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公益界最大的问题是《慈善法》没有很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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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 何道峰 观察  
何道峰:公益界最大的问题是《慈善法》没有很好执行
提要
在大历史的事业中精粹洞见,苦练持守。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采访了远在美国的何道峰先生,请他分享了对中美抗疫对比观察、中国公益行业反思、坚守公益的策略方法以及对年轻公益人建议等方面的思考和观察。何道峰先生共回答了6个问题,本文为问题5至问题6的采访实录。

Q5:从行业角度来讲,应该如何把原来我们曾经共享的一些价值观,比如人的现代性等,重新拿回来,以什么样的方式再慢慢变成现在大家共享的价值观?我们应当怎样重新设定议程,重新定位价值观,让这些议程能影响行业尤其是新生的基金会?

何道峰 在当前形势下,因为当大环境的变化,垂直整合急剧强化,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对安全的恐惧。这种恐惧会让我们避开那些比较艰难的话题,然后去寻找一种更容易的技术性方法,所以就产生了中国人所谓的变通。但其实在大家变通的从众行为过程中,我们就慢慢迷失掉了,因为变通到一定程度,你的认知也会发生习惯性跟进,时间长了,整个社会的平行整合与自治的价值准则也就消失掉了。

像你们基金会论坛这样的组织,慢慢你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应该是这个行业的领导者而不是一个服务平台,这是不对的。中国几千年的垂直整合文化,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随时随地准备复活,顽固得很。你们要时刻明确地告诉自己,我们只是一个基金会组织的第三方服务平台,这样才可能坚守住平行整合的价值理念,否则当困难的时候,那种被招安修成正果的垂直整合价值理念,就会从你的血液中甦醒,侵入你组织肌体的DNA,借尸还魂。

如果你坚守服务平台的价值理念,你就要继续回答,你到底为谁服务?我觉得作为基金会论坛,你们特别应该善于发掘那些价值观相近和守得住公益底线的基金会,让这些组织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让他们来抱团取暖。抱团取暖不是所有人抱在一起。人或组织的连接有三种道路,一种是血缘的,一种是地缘的,还有一种是靠价值观连接。历史证明第三种连接最牢固最持久,如果大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你硬要让他们抱在一起,其实是取不了暖的,反而肯定是相互都刺伤了。所以回答为谁服务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挑战。

当然生命总是在两难处境中寻求出路。一方面你要生存,因此需要找一些资源,没有资源你就无法活在当下;另一方面你要代表未来,这又需要坚守你内在的公益价值取向。这种同时又去跟社会进行妥协以取得资源又要坚持公益价值取向的两难折磨,便是对一个公益机构领导人最大的挑战。而也正是这种两难的挑战使你成熟和成长,坚持10年,此剑可成。

如果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这样的机构领导人就是火种。有一些人能做到,哪怕很少,就能够连在一起在时间中去燎原,形成代表未来的历史力量。不要去看现在谁大,谁声音高,谁呼喊得厉害,谁有更多资源可以呼风唤雨,你要看他是否代表未来。

代表未来的力量靠价值观连接在一起去持续坚守,历史才可能在未来中真正发生变化。这个过程会让你心中非常煎熬,但这就是公益的本质,正是这种煎熬让你变得成熟,让你变得最后无论经历怎样的泥泞都能往前奔跑。

Q6:这些年,行业生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原来以草根为主、非公募基金会包括境外机构来资助他们,到现在互联网筹款比较多,好多草根机构有的没了,有的转型成为新的社会服务机构。这次对基金会在疫情工作的反思,有人认为基金会给予的支持不够。您认为,公益行业内部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应该如何重新建构?另外,前段时间我们专访中国公益研究院王振耀院长,他说在政社协同当中,社会组织应该更主动一些。一个内部关系,一个外部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该如何去做这些关系的调试和互动,让行业能够更有力量或者更有策略地走下去?

何道峰 行业生态确实越来越差,战略趋同,全能型组织太多,造成行业中各组织之间没有足够错位,也就没有足够互补,人人都想成为全能型,骄纵之风盛行。这个问题根源很深,前边都分析了,保持耐心和努力,慢慢来吧。

       至于行业内譬如基金会论坛,还是要揭示问题,还是要发声,不能绕。最后大家都想用的技巧来解决社会的问题,殊不知这个世界最后决定胜负和输赢的,不是绕的技巧而是直面问题。无论是一个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国家,绝对不可能完全靠的技巧来解决问题。我不相信照现在这种绕法能把中国绕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虽然是一个个很弱小的人、一个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是我依然可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不绕。譬如讲如果没有自由结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益基金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这个核心原则就不能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不是宪法里写的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也写进去了吗?譬如垄断必然滋生腐败,也不能绕,要揭示,要讲真话。

