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以后，美国经历了一个基金会普遍化的过程，第三部门的概念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一度非常繁荣。（编者注：美国的“民权运动”在1968年左右达到一个高峰，一批新的基金会相继诞生以期回应当时的社会问题。）很多人对第三部门有浪漫的设想，左派认为基金会可以纠正市场经济的很多毛病，强调第三部门的非营利特征；右派又认为基金会可以解决“大政府”的很多毛病，强调基金会的非政府特色。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浪漫时期已经过了。到了八九十年代，尤其是社会企业、第四部门这些概念出现，越来越强调与既有商业模式的结合。所谓社会企业，其实就是由企业来做公益，而不是由大家捐钱来做公益。包括现在所谓的超大型基金会，例如盖茨基金会，也主要是由一个大富翁来捐，好像又回到了梅隆时期。（编者注：此处指安德鲁·梅隆(1855-1937年)，美国超级富豪）

事实上，早期的梅隆、洛克菲勒等也是以家族的形式捐的，但后来家族色彩越来越淡化，他们的基金会逐渐变成了一个相对公众化的东西。但是，在社会企业这些概念出来后，公益似乎又有一个相对集中的过程。

从表面上看，中国似乎也有这样的过程。我最早接触公益时，参与得比较多的是搞“希望工程”的青基会（编者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10月发起实施“希望工程”），青基会毫无疑问是一个广泛募捐的组织，它本身是一个有浓厚政府背景的机构，但是许多参与者，例如徐永光，都很有改革意识，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对公民社会的发育有某种作用。那个时候搞得很大，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在中国搞众筹其实是相当敏感的事，众筹的能力一大，政府可能不放心，或者将其收编成官办的。现在，中国公益搞得好的实际上不是通过众筹，而是由企业直接支持的，最典型的就是阿拉善SEE，主要由一群企业家来包办，而不是靠公众筹款。

所以，虽然中美第三部门的境况看来有些相似，但我觉得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美国、西方第三部门现在面临一些问题，关键在于他们的第一、第二部门现在也产生了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债务危机，也包括这次的新冠疫情影响。美国的主流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加福利国家，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美国和欧洲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首先通过民主建设建立了真正的公共权力，而不是传统的王权，真正的公共权力意味着用强制权力得来的资源只能提供公共物品，不能给皇上盖宫殿、养后宫。如果要求国民承担义务，这种义务形成的资源就只能用于公共服务，也就是说税收不能提供私人物品。如果要提供私人产品，必须通过自愿的置换行为，企业通过公民的个人置换，各得其所，市场的本质就是自由交换。

在政府与市场都发达以后，上个世纪60年代才会有第三部门这个概念，在我看来，第三部门就是要创造一种由自愿功能来提供公共物品的门类。如果你用强制资源来提供公共物品，那就是政府；如果你用自愿资源或者说自由行为来提供私人服务，那就是市场。第三部门的特点是提供公共物品，所以它是非营利的，但它又是自由的、志愿的，所以它又是非政府的，第三部门在这个背景下兴起。

实际上，当初对第三部门寄托种种希望的人，本身也是对第一、第二部门的走向有某种设定的人，就如我刚才讲的，西方左派用它来纠正市场的弊病，右派用它来纠正国家的弊病。

在我看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和近三十年来的全球化有关，尤其是美国和类似于中国这样、跟它实行完全不同规则的国家在一起搞全球化，带来了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现在所谓的脱钩、新冷战这一类说法，其实根源也在于全球化，而不在于个别政客的煽动。

目前，美国和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市场竞争还是福利国家这类传统左右派争论的问题。现在一个普遍趋势是：面对外部“血汗工厂”的冲击，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正转向重构贸易壁垒，而由于财政债台高筑，主张福利国家的人现在都转向推卸责任，自由和福利双双面临挑战。与两者并行的“第三”领域也无法故步自封，面临目前还很不确定的转型。

而在中国，第三部门的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第一、第二部门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所以就造成中国第三部门面临的问题以及它的走向也跟西方有非常大的区别。最近这些年出现的状况，我觉得是中国的第一部门在改革的过程中，一边利用市场推卸责任，一边利用一些比较“左”的东西增强权力，使得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因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全球化所造成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但就中国本身的纵向演进而言，这本身却是一个进步，而且我们从这个进步当中不但发育出了市场经济，而且引进了很多“西方的社会主义”即福利国家的不少做法。正因为引进了这两者，我们也就有了“第三部门”。

但是，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面临了一个门槛，由于这样的全球化的互动，导致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福利国家，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而在我们这里，虽然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都在成长，但也是越变越畸形，造成了很多的新问题。

这些新问题，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种普世的价值。如果我们从文化决定论出发，认为他们和我们在基本价值上就完全不同，我们只能讲中国独特性，那就根本无法相互理解和交流学习了。但是，虽然价值是普世的，但是我们各自面临的问题一定要强调“在地化”，不能不加分析地搞“问题横移”。

十多年前我就指出，过去我们拒绝“文化殖民”可能偏激，把普世的价值也拒绝掉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问题殖民”却缺乏警惕，导致很多人整天热衷于追踪人家的时髦争论，把“他们的问题”当成我们的问题。这样弄不好就会“淮橘为枳”了。过去的第三部门讨论也有这个偏向。

比如说，最近美国公益研究中有些人在讨论捐赠者权利要加以限制的问题，他们觉得现在的捐赠大部分都是富人、大公司，如果他们对捐赠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人们担心公益会不会被富人垄断。于是有人提出基金会的（民主）政府监督问题，提出公益信托关系要加强灵活性的问题，也就是突破基金会那种所谓的“近似原则”，让代表公众的托管者有更大的自主性，可以根据公众利益，与大额捐赠者的初衷保持越来越大的距离。（编者注：近似原则一般用于解决慈善信托问题。其原则是：当委托人的最初目标变得不可能、不可行或无意义时，近似原则允许慈善信托用于“尽可能接近”委托人初衷之目的，以防止信托失败。）

可是，这个主张如果在中国落地会怎样呢？我们看过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疫情期间，社会所有钱都必须捐给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想给谁就给谁。

这像是已经回到中世纪，中世纪公益有一个特征，那时候都是教徒捐赠的，但是捐赠是所谓的赎罪券，你把钱交给教会，别的什么都不用管，所有的使用都遵循教会意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中世纪公益和现代公益非常大的区别。

后来出现捐赠者主权，罗马时代强调的就是这个，在古典时代也是非常强调捐助者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能乱用，不能违背捐助者的利益。

类似捐赠者权利这样的事在西方和在中国就处于截然不同的问题语境之中。在中国，我觉得就是要强调捐赠者权利，就是要强调，捐赠者想干什么就应该可以干什么。比如这次新冠疫情中，武汉很多医院说缺少口罩，很多人就想直接把口罩给他，但是到了武汉，就被红十字会等一刀砍下来，说不能想捐给谁就捐给谁，必须由我来安排。

中国的第三部门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是第一、第二部门发育畸形或者说没有实现现代化造成的。简单来说，就是税收只能提供公共服务，而提供私人物品就必须尊重个人的自由。真正意义的第三部门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成长起来，如果第三部门的奉献是具有强制性的，那就变成赋税了。

所以说，中国第三部门与发达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情况，我们怎么能够想一个办法使大家互相理解、互相促进、互相交流？我们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共享一个普世的价值，共享一个有利于造福全人类的理想。

来源：斯坦福创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