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乐天行动派午餐分享会“抗疫·见证·行动”特别策划（第二季）由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网校和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CNC-COVID19）合作组织。

在第12期中，我们邀请到自1月23日开始就以志愿者身份投入到疫情防控服务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杨团，来分享她所看到的“社会力量在社区防疫中的作用和难题”。

在分享中，杨团通过4个社区自组织的抗疫案例，分析了社会力量在中国社区防疫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她认为，在面对大流行病及其他众多不确定风险时，更有效的机制不可能只靠垂直的行政体系，而是需要社会多中心体系，在纵向的行政系统外，还需要有大量横向的有活力的各类社会组织；而在各类社会组织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常态的和非常态的需要进行有机的整合，方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 本期分享实录是乐天行动派午餐分享会“抗疫·见证·行动”特别策划的第12期，由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整理，并经杨团审订.

分享实录

大家好，我是杨团，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很高兴用中午的时间能和大家一起见面。今天跟大家谈一谈“社会力量在社区防疫当中的作用和难题”。

01社区防疫的背景

首先，社区防疫整个的背景是什么。疫情的背景现在已经被全球大疫情给定了性，它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这么严重的全球大流行病。这个大流行病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先是在中国“前哨站”武汉，后面到了全球很多地方，今天（3月26日）看到的新闻是全球已经超过了46万例。也就是说中国仅仅是它最开始的起步，后面全球的爆发（现在看起来）才刚刚开始进入，还没有真正达到最高峰期。

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疫情定了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对我们是一次危机。扩展到全球，我们发现这样的疫情基本上是联合国成立75年以来全球发生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灾害。这个灾害不是对中国，是对全球的危机，不仅是公共卫生的危机，其实也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同时也是一次大考。

这个时候的人类不是你想不想、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必然的，每个人都卷进去了，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这样一种全面爆发，让我们今天比一个月以前、半个月以前看的情况更加清晰了。

02新冠疫情防控的困难

这次的疫情爆发程度最广，困难在哪里？最大的困难是完全未知的病毒。有人讲新冠病毒是“天外飞仙”，因为它和普通感冒（家养的）、流感（串门的）不一样，这个病毒我们搞不清楚到底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的传染规律，但是它的传播在不知不觉当中传染了，传染性按照科学论据是2-2.5个人，可由于它前期隐匿性强、潜伏期强，很多是“无感人”，一旦发现时已经变成社区传播。当中国发现武汉社区传播之后，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武汉封城，全民禁足，这确实阻挡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社区传播。可是这个经验在早期并没有被各国所重视，所以我们为全世界争取来的黄金准备期没有被很好地利用，这才出现现在世界各地不断爆发的情况，欧洲成为震中，美国也成为震中，美国（3月26日）已经达到6万多例。

这样的一个疾病特别困难的还有一点是严重性强。所谓严重性是指如果进了医院重症，存活率不高，重症病人死亡率大概是10%。这个是最近从很多数据里得到的。这个严重性最重要的是攻击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造成多靶点的攻击，而且有反复性。形成社区传播的具体人口规模以后会导致灾难需求像大洪水一样——大洪水冲垮正常的医疗体系，一下子扑上来，数万人的重症困难者，这样的情况到哪个一个国家资源都是不足的，资源不足就会发生人道主义的灾难。所以这次困难的的确确是前所未有的。

03中国防控疫情的三条经验

但是，新冠病毒不是不可控，它可防可控。全球在今天有很大信心就是看到中国这么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都能够把这么困难的新冠病毒给控制住，今天很多国家真的是打心里头认为中国树立了可防可控的榜样，否则会真的丧失信心，而最重要的是社会不能有恐慌。所以，中国这个“前哨站”的重大意义，现在看起来并不是说给全球争取了非常宝贵的40天的黄金时间——是争取来了，但是大家没有利用——而是大家看到中国真的可以把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病毒给控制住，中国国内新增病例可以为0，这时候大家觉得中国的榜样是值得学习的，衷心对中国发出这样的呼声：愿意向中国学习。

我们这次到底做了什么？是怎么把这么一个肆掠病毒给控制住的呢？其实就是三条：

第一条是阻断社区传播靠的是城市要冲（封锁），在全社会把交通断掉，把所有该封闭的地方封闭，武汉疫区封城。这样的方式是什么方式？非常明确，这套方式不是医疗方式，不是一般的传染病的控制方式，而是全面的社会抗疫行动，是全面非药物干预，是一种社会为主体的干预。这跟《传染病法》规定的东西大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传染病法》规定没有说要封城，要全民禁足，而这次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社会手段全用上了，所以我们的抗疫（经验）第一条是这个。

