针对疫情可能引起的歧视和人与人之间的撕裂，我们也非常注重通过提供社区心理支持等方式，去帮助疏导社区居民的心理与情绪。

还有一部分善款，我们希望用在疫后重建，包括疫后的生产生活恢复、环保和健康生活方式倡导、公共健康卫生的基础科研、社区健康设施匹配、韧性社区建设等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推动人们能够去探究这次疫情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原因，然后在日常中就形成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为未来做预防。

我们很重要的一点经验是调动捐赠人的参与感，并且引导和帮助他们更理性、更科学地参与到不同阶段的抗疫工作中去。例如，对于捐赠额度比较大的捐赠人，我们会去主动地跟他们沟通，建议他们通过设计慈善信托、影响力投资等方式，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核心优势和资源，去重点支持到我们前面讲到的第三部分的工作。这样就能够使这些善款更加长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CNC-COVID19：社会组织参与抗疫过程中的透明与合规备受重视。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你们的抗疫工作关涉面比较广、条线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是怎么确保透明与合规的呢？

房涛：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官网、官微每日公开披露收支款物数据等，主动接受媒体、公众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二是强化内部风控管理，包括完善应急采购管理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舆情管理与处置实施办法、信息公开管理制度等，且每周的工作例会都会讨论有关问题。三是主动向政府汇报捐赠款物数据；自1月26日起，我们就每日向省民政厅、市指挥部、市民政和省慈善总会上报统计日报表、工作简报，内容包括当天工作要点、进出款项和物资等；目前省市两级疫情专项审计也已经进驻。这些既有助于保证工作的透明与合规，也有助于建立和巩固我们与社会及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

特别要提的是第二点。我们的项目设计过程是法律部门全程跟进的，法律顾问参与了所有内部流程的订制和采购合同的审定等工作，确保流程的合法合规。所有工作有制度可依，是保障透明、合规的重要基础。

CNC-COVID19：在长期规划方面，你们有没有考虑在疫后重建的过程中，设立一个专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基金，以便未来一旦发生类似危机，能够更加高效地启动应对？

房涛：我觉得，不同的社会组织还是需要根据各自的使命宗旨和核心竞争力去决定是否有需要设立这样的基金。如果是以灾害应急响应为使命的组织，那肯定有这样的设计最好。但如果是其他社会组织，例如是以教育或自闭症儿童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社会组织，灾害应急不是它们的重要工作板块，就没有必要；它们在灾害发生时也应当有所参与，特别是要参与对自己所服务的群体的关爱，但这也并不等于它们需要专门去成立这样一个灾害应急的基金。

我们自己首要服务的对象是深圳社群，也就是深圳的市民。不管是任何一次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有这样的考虑，就是把一些非定向的捐赠拿来设立一个发展基金，但它不只用于灾害的紧急应对，而是会根据我们的使命和宗旨，去做一些能够满足深圳社群有迫切需求的事情，为建立长效的社会公共卫生安全机制做贡献。

CNC-COVID19：抗疫工作进展到目前，你特别想要分享的观察和体会有哪些？

房涛：就深圳而言，社会组织在这次抗疫中体现出来的使命感，对公共事务的强烈关注度和投入热情，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很多社会组织，它们的使命宗旨跟抗疫没什么关系，但它们还是积极投身进去，做社会动员、资源对接、志愿行动等等。从中，我可以看到众多公益人心里的那份焦虑、悲悯和公民精神，那种血脉贲张之感一点也不比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少。这在普通捐赠人和志愿者的身上也能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捐赠人中，不乏朴实的退休老干部、街道垃圾站的负责人、得到过“来深建设者关爱基金”资助的癌症患者等普通人。在公共危机的应对中，社会组织和公众主动参与的程度，我认为是城市文明的标尺之一。

与此同时，我也愈加感觉到公益慈善确实是创新社会治理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柔性引擎。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抗疫也暴露出来，社会组织在科学、理性、有序性、协同性等方面仍然有极大的改善空间。比如，我们在对一线需求的准确了解、整体把握和精细化管理上是有欠缺的。此外，社会组织要透明、合规、服务精准，同时还必须要考虑服务的有效性。任何一笔捐赠的善款，都是社会投资的一部分，投资于社会进步和人类美好。社会组织在使用这些善款时，不能仅仅基于爱心和热情，还要能通过专业服务来提升善款使用的效能，使之在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建立或加强人与人之间、不同组织主体之间的信任和连接。某种意义上，低效也是一种浪费。

但是，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是不会凭空提升的，必须要有平时的主动积累。同时，还要真正有所投入，不管是组织建设方面、人力资源方面，还是在数字化技术系统等方面。有些社会组织片面地向捐赠人强调筹募到的每一分钱都用到救助对象身上。如果说我们的每一分钱都用到救助对象的身上，组织的管理成本哪里来呢？好的人力资源怎么培养呢？好的组织架构、组织能力的提升怎么去做？这些每个环节都有成本，绝不是仅凭愿意就可以落实的。

CNC-COVID19：民政部指定湖北五家慈善机构来接收款项跟物资后，湖北红会经历了一场公众信任的危机。你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房涛：当时湖北红会的工作人员面对铺天盖地的资金和物资，每天战斗十几个小时，辛苦是肯定的。但公众期待的是社会组织守土尽责，是公正专业的现代社会组织应有的战时状态。我们看到，引入企业的力量后，在一个下午就把武汉红会的物资梳理清楚。这依靠的是企业过去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上千亿营业额所积累出来的信息化系统统筹能力。这种平日的全方位投入，对于红会或慈善会而言，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使投入了信息系统建设的巨额成本，但是很可能在下一次灾害来临之前，系统的功能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样，如何评估上次投入的效能，包括人力资源、维护更新，等等？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需要反思其底层逻辑，一方面强化社会组织日常的规范管理和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开放更多机会给企业以商业效能参与公共服务。

我们谈共建、共治、共享。共建，说的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社会组织、公众，首先要先协同起来一起把蛋糕做大；社会组织要能够协同，向内加强专业性，向外积累社会资本、建立公信力，都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社区中与居民建立关系互信，和谐共处等，就属于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共治意味着不同的社会主体发挥各自的专业性和核心竞争力，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比如志愿者在社区的自组织，实际上就是一种参与公共服务的意愿和能力的体现。最后才是共享，意味着大家才可能有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完）

来源： 爱德传一基金

作者：Vera

编辑：善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