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是基金会中心网十周年的大日子。

十年前，基金会中心网启动，如一座灯塔，为中国非营利部门发展照亮一段航程。然而，十年中，它光芒渐弱。

基金会中心网的十年，是中国基金会发展最快的十年，也是中国基金会开始被媒体和公众质疑、发问的十年，更是基金会走向公开、透明、自律的十年。

从商玉生、徐永光、何道峰等人念兹在兹的基金会行业自律，到徐永光受美国基金会中心启发而倡议联合35家基金会成立基金会中心网，一代中国公益人的使命与夙愿，终于落地。

基金会中心网成立的第二年，“郭美美事件”爆发。不仅处在舆论漩涡的中国红十字会备受质疑，慈善行业的整体信任度也普遍受到冲击。基金会中心网力推的透明与公信力，愈显重要。

2012年，基金会中心网推出“中基透明指数”，从基本信息、项目信息、财务信息三大维度，建立六十个指标，评估全国基金会透明度。这在基金会行业引起了一股信息公开的透明潮。

以中基透明指数为主要创新发力点，基金会中心网成为公益领域的重要平台。

近几年，基金会中心网也在经历着一些变动：作为创始人的徐永光卸任理事，曾担任总裁的陶泽辞职创业……在《社会创新家》采访中，多位资深公益人士认为，基金会中心网在近几年影响力减弱，甚至一些新成立的基金会已不在意中基透明指数的透明“背书”价值。

从诞生就承载着“推动行业自律”使命的基金会中心网，如果画一条成长线，这十年会是怎样的形状？这十年，它有哪些得与失？此时和未来，它会有怎样的战略和发展？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创新家》专访了基金会中心网执行副理事长兼总裁程刚。

满分就是60分，多数基金会透明度不合规

《社会创新家》：从外部观察来看，近几年，基金会中心网的影响比更早几年要小，原因是什么？

程刚：基金会中心网刚成立时的那几年，社会相对活跃，出现这样一个平台，大家觉得很新鲜。现在中间型组织越来越多，大家对基金会中心网就没那么关注了，这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结果。

基金会中心网现在步入成长、成熟阶段。在初创期，我们靠的是激情和使命，因为这件事已经想了太多年了。但做着做着会发现，充当什么角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在基金会中心网主要扮演的是承上启下的角色，近两年，我们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让基金会中心网实现理性、专业、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在行业发声比较少。可能有些人会因此有些想法，不过我还比较淡定。我的把握是，该发声时就去发声，不发声时就闷声好好干。可能未来我们还是专注在自己的使命、目标、模式、团队能力建设等方面。

《社会创新家》：在我们看来，作为行业平台，基金会中心网恰恰需要持续的影响力，影响力本该是模式、团队能力建设的目标之一。比如中基透明指数，要实现其重要价值，同样也需要影响力。中基透明指数刚发布的那几年，影响力很大，近几年，影响力明显减弱了。一方面，指数达到满分并不困难，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基金会不再把中基透明指数作为重要衡量标准。

程刚：中基透明指数推出是在2012年，要考虑到当时的背景。2011年那会儿，我们刚成立，外界看着我们觉得很热闹，其实我们内部承受着很大压力，因为数据采集很乏力。当时我们采集的主要是基金会每年向管理部门提交的信息，我们的逻辑也是先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当时费了很大力气，办活动、找媒体，还想借力当时“郭美美事件”，实际效果还是不好。虽然有相关规定，但执行起来很难。当时规定基金会要在指定媒体披露全文和摘要，结果很多基金会只披露摘要，很多信息我们掌握不到。

