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新冠疫情是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覆盖地域最广，危害很大，影响人群特别多，并且防控难度大的一次重大的突发公共事件。在这次的突发公共事件里，从政府、企业、个人及公益组织都用各自方式，参加到抗疫行动之中。公益组织作为抗疫中的重要力量，从疫情爆发开始就筹集物资、协助社区防控、提供心理咨询、关怀和照顾特殊人群、帮助个人紧急救助等等。公益组织在抗疫行动中做了不少的事情，但在舆论场中是如何呈现的呢？善达舆情抗疫特别沙龙，从舆论的视角来观察和探讨我们中国的公益。

第一期沙龙邀请长期研究和关注公益慈善领域的一位学者和三家不同媒体类型的媒体人，共同分享在新冠疫情复杂多元的舆论场里，公益行业或公益组织的公众形象。沙龙由善达网CEO杜娟主持，分享嘉宾分别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和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创始人魏晨，公益时报新闻部副主任王勇，财新传媒主笔汪苏，人民政协报资深记者顾磊。

嘉宾们围绕三个问题来分享了他们观察和认知。

问题一：新冠疫情期间，您或所在媒体对公益行业的关注点以及做了哪些观察和报道？

问题二：新冠疫情舆论场里，公益行业和公益组织给公众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这些印象对公益行业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问题三：塑造公益行业&公益组织舆论场中的良好公众形象的建议。

本文为第一个问题和第二问题的分享内容。

魏晨教授观察到公益行业在媒体中的四个形象：第一个，充满力量且道德化的公益事业形象；第二个，不是那么成熟，内部还充满矛盾的公益行业形象；第三个，充满希望且被期待的公益职业形象；第四个，不是那么接地气且内部是比较封闭的公益行业形象，并分析了产生这个四个形象的原因。如，缺乏议题设置能力、公益事业与公益行业的混淆、行业不成熟、职业体系缺乏，行业协同体系薄弱等问题，造成民间舆论中看不到公益组织专业性的公益形象，而看到的更多是民间自发的行动。

王勇老师则从行业媒体人的角度，介绍了《公益时报》在疫情期间报道所关注的四个重点，主要是从慈善捐赠的角度，切入新冠疫情防控的相关报道。对于公益组织在舆论场的公众形象，他认为，从个案来说，部分公益组织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整体，从公众角度，表现是不够好的，并用三个词进行概况：被代表、一元化和模糊化。

作为市场化媒体代表的汪苏老师介绍了财新传媒疫情期间，对公益内容报道的四大视角。一是民间社会的视角。把公益行业视为民间社会的一部分，特别是汶川地震以来民间社会的变化。二是哪些人群受到疫情影响，关注对疫情中产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三是权力监督的视角；四是模式的讨论，关注到一些以互联网为依托展开的模式。

公益组织的公众形象问题，汪苏认为，这次舆论场中民间公益组织的形象与官方组织形象混淆在一起；校友会、救灾小组则展现出很好的公众形象。她认为，这些公众形象对行业是有冲击的，很多的企业会委托校友会或者一些民间小组来对接资源。但从增量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可以在这次的行动中去学习不同的方式，去反思自己去进步。同时，这种新生的力量，包括新的做事方式或是组织方式，可能带动公益方式的一个迭代。

顾磊老师从媒体人观察分享了观点，他认为，做得比较好的机构，都进行了有效的社会资源整合。早期的负面舆情比较大，专业媒体资源和主要传播资源又都放在抗击疫情的大场域里面，公益组织行动传播都没怎么出来。谈到公众形象的问题，他分析了疫情舆论中热议的两个公益事件，认为常识的普及需要“日常状态下需要行业持续去倡导的”，不然这些一个接一个的负面舆情或许会冲垮行业形象。

以下是分享实录：

新冠疫情期间，您或所在媒体对公益行业的关注点以及做了哪些观察和报道？

王勇：《公益时报》作为一家行业媒体，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报道偏行业，主要是从慈善捐赠的角度，切入新冠疫情防控的相关报道。

