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程芬（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研究中心总监）认为，美国慈善机构在新冠疫情响应中整体而言很活跃，能够迅速依据各自的定位、宗旨、对服务对象的承诺和特长等开展相应服务和行动，同时也能够形成比较好的协作，做到不缺位，也不越位；这种表现的基础在于它们平时的功夫，包括重视专业能力建设、服务体系完善、工作规范制定、工作流程梳理和经验总结与传承等等，而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则是美国发育完整和竞争充分的慈善行业生态。

* 这是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CNC-COVID19）专题文章的第31期，由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组织采写。

01应急基金看上去是一个筹款工具，却能传达出更先进的应急管理理念

CNC-COVID19：为了了解美国同行如何应对新冠疫情，你浏览了近百个英文网站，撰写了《各显神通 不离其宗——美国慈善界响应新冠病毒疫情观察报告》（文末有链接）。在你的观察报告中写到，美国慈善部门中很多成熟的组织都设有应对未来风险的资金池，包括帮助自身度过突发危机的预备金和主要用于快速启动紧急危机响应的应急基金。此前，在我国的疫情紧急响应阶段，也有国内慈善界人士建议经此一疫，我国相应领域的慈善组织也可以设立针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专项应急资金池，并将资金池的筹款工作列入年度筹款计划。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提出，在我国要求公众为长期的、整体的应急资金池捐赠，短期内还是偏于理想化的一个要求。你对此事怎么看？有什么建议？

程芬：我承认差异和差距，因为中美的社会文化不同、慈善行业的发展阶段也不同。

首先，美国的结社文化和捐赠文化很发达。人们认为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一样，都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公共部门通过投票来分配税收资源、以保障大多数人的权利，非营利组织通过章程界定服务对象和业务范围、利用慈善捐赠、客户付费等私人资源或政府购买服务来保障特定群体（包括少数派）的权利。所以，每个非营利组织都有自己的宗旨和存在合理性，所以不少美国人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胜过政府，他们认为很多事务要靠自己或所在社群去解决，而不是依赖政府。所以，他们因需要和信任而捐赠，捐完后也比较放心。

而在中国，民众更愿意依靠和信赖的是政府，传统的乐善好施也是“救急不救穷”。突发的灾难以更直观的方式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很多人自发地要去帮助深受灾害影响的同胞；但是，很多人对灾害管理的理解不是很深入或系统，他们所能理解的灾难困境是物资缺乏、医护人员没有饭吃、医生感染或者去世、家属悲痛需要安慰等等。这些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需求，尤其在紧急救援阶段。但是，作为专业慈善组织或救援机构，会考虑更多：我们还能做什么？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们怎样为未来做准备？怎么尽量减少类似灾害造成的损失？等等。所以，一些慈善机构希望为下一阶段的需求或未来应对突发灾难预留必要的资金。但是很多公众不理解，以为自己的捐款没有用到最紧急和最需要的地方。我认为这是捐赠文化的差异，我们的救灾捐赠偏向于救急救困，而不是系统管理，所以大多数人更为关注如何解决眼前的紧急状况。

其次，中美慈善事业发展阶段和水平存在差距。美国的慈善行业发展已到成熟阶段；而中国慈善行业发展阶段相对比较初级。我们的政府很强大，一直是救灾和应急管理的绝对主体，尤其在2008年甚至2011年之前，社会捐款由政府接收或统筹使用，我们的救灾组织主要跟着政府行动，不太擅长跟公众沟通，尤其涉及到款项如何使用的问题。近些年，全球的风险治理和灾害管理理念有所进步，中国也在不断发展，有了全生命周期思维和系统。

什么是全生命周期呢？简单来说包括灾害发生前的风险评估和防控、灾害预测和预警、灾害发生时期的应急响应和救援、还有灾后的过渡安置和恢复建设等。我国的应急管理机关和少数专业救灾组织已经注意到救灾和防灾、减灾并行的重要性，但由于宣传、教育等因素，民众对灾前灾后的系列工作认知还是不足，捐助时很容易忽略或不理解这些需求。