第二条是医院，快速建立方舱医院、战地医院，筹集所有医疗设备、防护物资。

第三条是社区防控。所有社区一线防治住大洪水往医院泄。当然，社区不但是防控疫情的一线，同时也是保障人民生活安定的一线。为了社区的防控，我们早期做排查，武汉在全民禁足的时候由志愿者上门给大家购买物资并送上门。

重要部署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下进行的。这样的部署是“三线作战”：医院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医院的重要任务是特别注意把重症患者抢救过来，尽最大可能降低致死率；社区是又一个“一线”，这个社区是早发现、早报告，社区排查和社区对全体老百姓生活上的照顾，真正做到一要保生命安全，二要保生活安定；第三线是所有城市聚集场所、交通要道等等，该封闭的封闭，该检查的检查。这个“三线作战”+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是中国战胜新冠病毒最重要的部署。

04社区防控是中国抗疫理念和方式的创新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讲社区防控，是讲社会力量在社区防控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社区防控是中国抗疫当中理念和方式的创新。可以说在“三线作战”当中的另外“两线”：医院和城市，其他国家都可以学。社区防控在很多国家很难学，最重要的原因跟中国的体制分不开。中国的体制和机制，还有中国社区的特殊建构，这个建构我认为和西方社会不一样——这个特殊的建构既有纵向也有横向，横纵交叉的建构使中国社区在这次抗疫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区在抗疫当中是防控体系的上游，医院是它的下游，（社区为）医院收治体系筑起防控疫情的堤坝，否则下游医院就会发大洪水。现在很多国家“大洪水”，全都涌到医院，武汉当初也是这个情况。除了武汉以外，全国很多地方，包括北、上、广、深等比武汉还要人口聚集的城市都没有发大洪水，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的社区防控做好了，接受了社区传播的教训。而且武汉后来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到两个月）就控制住了？峰值除去2月12日1万多例的存量，真正增量的峰值是2月18日1600例，后面其实是一路下跌的。也就是说，从1月23日封城后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封城和社区防止传播的疫情防控措施，所以才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当然，控制疫情在武汉来讲非常明显地是两手协调，也就是说两个一线：一个是社区，一个是医院，尤其是方舱医院在2月3日决定建立，2月5日夜间出来，2月7日、8日大部分收治，2月11日晚上全部应收尽收。说实话，应该讲就是社区的一线和一医院的一线两者相互结合协调的作用。

社区防控是这次抗疫的创造。看看疫情防控里头的《传染病法》，没有社区防控这一条，基本上是从技术抗疫出发的。但我们这次真正起作用的是社区防控。

关于武汉的问题，当初是两者没有协调很好，当社区大洪水已经进行了，但武汉医院没有准备好，第一是没有床位，第二是没有足够的医生，第三是没有足够的试剂盒。这就导致社区泄下来的（患者和疑似患者）变成洪水，变成了堰塞湖。后来是：第一，建立了方舱医院；第二，调集了大量的试剂盒；第三，医疗人员的援助是一批又一批地往前跑。到了方舱医院建成，人还是不够，已经上去了3万人，但是方舱医院一出来医疗人员还是不够，武汉紧急向中央求援，最后医护人员又上去了1万多人，全国各地支持武汉。所以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两个一线”协调起来给社区减轻压力。从这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一线都特别重要，医院是救治的集中地，社区是把病人给选出来、挑出来，切断传染源的集中地。

05群体性干预措施是应对公共危机的关键

在大疫情面前，非常明确的是，无论是医院救治还是社区切断传染，必须采取的是群体性干预措施，这是应对公共危机的关键。什么叫公共？公共就是全体，就是大家，不可能针对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必须要用全面的、全体的干预措施。这个全面的、全体的干预措施，我刚才讲了，我们社区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纵向的在这里是总体指挥系统、行政指挥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启动社区防治，实际上是把传染病这一条的技术抗疫融入社区抗疫，我们是用社区组织找出病人，实现科学防控。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是国家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转变。换句话说，没有社区，光有国家，只有顶层设计，只有党中央这个大脑是根本不可能取得中国抗疫的胜利，中国抗疫的胜利绝对离不开社区。社区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我自己认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不但是今天，我们现在遇到的新危机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我们国内已经清零了，国际的每天都有，现在看数量有增长的趋势，这更加说明我们的社区还要持续地发挥作用。