2011年底那会儿，我几乎是焦虑得睡不着觉。

自律需要行业一起推动。当年访美，我发现美国基金会中心做了一个“玻璃口袋”项目，初衷是想设定透明指标，让基金会自主加入，虽然实际加入的数量不多，但这个方法论对中基透明指数的开发有一定的启发。中基透明指数现在只有中国有，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件多创新的事，策略上考量，它只是一个推动基金会信息公开合规的工具，是一个基本标尺，当初设计中基透明指数也是不得已，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慈善法》2016年就实施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2018年也开始实施。但实际到今天，推动基金会合规信息的公开，依然是一个大挑战。中基透明指数这些年做了几次改版，主要逻辑还是推动绝大多数基金会按照法规做信息公开。这些年有进步，有些人看到满分的有200多家，觉得标准太低了。但还有更多没有合规，这是需要解决的。满分的基金会也应该知道，100分其实就是60分，也只是合格，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同时，并非所有的基金会都看重中基透明指数，的确是这样。事实是8年多来尽管有200余家基金会达到了满分，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基金会得分情况并不理想，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有的基金会不愿高调，也有其他原因。

但是那些有活力的、较规范的基金会大多非常重视中基透明指数，作为其信息公开必须达到的基本标准，也有的将中基透明指数得分作为其合作伙伴必须达到的条件；也有捐赠方将中基透明指数作为透明参考，例如阿斯利康公司在向基金会捐赠时，明确要求伙伴基金会必须达到中基透明指数的要求。

《社会创新家》：也有声音认为，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基金会放在同一标准内并不合适。

程刚：是的，各种建议声音每年都有。今年我们也准备有一个大的改变，就是把基金会分类，每个类别对应的指标和参数权重都不同。这样，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大型基金会和中小型基金会，面对的标准也就都不一样了。大型公募基金会，标准可能比法规的要求要高一些。

《社会创新家》：如果说之前的标准对不合规的基金会约束不足，那新标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程刚：从商业领域看，中国加入WTO之后，基于市场和契约，企业有了规则约束，进步很大。商业组织的存在靠市场和法律，社会组织虽然没有那么简单，但首先法律、信任机制很重要，将来处罚机制也很重要。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需要督促政府部门落实《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中的规定，以及《慈善法》中的法条。

对我们而言，我们之前做了很多很温和、基础的工作，随着中基透明指数这个工具的成熟，也希望把它作为一个抓手，让好的基金会更好，从而去改变那些不够好甚至有问题的基金会。

理事会交锋激烈，“市场化”未能通过

《社会创新家》：近些年，行业对“公益市场化”的讨论很多。基金会中心网掌握的重要的资源是数据，有考虑尝试“市场化”吗？

程刚：我们的理事会，是“强”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会，主要是当时参与发起、愿意提供支持的大型公募基金会的领导人，因为当时主角就是这些基金会，后面又逐渐加入南都、老牛、敦和这些比较新的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想做一个行业支持平台，决定了它需要这些基金会领导人的加入。

这些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治理者，加上有学者的加入，真的是既浪漫又现实且要求完美的一群人聚在了一起。理事间的交锋也常常比较激烈，充分议论。永光支持市场化，但报方案给理事会没有通过。这个问题上，大家也一直存在一种争论。公益组织和公司不一样，公司是趋利的，但公益组织的理事会，大家都是站在各自角度尽心地去分析利弊，非常严谨。

《社会创新家》：对非营利组织来说，没有雄厚的资本，又要把事尽可能做好，是一个普遍的困境。

程刚：这也是我这些年反思最多的地方。这个问题有点像天然的桎梏，毕竟，第三部门不像第二部门那样创造财富。市场经济下，创造财富获得回报是天经地义的事。第三部门创造的是社会价值，但这个价值很难衡量，而且在现实社会中可能只有用钱衡量这一个办法。

比如国家很早就对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做过规定，从合理性上来讲，肯定不合理。但从伦理角度看呢？让公益组织的员工跟效益很好的公司职员收入相当，公众会接受吗？难，很难。

《社会创新家》：对基金会中心网来说，筹款应该不难吧？

程刚：现在筹款主要是我的工作，与其说是靠我，其实本质是靠机构的核心影响力。行业越来越大，筹款难道真的就筹不到吗？我想不会。但是，随着上一代人渐渐老去，如何让基金会中心网找到一种健康可持续的模式，把聚焦在个人身上的，变成机构发展需要具有的，这是更重要的。这些年大家也看到，有的机构，随着核心创始人的淡出，后面慢慢就受到影响。