1. 对防疫相关的与慈善捐赠有关的政策及时进行报道，做相关的汇总；同时邀请专家对政策进行解读。

2.对防疫相关的捐赠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在1月25日推出了《感动，超26亿元驰援武汉！截至1月25日统计出的全国大额捐赠》，这应该是最早的一次捐赠数据的大额统计。之后我们每2~3天发布一次大额捐赠统计，一直持续到现在。预计在疫情结束后，我们会对整个的大额捐赠的数据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出具相应的报告或者蓝皮书。在统计之外，我们会对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捐赠，进行一些比较深度的报道，如：饭圈女孩对于捐赠的参与。

3. 对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进行深入追踪。我们始终在持续跟进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机构的款物接收分配情况，包括对湖北除武汉之外的其他地市的支持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追踪。此外还对湖北省以外的慈善组织，包括企业设立的基金，它们的款物落实情况隔一段时间追踪一次。

4. 对疫情当中有突出表现的一些慈善组织，进行及时深入的报道。例如，刚过完大年三十之后，我们关注到湖北慈善总会在街头的口罩发放情况；保暖衣物捐赠到武汉方舱医院，怎样去精准发放？类似东润基金会这样的慈善组织，如何去支持防疫中的医护个人；还有类似湖畔魔豆基金会，她们调动了阿里的相关资源，她们的物资能够抵达到最后一公里。这里面尤其关注公益组织和企业之间是如何合作的？

除了捐赠，我们对互联网公共募捐平台、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包括在此期间中小社会组织的一些动作都进行了报道。

汪苏：这次主要负责财新传媒的民间抗疫的报道。我们分为四个报道视角：

1. 民间社会的视角。民间社会是我们一直在观察记录的一个切面。我们把公益行业视为民间社会的一部分。我个人也比较关注：汶川地震以来民间社会的变化。

2. 哪些人群受到疫情影响，关注疫情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是怎么去解决的，公益行业也是提供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3. 权力监督的视角。包括对红会等民政部指定的五家机构的监督，也包括对其他的公益组织的监督。作为媒体是有责任去监管民众捐赠物资和款项是怎么花的。

4. 模式的讨论。我们关注到一些以互联网为依托展开的模式。

第一个阶段跟很多公益组织一样，我们首先关注的也是物资紧缺；所以开始的报道围绕物资的紧缺，以及社会力量的行动。自1月26日民政部发文指定五家官方机构统一接收物资，民间捐款中的各种问题也暴露出来；在此阶段我们的报道是在围绕对于政策的质疑和讨论，以及对于红会一些问题的质疑和监督。我们第一时间请贾西津老师进行解读，包括红会的截捐问题；以及联系武汉红十字会的常务副会长做回应。我们的核心指向，官方不应该指定少数机构垄断物款捐赠。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民间的力量，包括校友会、民间救灾小组都参与进来。我们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报道，去记录民间抗疫行动，杂志上标题是《民间大救援》；在网络上标题是《救武汉，社会自助网络这样织成》。从物资、救人，到社工的网络心理咨询，边缘群体救助，以及一些互助和自救；它们怎么快速的织成一张网？各个主体是怎样去行动的？如何快速的组织连接，包括跨界资源的整合。

回顾这篇稿件我们发现：传统的公益机构在这个篇幅里面不是很大。我们看到大量的新力量，跨界快速整合，互联网工具的使用，有很多用创业公司的方式在行动。这些人有部分有公益背景，但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网络，以新的方式在做事情。通过这篇报道，记录观察，我们觉得民间是非常有能力，很强大的。

接下来进入到分议题报道，选了我们觉得有必要关注的一些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报道了市民救助、志愿者保障。还讨论了公益机构管理费的问题，困境农民工群体的救助，民间怎么提供呼吸机来解决供氧问题，还有非肺炎重症患者的救助。非议题的报道是跟着现在动态去跟进的。

顾磊：今天作为一个媒体人讲述观察，不是机构行为。

疫情发生后，我的疑问是，社会组织能否进入到这样一个大型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救灾模式。假设不止湖北一地，而有更多的地方出现疫情蔓延，很难集中所有资源去攻坚一个点，因而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一开始，我发现社会动员很难。传统的慈善模式是难以应对，捐赠到不了一线现场；传统公益或救灾模式（救援+项目）也难以应对，一方面是封锁了进不去，另一方面是统计比较难。公益组织做救援没有优势，做物资捐赠不如企业。