06四个社区自组织抗疫案例

下面为大家讲讲社区抗疫的故事。这个抗疫的故事就是我所说的横向——纵向是行政系统——横向是社会自组织，包括原来已有的组织、创新组织，也包括很多志愿者。

第一个，这里头有一个妇女穿着防护服、戴着红袖章，她叫万晓燕，湖北政协委员，是民盟的（成员），同时也是一个教授，她就在金地太阳城这个小区领导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合作做抗疫。金地太阳城这个小区是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阳春社区的两个小区之一，有1700多户，5400多人，1月27日就成立了防控指挥部，指挥部由业主委员会自己站出来，并没有哪个领导，也并没有哪个文件（要求/指导），站出来后自己就筹款，买防护服、买消毒水。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平时跟物业公司关系很好，这时候看到物业公司非常辛苦，就给物业公司每个人每天增加50块钱，自己补贴（不是政府购买）。这个小区靠着自己的自主自治做了很多工作，不但是消杀，而且组织了51个楼每个楼楼群的微信群，选出了51栋楼的楼长，楼长和小区的居民天天联系，小区自己发防疫公告，自己要求到底如何遵守小区规则，包括怎么外出，怎么购物。早期武汉没有像后来（那样）做严格的规定，武汉有严格规定是2月13日换帅后。这个小区志愿者团队一直给大家做很多规定，包括在小区门口、超市错峰买东西等等。这个小区我认为非常不错，5000多人里头有2例新冠病毒去治疗去了。小区帮助消杀、帮助居家隔离。

第二个例子是四川成都郫都区的宝华村。这个村特别有传统，在改革开放早期很多农民工到四川成都去打工，住的地方就想找便宜地，郫都区离成都一个多小时，农民就跑到这儿租房子。农民觉得房租不是挺挣钱的嘛，结果郫都区这个地方把种庄稼变成“种房子”，在庄稼地里盖房子（反正政府也没有规定，就盖起来），靠这个挣钱。宝华村是在郫都区这么大一块地方唯一不种庄稼而是“种房子”的地方，我到那儿几次，看到地上的那些房子没有拆。宝华村集体经济很强，就用集体经济的方式让大家把土地都给集中起来，然后（做）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和外边企业合作，企业做一点产业，但要符合我们这儿的规定，不能有污染；我们就用你给我们的钱来盖房子，把一部分居民给集中起来。这个地方分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原来农民的散居；第二种类型是上楼的农民；第三种类型是商业区，商业区有全国各地到这儿做生意的人，而且这些人中也有武汉的。这里是集合了城市、农村还有城乡结合部，三种情态都有。

在三种情态都有的地方，宝华村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是怎么做（防疫）的？首先把村里的十来个出口搞成一条龙，三个地区三个出口。第二个是把青年人组织起来，打着旗帜，青年人组织起来干什么？站岗。中老年人给青年人送饭、送汤圆、送饺子。妇女们干什么？因为买不到口罩，所以他们的商户自己来做口罩，做了多少？做了三千多，三千多里头还给外村送去。他们说我们要抗病毒，环境一定要好，就利用这个时间把大家组织起来。这边这张图是大家拿着扫把、戴着口罩，把村里所有犄角旮旯在这一次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的商户有一些从外边回来，不像有的地方那样不让人家回来，对回来的人都好言好语，给人家送上防护物资，帮助他进行居家14天隔离，那些商户说，宝华村这个地方好，不但我要长期待下来，还要找乡亲朋友都到宝华村，把宝华村当成我们自己新的家。通过抗疫，这样一个有基础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大增强了各种不同类型人的凝聚力，让乡村社区变得更加具有战斗力。

下面还有一个案例，五地农民工救援行动。这是北京协作者做起来的，专门针对农民工，南京、珠海、青岛、江西联合起来专门做农民工的救援行动，给农民工困难家庭发放防护物资，给他们做传播。他们一直对农民工的孩子做了很多救援，以前就做。这一次他们把在地大学生还有社工和农民工孩子在网上建立在线课堂，为他的家乡、为他的亲人、为他的爸爸妈妈做每天的抗疫小记者播报。这里面有很多挺好玩的视频，有空的话大家可以看看。

还有是（京鄂）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iWill联合行动我参加了，对这个了解很深。这个平台上有差不多31个组织，1700多个志愿者，得到了北京市社工委和北京市民政局的支持，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武汉在地抗疫志愿者和线上抗疫志愿者，给他们提供“三师”支持：一个是社工师、一个是医师，一个是心理咨询师。这套工作是在抗疫阶段所做的一个尽可能走向专业志愿的工作。