今年以来我们也做了很多讨论，在内部治理上我们会有比较大的调整，其中也借鉴了国际公益组织内部治理的模式。我们准备取消部门设置，直接设置岗位，职责清晰，完全扁平化管理，员工都可以直接向VP（Vice President，副总裁）一级报告工作，相应地，待遇也是开放的，也许有员工的待遇就一点不亚于VP级别，主要还是看贡献。

当然，有钱就够了吗？肯定也不是。这个设置的目的，也是想扩大个人的发展空间，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这些年机构很多优秀的人才不断离开，这也是我们交的最大的“学费”，也是我最感慨和无奈的。

“自我认知、自我否定”

《社会创新家》：去年10月，基金会中心网提出要在大数据研究方面发力，主要是探索现代慈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究竟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程刚：基金会中心网这些年积累了很多数据，我又是工科出身，做着做着就有了一些想法。基金会中心网有的是一个数据库系统，主要就是收集数据、采集数据、编辑数据、使用数据。但大数据不一样，它不是数据库，而是分析不规则、混杂的海量数据，找到内在关系。

我跟着永光做公益多年，经常在思考，我们做的这些事价值究竟有多大？比如，中国基金会现在每年的支出在600多亿元，其中一半左右都投入了教育领域。去年，国家财政的教育支出是四万多亿元。和国家数万亿的投入相比，非营利部门的作用是什么？起到作用了吗？这些作用该怎么呈现？都还不清楚。

《社会创新家》：所以需要有科学严谨、被广泛认可的评估标准。

程刚：前两年，南都基金会支持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做了“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但这个测算主要是基于统计学。相较之下，我觉得我们是吃亏的，美国是把所有非营利组织都加上。

即便是从直接投入层面看，只是讲钱的话，我觉得也没讲清楚。一个孩子生病了，为了给他治病投入三万块，但如果没有这三万块，一个家庭就可能陷入贫困，当地脱贫压力可能又大了一些。也就是说，计算直接投入也无法完整地描述社会组织的价值。目前还没有方法论能把这件事讲透。

现在，我们已经设计了一个公益大数据平台系统，全网监测获得公益相关数据。公益大数据研究院不是做学术研究，是一个基础支持平台，与高校和社会智库合作，体现出开放合作特性，如果有了公益大数据的支持，一些研究也许会有想不到的效果。

《社会创新家》：除了前面提到的内部治理，接下来基金会中心网还会做哪些调整？

程刚：资源上，我们会和行业、组织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前面也提到，当上一代渐渐老去，基金会中心网需要找到自己的健康模式。研发基础数据研究报告，基本是电子报告，在基金会中心网上发布，尝试有偿在线阅读下载模式，但是收费也不高，对我们编写数据报告很有挑战。

《社会创新家》：一个可能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怎么评价基金会中心网这十年？

程刚：基金会中心网由商（玉生）老、徐永光、何道峰等老一代行业领军者带领下发起创建的，对行业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这不是因为基金会中心网能力多强，而是这件事本身就够得上公民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十年来，我们有过很多纠结、调整、迭代，也面临很多诱惑，但有一件事肯定没变，就是坚守住了我们的使命，倡导行业自律，推动行业信息公开，致力于基金会行业能力建设的信息平台。简单的两句话，做起来、坚持下来是真难。总体上是自我认知、自我否定的循环过程，有很多不足，现在也在弥补。站在未来更长的时间看，这十年只是探索期。

只要社会还在朝着健康文明发展，这个领域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像基金会中心网这样的平台是不是只有一个呢？也不一定。未来各个类别、各个地区的支持性平台也许都会出现。所以不用担心，未来形态会更多元。

过去十年基金会组织大量涌现，迄今总数已超过8000家，《基金会管理条例》也才出台十几年，90%的基金会都是在这期间诞生的。总体看，大多的基金会尚处在发展的初期。越成熟的社会，行业自律越重要，未来的路还长。

来源：《社会创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