通过与多家机构接触和了解，我发现，做得比较好的机构，都进行了有效的社会资源整合。

我举两个例子。一是浙江微笑明天基金会，这家机构做唇腭裂救助多年，它的优势就是遍布全国的医院和医生志愿者的网络。这家基金会启动募捐后，1个月募款3500万元，花出去了2800多万元。

二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这是公益领域里面一个专门类别的基金会。以前还没怎么做过救灾，这次跟 “木槿”爱心团队合作，该团队有积水潭医院医生的家属，一群年轻的妈妈，通过整合一系列资源，如海外华人华侨、驻外使馆、国航与川航、物流企业等，实实在在地把物资送到了前线。

之前大家都在说跨界，这次真的是跨出去了，事实上还跨得很好。

做得好的个案还有不少。比如说友成基金会与复星基金会，一方面他们有全球采购资源的优势，另一方面利用武汉本地或者家乡是武汉的人，搞了一个零零壹志愿服务队，解决了物资捐赠“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有一个暖流计划，多年来一直做物资捐赠，它有下沉到区县一级的志愿者网络，一直都在解决“最后一公里”。通过在地志愿者，把旅行团从海外“人肉”背回来的医疗物资成功地发到一线医院。

个案有很多，但作用都较有限，比较零散，缺乏联合。

说回到舆情方面，因为早期的负面舆情比较大，专业媒体资源和主要传播资源都放在抗击疫情的大场域里面，不太可能给这些单个机构太多的关注，所以传播都没怎么出来。

这时体现出联合行动的重要性。假如公益行业有联合行动，就有可能能够打通一些资源、门户的壁垒，传播上的声量可能会更大。

新冠疫情舆论场里，公益行业和公益组织给公众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这些印象对公益行业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主持人：每位老师都从各自的报道或观察视角讲了疫情期间我们公益行业和公益组织被报道的一个情况。

我通过善达舆情数据平台，看到在整个的舆论场里关于公益组织的舆论声量和关注点的变化。以1月20号为舆论起点算，前期基本上没有公益组织的声音，到了1月底至2月初，不管是自媒体还是主流媒体，关注焦点都在红会引发的质疑，27亿善款上缴财政的争议等问题，另外，韩红公益基金会因高效、透明受到媒体和公众的赞誉。还有一些企业基金会或者联合企业做了一些行动的公益组织，有一定量的新闻曝光度，而更多的公益组织的声量很小，基本看不到。

2月中旬舆论场内容开始多元化，一方面很多媒体开始关注到这次抗疫行动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公益行动和公益组织，亮点逐步呈现出来。二是司马三忌举报韩红基金会的事件，又分流了一部分我们的舆论关注点。三是行业总结和反思内容增多。

魏晨：结合我的相关思考，用四句话先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公益行业四个媒体中的形象：

第一个，充满力量且道德化的公益事业形象；

第二个，不是那么成熟，内部还充满矛盾的公益行业形象；

第三个，充满希望且被期待的公益职业形象；

第四个，不是那么接地气且内部是比较封闭的公益行业形象。

我觉得第一个形象，通过我们三个记者同仁的表达，就是被看到、被重视、被期待。不管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还是在一线的社会组织访谈里面，我们看到志愿者组织、义工组织、社工、协会、企业公益，还有像校友会这些公益力量，其实在抗疫期间的表现以及在媒体里面的形象，相对来说比较正面的。

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因为公益组织、公益行业缺乏自己的议题设置能力，比较被动。在大众传播和自媒体传播当中，媒体传播是个简化机制，简化就会淘汰那些看起来道德感人力量不强、平淡无奇的信息；但是公益机构做的大部分工作，实际就是实实在在平淡无奇的的工作，这部分平淡是不会出现媒体中的。

所以，媒体中公益事业形象，是比较正面的。这一形象虽然正面，但和实际有差别！

第二个就是不是那么成熟，内部都是充满矛盾的公益行业的形象。行业这个词语是同构性的组织结构体系，来自市场体系的描述，行业不同于事业，行业主体是组织。多个组织形象在媒体中充满矛盾的。