所做的事情和专业架构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这个图片就是一二三线的联动。一线是谁？一线是在线上支持武汉还有支持北京居民的群。二线是谁？二线是支持一线的各个功能部门，项目、社区、志愿者、培训、传播、技术、督导。三线是谁？我是三线志愿者，要做一线调研，要出一些关于方向性和指导性的意见，还要出一些要报、简报等，三线还有记忆复盘的工作。

这一套工作最终的效果如何？志愿者有1700多人，合作组织有31个，受益居民将近2万，志愿服务的价值按照一小时10块钱计算有377万。

07对社区自组织抗疫案例的分析

第一点，小区和村庄自治在中央统一指挥部署下，也就是说纵向启动来自中央大脑。

第二点，小环境和大环境是自发自主协同的。我刚才讲的金地太阳城小区1月27日就把小区指挥部建立了，包括宝华村也是这样，自主地按照中央的指示就做了，并不是等着一级又一级的（政府部门）对他们的具体指令。

第三点是正式行政系统和非正式系统自发协同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我所说的正式行政系统包括村委会，包括小区里的居委会；非正式系统的社会系统里头包括志愿者服务队，包括小区业委会，他们自发协同的前提条件除了有中央指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即在常态下有比较好的联系和合作。

第四点是社会组织凡是扎根社区的更有活动空间。这我在以前讲过好多次，不但协作者的社会组织在这次发挥的作用明显，还有四川的爱有戏（以后应该请爱有戏给大家讲讲）一直扎根社区，这次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明显。

第五点是线上服务催生了专业志愿者团队这种新型的线上组织，每个人都抱着“我要为别人做点什么”的心态，内生动力很强，和一些社会组织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这次疫情我们总结的时候，开线上会，有志愿者非常明确地说我要感谢iWill组织者，因为我要为别人做点什么，跟地震情况不一样，地震我们去不了，但这个情况下你们给我提供了iWill志愿者岗位，让我满足了心愿，让我觉得在这场大疫当中没有缺席，所以我要衷心感谢你们。

很多社会组织普遍认为在目前使不上劲，为什么？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能够达到自己所期望的价值。

我认为这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常态下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在非常态下各自都向自己的“极端”走过去。也就是说，行政在非常态下更强，因为是战时状态，而原来非正式组织，本来就比较弱的就显得更弱。只有在常态情况下不弱的社会组织、不弱的非正式组织才能够表现得更好。所以，我们说常态和非常态一定有很重要的关联。还有是一些志愿者组织，例如iWill，1700人我就认识3个，剩下全不认识，全部都是“陌生的熟悉的战友”。这个问题让我们看到常态和非常态的连接，社会组织不要都怨政府，觉得自己没有做好，是政府的体系问题。要我认为，社会抗疫既有横向又有纵向，纵向当然更强，但横向如果平时就很弱，你怎么强得起来呢？

第二个问题，以往对社会组织和社会创新评价的时候，缺少了非常态的思维视角，没有考虑到社区治理要有韧性。这个“韧性”概念是国际上的概念，原来是从社区规划出来的，主要讲社区应对自然灾害时、不确定性冲击时有没有一种能力，你能不能能够让你的社区正常运行。

我们自己要考虑的是什么？我们自己要考虑的是，在这场全球性战役中，这样的抗击大流行病是对社会组织治理的一次大考。我所说的这个“社会组织”是泛指，不光是NGO。最近一个国家的首脑第一次讲了跟别人很不一样的话，说这个抗疫体现了社会组织的能力。他说的“社会组织”的概念是中国，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全社会的组织很有能力。当然，我体会他所说的“全社会的组织”包括我们对于物资的组织，也包括我们对医生的组织，也包括我们对于社区的组织等等。

我认为社区的韧性非常重要，地理社区和人群社区不一样，除了地理社区之外，这次的线上人群社区非常有意思，不但是血缘和地缘，还有趣缘，很重要的是业缘有了很多新的发展。比如专业志愿者就是一种业缘的表现，专业志愿者还是跨界的。总之，互联网工具对中国这次抗疫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所谓常态和非常态、正式和非正式，这样的概念，我认为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非常态下的社会力量、非正式组织的有效性这次大大彰显，反而原来常态下社会组织的能力展现的不那么突出，为什么会这样？这跟我们以往对社会韧性重视不够、认知不够有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内容。

再有是形成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包括企业在内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整合的一种新常态。这种新的常态是不是对于真正抗击大流行病以及很多不确定的风险都能够有更有力的、更有效的机制？更有效的机制显然是不可能只靠行政垂直，它需要社会多中心体系，需要有横向的各类组织。

