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灾难袭来，新闻中出现饥饿、贫困的妇女和儿童的画面时，很多人都会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来帮助他们。这些帮助有些是现金形式的捐助，有些则是以物资和服务的非现金形式捐助。物资捐助可以成为宝贵的资源，在关键时刻填补缺口。不过，不合适、不及时和管理低效的捐助可能会妨碍优先物资的分发，并因此阻碍救灾工作的开展。尽管大多数人都是出于好意，但个别人却会把灾害看作是丢弃剩余或不想要的物品的机会，而不管受灾民众是不是需要这些物品。
对于中国的社会组织来说，物资援助可以说是绝大部分参与救灾的组织最得心应手的应急响应内容，然而，从来没有哪一次应急响应，像这次新冠疫情响应这样，在物资援助环节遭遇这么多的挑战。物资捐赠的障碍包括：急需物资的稀缺以及价格飙升、物资采购风险加大、道路封锁和其他主观因素导致物资运输困难等等。
本文结合国际经验以及本次疫情中爱德基金会的物资捐赠经验，探讨了物资捐助对捐助方和受助方双方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指导原则，供个人和援助机构考虑是否要进行物资和捐助。
一、采购什么物资？
首先，要考虑捐赠物资的相关性。物资种类的确定，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前方需求和标准是基础，而市场供应情况也不容忽视。
爱德基金会在启动疫情响应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买什么？从需求调研的角度，疫情响应第一阶段的主要需求其实非常明显，就是防护用品，尤其是医用防护用品。因为只有保障医护，才能保证抗击疫情的战斗力。这似乎能回答“买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不然，因为，除了认识各医院需求表上的”医用防护口罩“等汉字之外，我们对医用防护用品一无所知。尽管在医院和指挥部提供的需求表上，都写明了对应物资的相关标准。然而，符合这些标准的物资，尤其是最亟需的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防护服，除了少量超高溢价的存货，国内市场上已经找不到了。
爱德基金会当时面临两个抉择：一、是否采购不能符合指定标准的防护用品？二、是否采购溢价超出内审范围的防护用品？答案都是否。不符合标准的防护用品，因为无法确保其防护作用，无法保障医护的安全；而超高溢价的防护用品，因为其层层转销、哄抬物价，且绝大部分无法提供企业资质、无法对公转账及开具发票，也未能通过我们的内审要求。
因此，爱德基金会通过三个措施来解决“买什么”的问题：
一、找到专业医生，将相关医用防护物资的中国标准，转换成了对应的欧标和美标，并委托海外合作伙伴按欧标和美标进行海外采购；
二、寻找替代产品，在通过专业医生（包括江苏及武汉当地的医生）多方鉴定后，采购了防护面屏、正压式呼吸器等具有良好防护作用的物资；
三、采购消毒液及民用防护物资，保障基础防疫，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进而缓解一线压力。
此外，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受影响地区的确需要某种物品（如衣服），捐助的物品也应该是合适的。 例如，在2001年中国洪灾期间，一批原本产自中国、市售单价为120美元的12码运动鞋（远大于中国人的脚的尺寸）从美国被重新运往中国。灾区还经常收到过期的食品和药品，我还见到过大量过时或停产的医疗设备如X光机被送往灾区，却没有提供备件或操作手册。这类物资在收到后通常都会被存放起来、闲置数月，成本非常高。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最终会被废弃，但是只有在捐助者收到感谢证书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免税之后才能废弃。
其次，要考虑文化与习俗。个人、公司、政府和组织捐助和送往受到灾害或其他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地区的商品并不一定符合当地的文化、习俗及偏好。特别是远距离或者跨国捐助的情况下，捐助方常常缺乏对受灾地区和人群的了解。例如，曾有捐助方将牛仔裤送往达尔富尔（Darfur），而那里的人不穿裤子；还有捐助方给印度尼西亚送去法式软奶酪。在一些情况下，捐助此类物品可能还会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例如法式奶酪，这种通常用生牛奶制成的食品非常容易变质）。受助方甚至可能还会将一些物品视为侮辱，例如送去黎巴嫩的培根。
与现行习俗和文化不相容的非现金捐助可能会让当地居民的饮食和行为发生改变，并相应地减少他们对传统作物或商品的需求。这样的例子包括向习惯使用布的尿布和卫生巾的社区捐助一次性的尿布和卫生巾。