当然行业联合发声也是必须的,但一要找准契机,譬如汶川大地震谁有救灾权,玉树地震反对将非政府组织的募款打入青海省政府的账号,雅安地震发布行业自律宣言等,都是一种发声尝试。现在也有这样的契机啊,如疫情中红会垄断导致的舞弊与公益无效,韩红的孤立无助,李文亮之死等等,但要抓住时机,及时行动,过了那个语境,势能就不在了。其二是要把握在建设性的度内,把握好政治敏感度。其三要注意技巧,别企图把几千家基金会都统进来,部分行动就能达到效果了。也可以动员学者或第三方联合发声,反映行业紧迫问题与公共诉求。

战疫中的基金会项目组互动

Q:何老师好。我2016年加入这个行业,一直在基金会论坛工作。我们一直被灌输一个观点:基金会是社会创新的发动机,好像基金会身上背负了一种特别大的责任感。现在中国有80多万家社会组织,基金会才有7000多家,从各种捐赠体量上来看,基金会也并不是那么有优势。您怎么看待基金会跟整个公益行业的关系,基金会能够代表公益行业吗?如果不能,为什么我们还要赋予它这么高的期待?假如这种期待不能实现的话,又该怎么办?

何道峰 当然不能说基金会代表整个公益行业,这是不能代表的。公益生态中最大体量的应该是协会,或者说协会应该是公益行业里面的第一大组织体。比如说每一个居民小区都应该产生一个自治的协会,这种协会几乎涵盖了所有公民,因为没有一个人不住在社区里。当然这不是讲中国的现在,我是讲中国的未来,未来公益中协会的数量是最大的。如果所有人都在他的社区有这种公益义务的履行与奉献,志愿精神就不难找了,捐款也就不难找了。当然除了社区内的协会,还有很多行业自律自治的协会,当然不是指今天这把全行业所有的人统起来官办的弄权协会。除了基金会和协会,还应该有学校、医院以及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支持与社会服务平台。因此如果这个行业只有基金会,公益行业就永远是幼稚的,其行业生态也是非常脆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行业生态的宽化与深化,本身就可以成为基金会论坛的使命。

第二,千万不要去简单化滥用数字,要深入研究数字背后的意义。上次我在纽约跟一个名片看起来很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交流,他在国际会议上讲中国有80多万家公益性社会组织,这话说起来很好听,一些老外不加思索地愕然。会后我问了他,你想过80多万个公益组织这个数字的含义吗?他说没想过。我说:中国只有1000多亿元的捐款,你有80多万家公益性社会组织,这意味着平均每个社会组织每年只能得到12-13万元或曰不到两万美元的捐款。人家会想你们国家那些社会组织是怎么运行的呢?靠什么活下去呢?他的脸立刻就红了。中国基金会的行业现状又如何呢?

每个基金会当然应该肩负着一个自己认定的使命,但不是所有的基金会都有自己清晰明确的使命。这好比在经济领域,我们说企业家是社会创新的引领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就业和税收的贡献者。但是每个企业家都能担负这些经济责任吗?中国每年每注册10个企业,10年以后9个都消亡了,只有一个能活下来,9个都是要被淘汰掉的。同理,成立那么多基金会,其中很多基金会就是要用来被淘汰的。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排着横队往前走,我们加入到这个行业的组织中,无可避免地要去参与竞争,也许做10年以后我们会成功,也许我们就死掉了。所以,不能对任何一个取得某种时代流行概念的东西,赋予那种不加区别、不切实际的普遍性期盼。

但你可以期盼的是,基金会论坛作为一个服务平台组织,可以去寻找和发现有价值的基金会,寻找代表未来的基金会,促进他们的协作与优化。如果你找到了这样的领导人,找到了这样的基金会,有宗旨,有使命感,有梦想,且治理健全,那么祝贺你。哪怕今天这样的基金会只有5%,没有关系,如果在你的平台支持与服务下,这个比例数字能够增长,你发现他们能抱团协作增长到6%10%20%,你这个平台的使命就很成功了。很多人觉得我们第三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似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就被解决掉了。事实上有很多公益组织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但也有很多组织在制造问题,这就是行业生态,而且这是任何一个行业的现实生态。直面这种现实,是为了惕励我们从那种普遍性虚幻的概念期盼中摆脱出来,做好我们自己所在的组织。

Q :何老师好,我有一个关于慈善领域法律和政策关系的问题。《慈善法》立法的意图是放开直接登记,但是2016年8月两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依然要求稳妥4类组织直接登记,接下来制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方向应该是什么?
何道峰 :你是做倡导的,那你应该动员行业里面的各种资源,倡导维护《慈善法》的权威。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当然要重视立法,更要维护所立之法的权威。如果法的权威还不如“通知”,“通知”又不如领导的即兴讲话,这个社会的法治系统肯定有大病了。