虽然我们慈善行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条件与美国存在差异和差距，但我还是建议，慈善行业不应仅关注救灾，同时还应进行公众教育、社会倡导，以推动行业发展。应急基金看上去是一个筹款工具，却能传达出更先进的应急管理理念。我们如果要推动应急基金成立和发展，重要的一环是掌握应急管理的全生命周期。比如，可以先跟一部分对这种理念有所听闻的潜在捐赠人进行沟通，尤其是大额捐赠人是容易理解这种理念的，在沟通之后可能愿意往前走一步；这样之后用专业的方法去做专业的项目设计，做好透明和公开，并逐渐去做社会倡导、影响公众，如通过众筹的活动争取更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02公益慈善机构在练好内功的同时，要多花些心思和耐心进行捐赠人教育

CNC-COVID19：你在观察报告中提到，美国波士顿基金会的COVID-19应急基金，鼓励机构、公司和其他出资者向该基金捐款，但它为捐赠者建议基金开设的专门捐赠渠道则提示信用卡最低捐款额为50美元，因为“处理小额捐赠的资源有限”。据你研究，这种情况在美国慈善部门是比较普遍的情况，还是相对特殊的情况？你认为，这种做法，对我国慈善组织有借鉴意义吗？为什么？

程芬：美国银行在处理信用卡资金往来时会收取费用，如果捐款太少，在对账、汇款等各个方面会增加工作量和成本。我认为这一点体现了管理技术细节的专业性和效率问题。我自己之前在美国时会有一些以现金为主的小额捐赠，用信用卡捐赠较少，但对基金会的最低捐资款额限制非常能理解，因为处理款项的资源包括人力、管理、筹款成本等，小额捐赠太多的话，投入产出比就需要考虑。

我在浏览美国基金会的募捐网页时，发现捐款除了有上述最低额度的要求之外，也有很多募捐活动明确不接受定向捐赠。这一点我印象深刻。因为在应急阶段收到的捐款要尽快统筹使用，如果基金会将精力放在匹配定向服务上，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应急效率。

回到中国。我们的慈善组织在筹款时，基本上都会尽力去满足捐赠人的定向要求，很少说“不”，大概是我们的捐赠资源少，有定向捐赠比没有捐赠好？我很羡慕美国的慈善组织可以这么做，他们的供给和需求都很多样。我想，中国的公益慈善机构在练好内功的同时，如果能够多花些心思和耐心进行捐赠人教育，是不是也能抓住更多的机会并更好地守住各自的原则和边界？

我发现美国慈善组织还有一个做法值得称道。对于做不到的事或者捐赠人的诉求与组织的宗旨不匹配时，很多慈善组织会直接拒绝。不过在表达歉意后，他们会协助捐赠人寻找与其意向匹配的其他组织，比如推荐一些链接或信息，包括捐赠人所在地的慈善组织等。我非常欣赏慈善组织有自己的门槛和要求，并据之去选择匹配的捐赠人。一方面不是所有的捐赠人都能成为机构的核心客户，另一方面在于机构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满足所有需求。但前提条件是，这个行业要有多样化的组织，即使捐赠人在一个机构被拒绝，还有其他机构能够接受他的捐赠，给他的爱心一个出口，避免挫伤其积极性。

此外，我在美国也接触到一些募捐活动，如果捐款是低于一定额度比如50或100美元，对方会说明，出于管理成本，数额太少将不开具收据或凭证。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在中国也经常参加众筹的捐赠，举个例子，之前我给某公益组织捐了100多块钱，为了表达感谢，他们专门给我寄快递，里边有精美的印制品、小礼物等。我很敬佩他们的捐赠人管理工作做得细致入微，但同时，我感觉这个服务要付出很多成本。如果我有选择，我更愿意将这部分资金直接用到项目中而不是筹款成本中。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捐赠人，既然我选择捐给这个慈善组织，就相信它能用好捐款，不需要再花费额外成本跟我证明。我建议中国慈善组织以后在做筹款时，尤其是小额捐赠人的管理，可以尽量通过网络，以无纸化的方式反馈信息，这样可以节约沟通成本和能源耗费。现在中国有很多机构正在这样做，我觉得挺好的。