二、如何平衡物资采购效率与风险？
从国际上的灾后物资捐助的经验来看，主要要考虑成本和时间问题。首先，不鼓励捐助方直接捐助物资的一个主要原因，与收集、分类、包装和运输这些物品所产生的成本有关。这些成本往往大于任何益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等主要食物援助捐助国仍然在捐助他们自己国家过剩的食物。尽管事实上，在受灾国家采购这些食物可以将成本降低一半。即使无法在受灾国采购，从同一地区的邻国购买也会便宜三分之一。即便如此，我还是能看到把大米运往印度尼西亚——而大米正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农产品。免费的援助，特别是食物，还可能对当地市场产生不利影响，迫使本地生产的产品价格下跌。向受助国倾销可在当地生产的免费食物和其他救灾物资，可能会损害其国内的生产。
其次，对于援助组织来说，接收物资捐助不仅成本高昂，而且非常耗费人力和时间。需要大量人员来将这些物品进行分类、清洁、包装、寄送和分发。在很多情况下，实物商品要花费数周才能抵达受灾地区，到那时为时已晚，已无法满足最迫切的需求。而在受灾国家、受灾地区或其邻近地区购买食物和其他救灾物资通常会快得多，也便宜得多。这种做法还能支持当地市场，也是近年来援助组织越来越多地采用的方法。在这次的疫情发生后，民间捐赠热情高涨，也出现了很多捐助者直接买了口罩、防护服和医疗器械寄给湖北的医院，但是却因为规格不符合标准而不能使用的问题。
爱德基金会发现，本次疫情应对与一般自然灾害响应不同的是，防护物资受多方因素影响，极度缺乏。加大了采购难度和风险。物资价格、数量瞬息万变，供货方鱼龙混杂，远程采购无法现场查验供货方资质及产品质量，而前线物资极度缺乏又亟需快速决策。
为平衡采购效率和风险，爱德基金会组建了一个采购小组，梳理分工，并形成了一套针对本次疫情响应的物资采购流程。在这个小组中，有同事专门负责在各个微信群、朋友圈中“爬”货源，初步了解货源及供货方信息，进行初筛；有专门的采购内审，负责制定防护物资采购内部指引，进行产品资质文件和供货方资质的审查，对接医生志愿者审核物资是否符合医用标准；有专门的法务支持，提供采购模板合同，以及突发状况的法律咨询；也有多地伙伴组成的相关物资的验收团队等等。
尽管如此，实际采购工作依旧状况百出。爱德基金会收到过货不对板的检测报告，拒绝过临期的物资货源；遭遇过供货方的跳单退款，也因货物延期交付退过单；也曾帮一个配件厂商提交过复工申请，又帮另一个配件厂商协调过配件运输……..值得庆幸的是，在整个应急响应期间，得益于对物资及供货商资质的审核，爱德基金会所采购的物资，均符合前方的需求标准，物资和资金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三、如何解决物资运输？
物流是物资捐助能够到达受益人的重要环节。很多国际和国内的响应都出现过物流方面的各种问题，如：多余的货物阻塞机场和海港、妨碍重要物资的通行、从包装难以识别物品内容等等。美国红十字会报告称，在灾害发生后，运送捐助物资既昂贵又困难，因为道路通常会损坏或无法通行，而且很容易被非优先物品的运输堵塞。此外，考虑不周的捐助物品可能会需要特殊清关，或不符合受助国的习俗和法律标准（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为保护本国制造商，不允许进口二手衣服）。其结果是，货物在海关滞留数月，产生了额外的成本和文书工作。 跨国情况之外，在一国之内进行物资运输也是需要考虑运输时间、方式和仓储等多方面问题，尤其针对传染病疫情的话，医疗和消杀物资也要求特殊的运输装备和仓储管理。
对于爱德基金会的本次响应来说，物资运输是及物资采购之后的第二个痛点和挑战。疫情带来的恐慌、进入疫区后需要进行14天隔离的各地防疫措施，让物资运输陷入“有车没人开”的困境。这种情况下，多数快递企业无法正常运转，能够运转的少量快递企业爆仓严重，运送效率明显打折。
于是，爱德基金会不得不采取多方合作的模式：小件走快递运输、大件及最亟需物资进行车辆运输，先后联系了十多家公益和商业物流企业，并在湖北当地志愿团队和社会组织的接驳支持下，完成了所有的物资运输。爱德基金会总结出这次能够保障顺利运输物资的重要措施，包括：及时掌握前线不断变化的需求、提前做好发货方和接收方与运输方的沟通确认、了解并符合即时通行政策等。
四、物资如何有效发放？
根据联合国移民组织和CARE于2018年发布的《发放临时住所、非食品类物资以及现金》手册，物资的发放需要与受灾地区政府、受灾人群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沟通时要考虑包括男性和女性群体、不同年龄段人群、残障人群等。在做物资发放计划时，需要细致考虑在哪里发放以及发放时间，以确保发放地点的安全性以及所有人都能够领取到物资。发放场地的规划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具体设计。但是，疫情的情境下，社会组织无法采取这种设立发放点的方式，时间和空间的间隔下，又该如何确保物资能够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呢？