我大概就讲到这里。

互动答疑

问1：（新冠疫情）这种情况下，乞讨者流浪者的生活境况更加困难，这种情况，社区能否发挥作用，而不是在防疫过程中将他们排除在外？

杨团：当时是由武汉防控指挥部采取办法，把这些人做了安排，一个是直接救助（因为没饭吃、没地方住），一个是看有没有可能找一点点工作。但实际上找工作这件事没有做到，基本上是救助而已。

问2：关于促进公众形成响应不确定性危机的积极、主动的集体意愿，是否可以多谈谈，社会力量可以怎么做呢？

杨团：集体意愿的问题不但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而且在今天显得更加紧迫，所有国家首脑几乎都在他们的电视机前向他的民众呼吁，要有大家共同抗疫的集体意愿。对于中国来讲，集体意愿比其他国家来得更加强，最重要的是当人被逼到最后地步，已经无路可退的时候就会绝地反击，会有集体意愿。这个在武汉会看得更明显。我们也相信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也会在最困难的时候来激发全民的集体意愿。这个事情能不能不是在战时，不是在逼得没办法的情况下，平时能不能增强集体意志和集体意愿，才是我们特别重要的问题。这种特别重要的问题靠什么？我以为是要靠社会的，是要靠社会组织的，是要靠公民意识的提升。

那怎么叫公民意识的提升？什么是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除了自己个人独立自主、自我选择以外，非常重要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倡导是当你看到我有了灾难、别家有了灾难时，你怎么去做出你的选择。

也就是说，公民意识里，我以为，我们以往对于公民意识里的集体意识强调得比较少，对于奉献（这种奉献不仅是对个体的，也是对集体的，是对群体的，是对绝大多数人的）方面我们强调得比较少。其实这样的思想在中国传统里，包括在中国共产党的誓言和传统里一直有。但一直有为大众、为国家、为集体、为他人的精神、意识，但被我们的社会舆论，包括被我们的NGO看作是不那么重要的东西，甚至有的认为不光不那么重要，还认为是应该唾弃的东西，人就是应该为自己，人人都为自己，那这个社会就能够走向幸福美满。这个情况我认为到了彻底反思的时候了。彻底反思如何处理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怎么来认识你自己在整个世界、在整个宇宙当中你是多么微小的一粒。如果没有整体的努力和作战，甚至我们看到的作战不光是中国的，一定是全球的，因为如果没有全球疫情的真正控制住，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控制住中国的疫情。也就是说，全球如果不彻底胜利，那么中国的疫情是不可预期的。我们这一阶段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前景。

问3：你怎么看疫情过后的志愿者及志愿组织的发展前景？若是对志愿组织进行专业化培训，你觉得最需要培训的是哪些能力/方面？

杨团：我认为是需要的，我认为iWill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组织，不仅仅是对于今天，对未来、对今后战胜不确定性风险（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精神，同时也是一种方法。我们做事情拿出自己的举动、做快速反应时，常常会发现组织体系充满着问题和矛盾，导致我们很难能够快速地拿出行动。那么志愿者组织、平台如iWill，虽然早期有很多问题，但后来越来越完善确实可以做到快速响应，而且可以和各个方面做联通。所以，我在想这类平台型的组织，未来我们怎么给它赋能？对于志愿组织的专业化培训，我认为跟以往传统不一样，甚至不是传统的知识培训（尽管它也需要）。我认为，对志愿者以认证为目标的新体系非常需要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要抛弃过去对于社会组织传统的看法和想法，要用新的模式打造新常态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共同协作、合作的平台。

问4：中央政府还有社区的联合抗疫模式也带给很多弱势群体不便，比如对湖北的封锁，很多人因此有心理压力；再比如，滞留湖北的返京人士有20万，至今只有800人能返回，给滞留湖北人士带来经济心理的多重创伤。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杨团：心理的创伤不仅是中国有，世界都有，包括意大利的惨状，这种心理创伤真的是一百年都没有过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来解决，是抗疫之后的重大社会问题。目前已经有很多社会组织在考虑怎么操作，操作当中有一个提议是我特别觉得有意义的：招募一批志愿者家庭，然后用家庭抚慰家庭，让志愿者家庭去支持有心理创伤的个人或者家庭，尤其是以家庭为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办法。这部分的工作灵山基金会正在开展，我相信也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还有上海马伊里一直在做社工工作，马伊里是上海民政局的前局长，她提出“哀伤辅导是社工的基本功之一”，社会组织社工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方面已经把基本的概念理出来了，组织也有了，会很快地推进。（完）

来源：爱德传一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