03美国慈善机构能够实现比较好的协作的首要条件是行业生态完整、竞争充分

CNC-COVID19：在你的报告中，所举案例多是基金会等募款机构，比较少涉及美国众多的支持性非营利组织。能否请你介绍一下美国支持性非营利组织在本次疫情相应中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程芬：我的观察报告方案其实有一部分涉及到支持性机构的内容，但时间仓促没来得及整理发布。这段时间，我密切观察的美国慈善行业支持性机构不下十家，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他们做的工作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信息整理。疫情发生后，这些机构去跟踪疫情发展的态势，做需求分析和应对建议。3月初，这些机构关注的主题主要是非营利机构该如何应对这次危机，他们以既往经验和文章为基础推出抗疫专栏或专题、召集系列网络会议进行研讨。美国大中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相对来说比较专业和规范，很多组织有业务持续计划，一般也有3个月到1年的预备金以维持机构在非常时期的日常运营、保护员工以及提供基本服务。但是，美国社区的一线机构在疫情爆发初期也比较迷茫、无奈，很多小型机构并没有预备金，少数有风险管理预案的，原内容也主要是针对飓风洪水之类的自然灾害，对新冠病毒这种“大流行病”也缺乏经验，并没有专门的应对计划，所以这个时候支持性组织牵头开展这样的主题分享和研讨会很有帮助。

二是，行动建议。随着事态发展，不同的机构之间开始联合，组织不同的主体解决不同的问题，如对于资助型基金会的倡议和会议，会讨论如何调配资金回应疫情；再如从专业行动的角度出发，关注如何帮助疫情中的脆弱人群，例如低收入人群、英语水平有限的人群等度过难关；等等。我发现了多家支持性组织特别提醒资助者要关注疫情之下那些比较脆弱的一线服务机构，在3、4月份，很多组织的筹款活动都不能做了，会面临收入来源中断的挑战，而这些一线服务机构对于满足疫情中社区有增无减的服务需求十分重要，所以它们建议资助者支持这些一线服务机构的运营。

三是，形成行动网络。行动网络有多个层面，首先是全国性的救灾系统，像CDC美国疾控中心跟很多地方基金会有协作，会提供和疫情相关的知识和检测服务。其次是资金支持，很多社区的枢纽型机构会会联合该区域里的相关机构，牵头筹资后分配给区内的各机构使用。再次，行业支持性机构可以代表这个行业去跟政府、私营部门协商，讨论怎么样形成一个更大的协作网络。

整体而言，我认为，这种行业支持性机构在美国慈善生态链里面所发挥的作用跟它的定位是一致的，没有缺位，也没有越位。

CNC-COVID19：美国慈善机构非常重视合作的价值，协作网络发达。在你看来，美国慈善机构重视协作而能实现协作的原因有哪些？能给我国的慈善组织协作以哪些启示？

程芬：协作首先是由需求决定的，因为没有一个组织能凭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的问题。为了提高效率，各种主体需要分工合作。对于社会组织来说，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在相互协作中进行，这其实与商业部门是一样的；越突出细分的定位和优势，社会组织越具有生存价值。中国“全能型”的大慈善组织比较多，行业还不够细分，很多助学、助医的项目运作雷同，业务同质化比较明显。总体上来说，美国慈善机构能够实现比较好的协作的首要条件是行业生态非常完整，竞争也是充分的。充分的竞争让组织能够在分工上细化，基于这种细分，组织要做成一件事情就需要外部力量的协作。

第二点是，美国慈善行业发展时间比较久，在协作上有一定的经验和路径，他们的协作网络和伙伴关系在日常或其他场景下就已经成型了，这次疫情只是针对特定挑战和需求再做一些调整。我们国家的协作也在逐渐成型。从时间进程来看，从2008年汶川地震大量志愿者和慈善资源涌到四川，经历混乱无序后，行业已经意识到协调机制的必要性。到2013年芦山地震就开始有专门的组织来协调、对接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也是从那时起步的，在后来的鲁甸和尼泊尔地震救援都起到了作用。我的观察是，每一次应急事件我们都有对应的协作社群和一些进步，协同行动比以前更成熟一些，遇到危机的反应也更快一些；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参与协同的组织还不多，还有一定程度的各自为政和不良竞争，尤其是，作为一个行业还缺乏与政府对话协商的机制、与公众沟通的策略安排。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打磨的。