如果说我们当下公益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了一部《慈善法》,但是把它束之高阁,放在一边,没有很好地执行它。也就是说,颁布了法律,但是某些公权力在带头违法,这就是今天中国公益界的全部问题。如果立了法又不执行,请问政府的权威在哪里?所以公益界应该通过两会进行公共倡导,推动国家出台细则,维护《慈善法》的运行,让《慈善法》落地执行,这样才能保护行业的有序治理与健康生态。

比如红十字会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历史契机,你们就可以发起一个行业倡议或者两会提案,通过一些渠道上书领导,让他们意识到发这种通知违反了《慈善法》,所以引来这么大的麻烦。说服领导将着力点放在贯彻《慈善法》上,或许这种倡导就能改变行业状况。
Q:何老师好,两年前,您在基金会论坛苏州年会上提到,您退休后会做两件事,一件是做一些有意义的捐赠,另外一件是回到阅读和思考上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您刚才讲,这12年可能看不到太多进步,而是看到一些退步,那您认为我们国家公益行业有没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讨论?
何道峰 我没问题,首先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技巧问题。新一代的人上来,无论是他们对现代技术的熟悉程度,还是他们自己在现实里对很多问题的把握,我觉得都不用操太多的心。因为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提升自己,教育自己,这些方面在世界上都是出类拔萃的,根本不用担心。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不太相信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而所有的思想、原则,我们的信念以及后面的信仰,都是看不见的。

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哲学家讨论问题从来不讨论看不见的东西,把看不见的东西的讨论全都排斥掉了。但是古希腊讨论却只讨论看不见的东西,认为一切我们可以看见的东西终将逝去,都是不值得去珍视的。唯有那些藏在看得见的东西之后的invisible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存在,才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才是值得我们用生命去珍视的。所以中国缺的就是这种尊重看不见的东西的精神。如果没有对那个看不见的精神的追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一个动物而已,折腾点钱,养家糊口,娶妻生子,然后人死如灯灭,唯有儿子物理性血亲传承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为看得见东西奔忙一生,但是从来没有去尊重过,真正从心中敬拜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你们要组织这个大讨论,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Q:您能不能给年轻公益人一些鼓励的话,或者是一些建议?
何道峰 :在时间的长河中,人是微不足道的有限物,不值得崇拜。像我这样一个老者,能感觉到自己的物理性之我逐渐走向衰亡,怎么让自己的精神之我,做好足够的准备可以欢欣鼓舞地去拥抱物理性之我的死亡,而不是在那一刻来临时痛苦地挣扎和哭泣,乃是我今后生命的第一要事。第二要事,便是让自己在人世间更加宁静地思考和探寻绝对真理,如何在余生中争取去理解、接近和融入绝对真理,实现终极关怀的神圣关照。剩余的时间,顺便做一些有意义的捐赠,顺便把我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转化成有机缘之年轻一代成长的肥料。这是我在很多种场合反复讲的生命规划。像乔治城大学中国公益机构领导人能力培训班,便是这样一种尝试。

在社会的代际传递中,我那一代人很不幸也很幸运地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时代难题,看到人被饿死、人被整死以及文化大革命所有的荒唐,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与沉沦,灾难、动荡、煎熬与欢欣鼓舞。我们每一代人都会面临着时代的难题和个人的困境。你必须去面对这个过程,学会去拥抱时代的苦难,拥抱挫折和这个时代的两难命题,因为正是时代的两难命题对你煎熬与挫败,才能让你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和你为何去终身追求相对真理从而追求绝对真理,同时也让你学会在技巧上如何去跟社会相妥协与相适应。

我常常愿意把问题的真相剥开给大家看,真相从来是很难看的。《红楼梦》里讲,跛脚道人最后送给了贾瑞一面宝镜,正面看是心仪的凤姐的裸体,但背面是一具骷髅。多看正面,则命休矣,多看背面,病可治愈。可是现实中的贾瑞忍不住诱惑,他总是要看正面,因为那是他心仪的凤姐,他没有得到的人,最后他就死于非命了。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把骷髅面打开给大家看,并不是要打击大家的自信心,而是说我们要真诚地面对这个时代的难题,同时也真诚地面对我们个人的处境,然后在解决个人处境的过程中,别忘了去观照时代的难题,这样才能在你心中留下烙印,不断归纳出一些属于你自己的逻辑来,这样,你的生命在积累的过程中慢慢会变得更加充满激情而富于理性,实现自我完善的幸福。

这个生命历练的过程,只有依靠你自己来完成,没有人能够替代你。但是我作为一个老者,始终在这里,不更名不改姓,不增光不减色,当你们找到我,我都会倾听和尽己所能地助力你。我希望在这个时代,你们应该首先把自己个人的问题解决好,同时在社会的诸多两难命题中持续追问,并最终寻找到你自己和社会之间公益连接的答案。不知道这些话能不能给你们带来鼓励。 


编辑:菜菜

来源: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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