首先，基金会媒体形象是两极分化的，红会和韩红基金会两极分化，负面的形象把正面力量给淹没了。

其次，非正规的社会组织和网络型的志愿组织的表现凸出些，在媒体中，正规军看起来比不过游击队，正式的社会组织在早期应对速度较慢。

第三，相对传统的救灾人财物都可以进现场，这次财物进但人没法进。

第四，这个矛盾形象在于专业社工一般都在做志愿者，相反社区工作者成为社工的代言人。

第五，做了多年的社区治理、社区营造、三社联动，有的地方能起很大的作用，但是更多地方看来是土崩瓦解，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样一些行业矛盾形象，有的是行业自身的矛盾导致，有的是因为在媒体话语当中，没有区分“公益行业”话语和“公益事业”话语所致。“公益事业”话语给人偏向道德话语，公益行业偏向市场话语。举个例子，大家去评判管理费风波的时候，我们看到两套话语体系在传播领域打架，管理费实际上是个行业的市场话语，一旦被道德审视，实际上说不清楚的。

行业和事业的混淆，也说明公益行业本身对议题设置能力的滞后，形成沉默螺旋后，也缺乏和大众传媒之间的对话机制，两种话语至今比较混淆，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充满矛盾的行业形象，这是第二种媒体形象。

第三个形象是充满希望并被期待的公益职业形象，其实它是基于前述的两种现实的两套话语的矛盾动力。我相信所有的成熟的职业公益人，他会发现事业和行业的区别。行业的不成熟、职业体系的缺乏，行业的协同体系的薄弱，包括暴露出来这些问题都会刺激行业来重新思考，进行整个行业的反思。媒体当中这种反思形象是非常多的，它体现出未来的职业期待，我也是充满期待的。第三种形象就是通过重构职业化，来推进中国整个公益行业发展的一个媒体形象。

第四个形象不是那么接地气，而且是有点封闭的公益专业形象。我把这次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称之为长投影型危机，它涉及的影响时间会比较长，涉及到影响的领域会比较多，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会比较强。但是，我们看到公益专业里的一个现象，无论是从专业领域还是从专业协同，都较为封闭。

比如，面对危机，危机干预，是心理学与社工提的，公共危机管理是公共管理领域提的，公共卫生是医学和管理交叉领域提出来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是社会学、公共政治、公共行政提出来的，公益形象是传播学提出来的，企业危机是经济学与管理学提的。

任何一个专业来阐述自己专业形象的时候，都是从自己的学科来出发，提出指引、指南、方案、介入方法；各自为政就难以提出全面系统真正有专业协同整体协作的专业性方案，所以方案不是那么接地气，就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也就难以应对这种复杂性的长投影型危机。

另外就是民间舆论中更看不到专业性的公益形象，看到的更多民间自发的行动，专业似乎还停留在文本和纸面上，专业一不进现场，二不接地气，专业的形象就可想而知。

以上四句话，也是一种间接的观察和直接对社会组织的调研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感受性的东西，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验证研究。

王勇：从个案来说，部分公益组织表现是比较好的。一个基本的证据是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上获得了十几个亿的捐赠，这都是公众一笔一笔捐赠的，代表公众在捐赠时对这些机构是认可的。同时，很多企业在实施捐赠或者是物资运送时都会和基金会合作。

但是从整体，从公众的角度，表现是不够好的，我用三个词概括：一个是被代表，一个是一元化，第三个是模糊化。

第一个说被代表，实际上在公众的眼里，这次有点类似当年郭美美事件的重演。湖北指定五家机构作为款物的接收方之后，武汉市红十字会，包括湖北省红十字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被公众关注到，然后被舆论放大，并波及到整个的红会系统。实际上红会、慈善会、红十字基金会，它们是不同性质的公益组织，但被公众一视同仁了。结果就成了红会什么样，慈善组织就什么样，公益行业被少数机构给代表了。

