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基于方德瑞信团队发布的抗击新冠疫情互联网筹款平台数据统计与分析，贾西津发现：

“参与筹款的基金会数量是慈善会的1.74倍，后者筹款额却是前者的1.60倍，也即基金会的平均筹款额不到慈善会的36%。人们经常抱怨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等行政色彩比较重的组织效率和公信力问题，而基金会是信息公开、透明化做得最好的行业领域，但是，抗疫中的互联网筹款数据却显示了慈善会具有更强的筹款力。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贾西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2月23日、3月7日，方德瑞信团队两次发布观察文章，基于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公开发布的与抗击新冠疫情相关的项目信息，对2月17日之前与2月17日至3月2日期间两个阶段的平台筹款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 抗击新冠疫情——互联网筹款平台数据初步统计分析（方德瑞信CAFP）

· 抗击新冠疫情——互联网筹款平台数据第二阶段统计分析（方德瑞信CAFP）

根据《慈善法》，慈善公开募捐必须由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开展，其中互联网募捐只能在民政部门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截至目前，民政部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一共20家；全国注册登记慈善组织7534 个，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2755个。方德瑞信团队公布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数据，应该反映了目前中国在法律规范内的全部疫情相关互联网慈善公开募捐的数据。

01 体量和趋势

截至2月17日，在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上线抗击疫情公开募捐项目共329个，筹款总额累计14.54亿元，捐赠人次2711万次。2月17日至3月2日的15天间，新增上线募捐项目120个，筹款增加1.14亿元，累计筹款总额达15.69亿元，捐赠人次2993万次。

这个总量意味什么呢？作为对比，截至2月29日，湖北省五家指定接受社会捐款和防疫物资机构（湖北省慈善总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累计接收社会捐赠资金130.20亿元，其中省本级67.64亿元，武汉市46.28亿元。互联网公开募捐的抗疫资金大约相当于湖北省五家定点接受社会捐款和防疫物资机构资金总量的1/10。

再对比一个广受关注的民间基金会，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至1月31日筹集善款累计1.4亿多元。至2月17日，互联网公开募捐的抗疫资金大约相当于十个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筹款额。

另一方面，根据民政部公布数据，2018年全年20家互联网捐赠信息平台募款总额31.7亿元，是2.1万条募捐信息、84.6亿人次参与的结果；而2012年，我国网络捐赠总额只有近2亿元。此次互联网公开募捐的抗疫资金已经超过了2018年全年互联网公开募款总额的一半，而这些资金是在项目数仅为其约2%，捐赠人次不及其0.4%的情况下达到的。可见，明显呈现聚焦特征。

再以2019年第五届99公益日作对比。2019年，第五届99公益日三天累计筹款17.83亿元，捐款人次4800万人次。这次互联网公开募捐的抗疫资金接近去年99公益日的募款总量，但捐赠人次较之要少，平均每笔捐赠额约为99公益日的1.4倍。

从趋势上看，随着疫情的紧急响应期过去，捐款的参与度和捐赠额度都在趋缓。与2月17日之前相比，之后的15天平均每天募款额767万，平均单笔捐赠额也降低，2月17日达成筹款目标项目31.6%，3月2日这个比例降为26.7%。

总体可见，互联网公开募捐作为本次新冠疫情抗疫筹款中的一个正式途径，它的总额度虽不非常凸显，但相比于互联网筹款自身的历程而言，已经是一次聚焦事件。贝恩公司与联合之路（United Way）2019年共同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慈善：激发个人捐赠热情》报告显示，互联网捐赠在中国社会捐赠总金额中的占比略高于2%。按此看，这次抗疫中的互联网筹款很可能已经发挥了超出平常的作用。

02 谁在募捐？

根据方德瑞信团队发布的数据，截至3月2日，上线募捐的公募慈善组织共204家，占有公募资格慈善组织总量的7.4%。其中，基金会127家占62%，慈善会73家占36%，其他协会4家。2019年底全国注册登记基金会7580个，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的806个，开展公募的基金会占近15.9%。

上线筹款的项目中有234个执行机构，其中基金会占到60%，慈善会31%，22家民非、协会、专项基金、企业等其他机构。

从筹款金额看，慈善会占到总筹款额的59.42%，基金会占37.14%，其他协会3.44%。
这个数据非常有意思，参与筹款的基金会数量是慈善会的1.74倍，后者筹款额却是前者的1.60倍，也即基金会的平均筹款额不到慈善会的36%。人们经常抱怨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等行政色彩比较重的组织效率和公信力问题，而基金会是信息公开、透明化做得最好的行业领域，但是，抗疫中的互联网筹款数据却显示了慈善会具有更强的筹款力。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另外，从筹款方案而言，筹款项目中列出预算明细的仅有31%，其余69%没有列出预算明细。上线的449个项目文案中，只有9%列出收取管理费用，48%明确不收项目管理费，另有43%没有注明。相比于2月17日的数据，76%项目没有预算明细，83%没有明确是否收管理费，随疫情缓和，项目规范性增加了，但仍然很多没有满足慈善法的要求。

疫情的紧急性，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项目不规范性运作的存在；但管理费用的交代其实更大程度是个观念问题。四成多项目不明确管理费用，显然不是时间紧急能够解释的；而在明确管理费的项目中，48%放弃收取管理费用，虽然在抗击疫情中存在组织捐赠的动机，但如此高比例项目不收管理费，无论是基于运作专业性和规范性考量，还是为迎合捐赠人认知，或者道德压力，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可见管理费问题仍然没有被正视，专业化组织运作的观念还有很大挑战，有必要进一步审视原因。

03 募捐何为？

根据方德瑞信团队发布的数据，截至3月2日，项目在覆盖地区上，40%以湖北省为主，2月17日以前这个数据达到46%。

项目类型上，69%为医疗疾控类，另外社区防疫、既有网络支持、综合分别达到10%、10%、9%，未明确占2%；2月17日以前，医疗疾控类更占绝对主导，达到77%。
项目内容上，以采购防疫物资为主，达到66%，另有14%是对医护人员和家属的抚恤，2.7%针对一线防护人员。118个项目未明确服务内容，占26.3%，比2月17日的28.9%略低。

项目的收益对象上，43.7%以医护人员为主，其他包括各种弱势群体和疫情脆弱群体，面向志愿者、病患的分别占3.8%、3%，还有少量统一调配。50个项目未明确收益人群，占11.1%，和2月17日前持平。

上述数据显示慈善组织在疫情中直接聚焦医疗、聚焦防疫物资采购、关注医护人员，关注点尚未出现明显变化。随疫情控制、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次生问题凸显，慈善组织是否能敏锐感知社会治理问题，回到组织宗旨领域，参与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值得进一步观察。
仍有约1/4项目在筹款时尚未明确内容，1/10多没有明确收益人群，尚无明显改观。这也是慈善组织需要加强专业化的方面。

总结观之，有7.4%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15.9%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在疫情期间开展了抗疫相关的互联网慈善公开募捐。募款额达到正常年度的总量之半，人均捐赠额度是日常数据的近百倍。募捐主体表现为慈善会优势；募捐项目同质性较强，聚焦在直接抗疫相关的防护物资采购和医护人群方面。在管理费用、方案的专业性和公开性上，仍有相当数量的项目有待改观。

疫情防控未来漫长、并越来越涉及全方面恢复的过程中，互联网筹款是慈善组织具有开发潜力的资源路径，专业成熟的模式学习对筹款者和捐款者都必不可少。（完）

来源：爱德传一基金

作者：贾西津

编辑：善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