爱德基金会观察到，大量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参与到了本次疫情的应对中，物资到位时间又相对滞后，并且政府的保障也在不断加大力度。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湖北当地的物资供需状况瞬息万变。为物资采购而开展的需求调研，在物资真正到位后，也许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方面要求提供物资的组织在具体行动前就进行需求研判，而另一方面，则需要在物资实际到位前，进行多次评估。
在实际落地过程中，爱德基金会通过多方渠道，掌握当地的需求状况，物资发放前，也将再次确认需求是否有变化，原定的接收对象是否还需要这些物资，是否需要对发放对象进行调整。也就是说，这次保证物资有效发放的关键策略是需求调研贯穿整个应急响应流程，直至物资发放结束。
五、现金捐助是否是更好的选择？
现金资助比非现金捐助更有效果且更有效率 —— 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这一点，人道主义行动者之间也越发就此达成共识。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和灾害应急委员会（DEC）已经强调，除非援助机构有明确的需求，否则捐助食物和衣服不如捐助现金有用。乐施会已在游说反对为全球基金（Global Fund）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工作提供药品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等非现金捐助，且发挥了领导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现金都是一种更好的援助形式，现金援助为人们提供了选择权，增加了当地需求并减少了对当地市场的干扰。据国际现金学习伙伴（CaLP）统计，2016年有28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是通过现金或代金券方式递送的，比2015年增长40%，比2014年增长100%。现金援助被视为能满足更多需求、更高效、更有效的援助方式。
现金之所以越来越受青睐，主要是因为它没有那些非现金救助的缺点：它从一开始就给援助机构提供了更大的分配资源的选择权（且在必要时，可以在最后时刻重新分配资源），以满足受灾民众最迫切的需求；由于现金的动员更容易、更迅速，并且可以让人们购买适合自己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它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最重要的是，向当地市场注入现金有助于经济复苏。不过，灾害刚刚发生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可能仍然需要专业的援助机构在应急期先进行生命和生存物资的援助，等受灾地区和人群渡过了紧急期后，再转为现金援助。
六、未来的方向
如上所述，与物资捐助相比，现金捐助通常是更好的选择。尤其对于捐助方而言，与其自行购买物资捐赠，造成规格不合适、不符合需求等问题，不如把资金交给专业的援助组织，让他们根据受灾人群的实际需求采取相应的行动。对于各援助机构而言，现实情况中仍然可能需要做物资捐助，特别是在受灾地区市场未恢复或者受灾人群还没有能力自己采购所需物资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要进行物资捐助，在做计划时就应该问自己以下问题：
为什么捐助方想捐助这些物品？
捐助方需要什么回报？
受灾民众是否真的需要这些物资或服务？
受灾民众是否明确要求提供这些物资或服务？
这些物品在文化上是否可以接受？
捐助物资抵达目的地要花多长时间？它们会不会因为太迟送达而毫无用处？
是否对捐助进行了适当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否已考虑了所有成本，包括员工时间等隐性成本？
谁来承担这些成本？
如果捐助涉及机器或设备，它们是否运转正常，是否有备件，以及受助国是否具备操作和维护它们的专业知识？
它们对受助国的市场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本地采购是否是更好的选择？
捐助的货物是否符合受助国的法律要求？
受助国的法规是否允许进口这些货物？
来源：基金会救灾协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