第二点是一元化，公益组织原本是一个多元化的生态，业务范围实际上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关注的人群也是方方面面的。但这次，一方面是由于公益组织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窝蜂的去募款，去购买医疗用的相关物资，一方面医疗物资也是当时公众最关心的话题；结果就是好像所有的公益组织被等同于接收捐款、买物资、发放的机构，仿佛公益行业就是干这个事的。

一直到最近，这种现象或者这种印象才有所改变，一些公益组织开始发现不同的需求，针对不同的人群去设计了一些新的项目，关注社区的、志愿者的、医护个人。

第三点模糊化。只从捐赠的角度，慈善组织原本应该是民间捐赠的主渠道，这一次从数据上看，慈善组织实际上是接受了大量的捐赠，全国的慈善会、红会系统接受的捐赠有200多个亿。但是与这200多个亿的捐赠相对比，在舆论上的反响与量是完全达不到的，能感觉到大量的普通公众和慈善组织之间是存在着相当远距离的。这里特别突出的现象，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某某公众把钱放到社区、放到派出所的柜台，然后转身走了。这类新闻这期间出现了很多，一方面我们为大家的捐赠热情、为人人公益欣慰。

但从另一个方面想，恰恰说明我们的公益组织，不接地气。普通的公众想做公益的时候，找不到身边的慈善组织，找不到身边的渠道。这个现象恰恰暴露出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上的形象推广的同时，我们原先的那种舆论宣传、原先的渠道还要不要做？以上是我大概的总结和个人观点。

主持人：谢谢王勇老师，你提到的一元化形象，我稍微反驳一下，因为我觉得在最早的时候，一元化形象的造成是不是与我们媒体选择性报道有关系，铺天盖地的全是捐赠、社会全动员。不管是企业，还是公益组织，报道全是来自捐赠，这个捐多少钱，这个设立多少的基金。

举个例子，最早的时候，卓明灾害中心创始人郝南在微博上提到，成立了NCP生命支援网络在做组织捐赠呼吸机工作，包括统计很多被忽略的个体救助、心理咨询。他们每天在微博上做大量信息收集、对接的工作，但是刚开始我没有看到媒体报道，后来才看到有主流媒体介入发布信息，没有收治的病人可以通过媒体提供渠道往上去报。我觉得这个一元化的这个问题，跟媒体的选择性报道有很大的关系。

王勇：我补充一下，你说的这个我是同意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但另一方面恰恰是魏晨老师之前说的公益组织、公益行业具不具备议题设置能力？当我们发现需求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公益行业的专业性去募集资源，去募集服务，把他的需求满足。但同时有没有人在做发声的工作？

主持人：这是个好问题，我也想知道。

汪苏：我接着杜娟刚刚说的郝南那个事，其实他做的事情，包括他提出的问题都特别重要。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太忙了，顾不上来去跟媒体来传播这一问题，我跟他接触也是几天之后了，说等他腾出手来，包括他的团队有小伙伴腾出手来之后再做联络。如果早一点这个情况被媒体报道，其实对于整个的救援来说都是有帮助的，以及对于大众的认识都是有帮助的。

说回到形象问题，一个也是刚才王勇老师也提到的，被代表的问题。公众其实是不会区分官办的组织和民间的公益组织的，大家的形象其实都是混在一块的。有一个负面冒出来的时候，行业整体都会受损。民间组织可能需要跟官方机构在形象上做一个切割。但很多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不能自己跳出来发声，而且他还需要跟这些官办的组织合作。这可能需要学者、协会能够做一些倡导，帮助公众来区分一下，官办的组织和民间的机构的不同性质。另外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民间机构，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能够让自己从官办组织的“阴影”中能够脱颖出来。我们看到很多专业的机构，民间还是认它的。大家找韩红基金会是觉得它靠谱。但是我们看这次疫情期间，很多人想找地方捐，他不知道找谁。