04美国慈善界防疫具备较好的基础，这个基础在于平常的培训、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规范等

CNC-COVID19：总体来说，在你看来，美国慈善部门这次对新冠疫情的响应，展现出哪些值得我国慈善行业关注和借鉴的特点？这些特点背后的动力机制和价值追求，你认为分别是什么？

程芬：美国的慈善行业很活跃。在疫情发生后，非营利组织会从自己的情况出发进行响应，比如募捐、参与应急工作、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服务支持，等等。在整体上这种活跃程度是比较醒目的。再者，很多的组织起来行动，必然会形成一种竞争态势。我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浏览了很多慈善网站，发现在应急状态中各网站首先推给用户的是募捐信息，然后是组织的资质、项目的内容等。美国慈善行业的“募”和“用”相对来说是分离的，很多募捐机构自己不做项目和服务，不像我国基本上募捐的机构就是项目执行机构。

我觉得需要借鉴的一个地方是要凸显组织自己的优势。优势是指我们首先要有定位，能够用以不变应万变的逻辑应对疫情。不变的是宗旨、对服务对象的承诺；变的是具体的服务方式。

根据我之前的观点，这个动力还是竞争机制。美国的非营利组织虽然在总体上有协作，但因为组织众多，竞争无可避免，所以各组织就要做得特别好，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和亮点，才能够在竞争中有立足之地。它们的价值追求跟组织的使命、愿景是相关的，这是竞争背后最核心的、万变不离其宗里的立足点。它们要为相应的群体服务，要按照愿景的指引实现使命，这一点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

我可以分享一个美国社区或社会工作系统能做些什么的细节。疫情在中国爆发时，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公民安全、防止输入性传播。这样就发生了撤侨事件。我的朋友圈有位朋友回武汉探亲后飞到美国，飞机刚落地，就被一组工作人员有序而温暖地引导到一个建筑物里，那里有盒饭在等着，几十人穿着防护服给这群人测体温、登记证件、搬托运行李，然后分组去隔离，每到一个中转站都有测量和贴心服务。这些人是美国CDC基金会支持和当地社区服务机构组建的临时专业志愿服务队。他们训练有素，工作流程清晰，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不因为这群人可能是一个危险病毒的传播源就被歧视或不友好对待。

这一方面体现了志愿服务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是工作有章法，具体服务从哪个环节开始，不同的人怎么去对接，机场的人负责什么，社区里的人负责什么，都有比较清晰的分工和经验。另外，美国有应急管理机制，一旦出现疫情或其他紧急情况就可以招募专门的志愿者，他们以前都经过专业培训，所以即使是临时组队，也能体现出专业化的工作水平。

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是，美国慈善界防疫具备较好的基础，这个基础在于平常的培训、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规范等。

CNC-COVID19：你怎么看这次疫情响应中美国慈善界暴露出来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程芬：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大流行病”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范围，美国慈善界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应对各种灾难的流程规范、业务可持续计划、恢复自身运作能力、建设弹性社区的方案等，但因为疫情来势凶猛，很多机构即便有准备，也是不足的。这就需要面对新形势，不停地调整应对方案，为下一次行动做好经验准备。西方国家经历过工业文明洗礼，非常重视工作流程的梳理和经验的传承。它们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我其实一直在观察和追问，当疫情在美国的发展经历过高峰期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出来，然后到明年，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和成果经验。我特别期待中国和美国的慈善界都有智慧和成果，希望开展这方面的比较研究。