另外一个印象，也与这相关，很多人觉得这次我们的一些专业的公益机构，它的声量不是很大。一些民间自组织，本地NGO，还有社工之类，可能在这里面发挥的作用更大一点。我觉得这个印象部分是准确的，我们看到的校友会、救灾小组，他们在行动中速度、专业度，包括资源整合能力，抓住和解决问题能力都非常棒。比很多专业的公益机构要强，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他们的人力和资源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一些既有的公益机构，它有路径依赖，原来的组织目标，原来的章程等等，需要考虑的问题会更多。但是很多民间的机构，它这次就是奔着救灾去的，就像一个创业公司一样，马上找到发现的问题，然后就行动起来，没有那么重的一个包袱。与此同时，很多基金会一开始比较低调的在做事情，它不愿意去声张。但其实加强了公众的一个印象：我们专业注册的公益机构，在这次疫情行动中，大家觉得可能没有达到期待值。

从行业的发展来说，我觉得对行业是有冲击的。包括很多的企业，它们会委托，比如校友会或者找一些民间小组来对接资源，没有去找基金会来对接资源。但是我觉得从增量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事，一个是行业里真正有反思能力和学习能力的组织，可以在这次的行动中去学习不同的方式，去反思自己去进步。

另外一方面，这种新生的力量，包括这样新的做事方式或是组织方式，他可能带动公益方式的一个迭代。他后面的路还很长，但是我觉得对于行业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的。

顾磊：我讲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关于韩红基金会，这次整体上还是比较优秀，不过其中有两个细节值得反思。

最开始大家骂红会时，网上放了一张截图，三年前韩红对媒体说：“教训是我们再不把钱，好几百万给了某某某基金会，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的所谓管理费也罢了……”。

这让我一下想起了2016年全国两会上慈善法草案的讨论。当时慈善法草案中的第60条，是草案三审新增的规定，有这个表述：“慈善组织……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出当年总支出的15%。”很多代表、委员不理解为什么要收管理费，还收这么高，甚至“撸起袖子”、拍桌子反对。中青报以“会场炸锅”的标题来展现现场讨论状况。

后来出台的慈善法规定：“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特殊情况下，年度管理费用难以符合前述规定的，应当报告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并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从十五到十，是某种程度上的妥协，但也留了一个“特殊情况”的口子。慈善法出台三年，“管理费用”却被一再拎出来当做负面的东西传播，完全不利于公益专业化的形象塑造。

这次疫情中很多机构开展公募时不敢提及，怕影响捐赠，造成的结果是可能要自己贴钱去做项目。

第二个细节是，后来有人举报韩红基金会，罗列了很多问题，北京民政局回应时表示：“发现部分投资事项公开不及时，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前有公开募捐行为。”因而又有人撰文攻击包括韩红基金会在内的基金会们——怎么能拿钱去投资理财呢？这里又混淆了两个概念，把“公益市场化”等同于投资理财以及把投资理财获得收益假想成中饱私囊。

第二件事是社会捐赠。

这次疫情爆发开始，武汉政府最先提出的是“捐赠款物，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后来出现了物资捐赠的“堰塞”现象。2月14日，民政部发文提及“按捐赠人意愿委托送达或由捐赠人直接送达最终使用单位”。也就是说，默许了绕开指定单位，自己直接捐赠。

这是一次有效的调整，民政部门是很及时地回应了问题。然而在善款方面，却出现了“27亿上缴财政”事件。

关于民间捐款与财政拨款的区分，已经不是新鲜事。汶川地震后8成善款流入政府当时被批，雅安、玉树地震后的救灾，经过争取和博弈，已经分两条线进行。多年救灾下来，我以为普及了一个常识：社会捐赠属于社会财产。这次上缴财政，虽学者指出，从法理上说，特殊时期可如此行事，但我认为这或许还是一种倒退。

以上种种，都是常识。尤其是管理费用，很多机构募捐时都不敢提，你越不敢说就越不会说，越不会说就越不能说，越不能说就会越被误解。

所以谈到公众形象的问题，我非常赞同刚才王勇说的，常识的普及是“日常状态下需要行业持续去倡导的”。这次疫情之前，已经有春蕾计划、9958等负面，这些一个接一个的负面舆情或许会冲垮行业形象，行业的“被代表”也就不足为奇。

这次的质疑与回应，我认为不是坏事。质疑促进了讨论，讨论又普及了一些常识。最关键的是，应该把公共讨论的成果与共识沉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