05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现在还处于在全球治理体系里寻找存在感的阶段

CNC-COVID19：截至3月26日，我国社会组织计划及已开展的全球抗疫行动已覆盖六大洲至少104个国家，占有疫情的国家的比例达53%。这当中包括了美国。但是，一些正在开展全球抗疫行动的社会组织反映，捐赠紧急救援物资送到美国“最难”；另外一方面，一些向美国开展抗疫援助的我国慈善机构、慈善家也受到了一些公众的在质疑，例如马云为美国捐口罩被骂“汉奸”。关于我国慈善机构、慈善家向美国开展抗疫援助，你怎么看？有什么建议？

程芬：紧急物资送到美国确实特别难。我还有一些朋友在美国，也想帮助他们。所以这段时间也在探讨和协调捐赠抗疫物资的问题，但是发现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把紧急物资送到我们想送去的地方都很难。因为大使馆这种对公渠道不接受定向捐赠，要统一筹集和分发；而如果自己定向捐助，国际物流是最大的困难，比较关键的是救援物资的标准问题。我个人认为，美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是对其国民负责的一种表现，而且，在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对所有进来的物资不管是捐赠还是贸易等坚持一贯甚至更高的标准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困难不是我们一下子能解决的。

我的理解是，长期以来，我国在中美关系中主要以受援方的身份出现，所以中国向美国援助物资的经验并不多，并且之前多以官方渠道比如国际红十字会、外交等进行，民间的经验比较少。有的中国慈善家会向美国的一些慈善组织通过国际资金做捐赠，这种形式是相对比较容易接受的。

对于中国向美国开展抗疫援助，我个人觉得少数人的责骂或否定援外的观点越来越不主流了。因为中国文化自古就有互助的理念，而且中国本身在某些领域的能力增强了，在别人有需要、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认为有责任提供帮助、伸出援手。

CNC-COVID19：美国慈善界在对全球疫情快速响应的过程中，大多数组织不仅考虑应急响应，也将疫情后社区恢复和后续研究、预防、倡导等问题纳入整体计划。相较而言，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慈善机构的全球抗疫行动主要还是应急响应，少有中长期规划。在你看来，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对于希望在国际上开展中长期疫情响应的我国慈善机构，你有什么建议？

程芬：前面提到，因为中国的文化强调救急，目前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在疫情紧急响应阶段，长远的系统性规划比较少见。我的建议是，参与灾害救援的机构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性，专业性体现在了解灾害管理全生命周期、遵循规范和国际标准等方面。另外，如果要在国际上开展中长期工作，慈善组织必须在当地寻找合适的合作机构，建立自己的国际合作网络，在不断的沟通与磨合中，一起将事情做成。

CNC-COVID19：那总体来说，你认为我国公益慈善界未来如果希望更深度、更有效的参与全球公共危机响应和公共治理提升，有哪些根基需要重点培育？

程芬：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主要是政府、跨国公司等，近些年来，我们的慈善部门也开始发展，相继加入到一些国际倡议之中。但下一步如何发挥作用呢？我认为中国慈善部门目前的角色和作用还比较弱，需要培育一些懂外语的人才，能跟不同的国家进行沟通，实现语言无障碍。

除了语言沟通，我们也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和世界公民思维。中国人的思维跟世界公民思维还是有差异的，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时候需要进行转化。我最近在看一些国际文件，发现国际组织非常重视规则的制定，即如果要做一件事，会遵照明确的议事规则、提议、纳入议程、组织讨论、修改通过，最后才能着手做。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现在还处于尽力地在全球治理体系里寻找存在感的阶段，下一个阶段，就要开始分析自己，看看自己能扮演什么角色、贡献什么力量。学习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而不只是单向的，外国人其实也想学习中国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在这方面需要提高自信。

此外，提高融入世界的自信后，还需要有相应的沟通技巧。作为一个慈善部门，在沟通方面其实有更多、更灵活的空间，我认为可以在了解别人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用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表达我们的观点和诉求、传达我们的经验。

最后总结一下：我国公益慈善界未来参与全球公共危机响应和公共治理，需要培育会外语、懂国际规则、懂沟通和更熟悉中国的人才。需要更熟悉中国，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挖掘出中国实践和理念的独特性，并对全球的伙伴进行分享和交流。

来源：爱德传一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