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3月，我大三，从未接触过公益，遇到了文宾。他刚和社会学系的博士刘优良在屈原故里汨罗建了一所乡村图书馆，藏书4万，提出「民享、民建、民治」理念，一个学生活动受到上百家媒体追捧。

因为他即将毕业，我机缘巧合地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在10年前的那个夏天从他手上接下了这摊活儿。

那是我对「公益」、「民间组织」、「公民社会」这些概念的启蒙。

一整个夏天，我们一伙人奔波在厦门各个社区和中小学校里，募来了几万册旧书。当年在四川什邡、福建宁德和福建长汀建起三所乡村图书馆。

文宾在这年7月从厦大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加入一家服务打工者社区的NGO全职工作。一年后他辞职，正式以机构形式开启了「担当者行动」的公益创业。

又过了一年，我从所在新闻单位的福建记者站调往北京。离开前我专门回了一次厦门，在白城海边我们一人拎一瓶青岛。文宾说，往后，你去扫黑暗，我来造光明。

转眼8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厦门。今年是我认识文宾的第10年，是我接触公益的第10年，是他全职投身公益的第10年。

这10年因为地域和时间的原因，我对这项事业的参与断断续续。今年「99公益日」对文宾意义非凡，我从侧面雪泥鸿爪地记录下一些碎片，也不枉这10年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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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担当者在做什么。

08年初的我，尽管学的是新闻专业，但除了一腔热情，对时事一概懵懵懂懂。这源于我的成长环境。从一个物资极度贫乏的山村家庭考上厦大，除了课本之外，我几乎没看过任何书籍和报刊。

这一度让我在同学间极为自卑——他们谈时政、财经、体育、娱乐、游戏和时尚……我一句话都插不上。甚至那场发生在厦门的著名「散步」，我也是在1年后才明白它的意义。

在大学，因阅读多寡而产生的见识和眼界差异，把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区分得十分明显。这是我的切身感受。这种感受现在有一个更加时髦的说法，叫「认知差异」。在集体都在喊「认知升级」的商业圈，许多大佬甚至不吝于用这样的句子来表达它：“人和人的根本差距是认知的差距。”

我也相信这是真的。在这么多年物质升级之后，更多乡村孩子，需要的是「认知升级」。否则他们永远摆不脱眼界之限所带来的自卑。成功了被叫作“凤凰男”，没成功叫“寒门难再出贵子”，永远活在朋友圈的话题里。

担当者所干的，说白了就是「帮助乡村孩子认知升级」这件事。

这件事怎么干呢？首先得让他们有书看，而且不能瞎看。基于此，担当者做了几件事：

1、将乡村图书馆升级为乡村学校里的班级图书角；

2、邀请国内30多个儿童文学家、教育家参与，针对小学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各研发出一套标准的书目；

3、拒绝旧书捐赠，只接受现金捐赠。用现金购买标准书目和标准书架，规模化在乡村学校的班级里搭建图书角。

截至目前，担当者已经在3000所乡村小学25058个班级建立图书角，覆盖接近100万乡村孩子。

但是这还不够。有了书，孩子们得愿意看，且知道怎么看。伴随着图书角的建设，担当者这几年同时在做几件事：

1、培训乡村教师、校长、教育局长，他们变了，孩子才会变。

2、组织大学生、社会名人到已建角的学校搞夏令营，同样围绕着教孩子阅读、打开视野。

3、研发、出版儿童阅读课程教材，支撑乡村学校的阅读教育。
    
所有的举措，都是围绕「让乡村孩子的认知得到升级」这个结果，进行反向拆解得来。

这件事，文宾和担当者干了9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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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9年，文宾和担当者都走得很不容易。

有多不容易呢？在机构层面，从最早只有文宾1个全职，到如今30余个全职，把3个办公室坐得满满当当；从0基础启动，到一年捐赠额达到近2000万。这期间有过团队离走，有过理事会重组，甚至一度差点解散；还有很多次，全职团队的工资，靠朋友们几百几百地凑出来。

至于文宾，我总是想起某一天早上6点多他打给我的那个电话。他躲在厕所里小声说：“阿贵，我去广州出差，周末顺道回武汉丈母娘家看老婆（他老婆那会儿怀孕），我今天要回厦门，没钱买车票，不敢让老婆知道，你给我打600。”

我在电话这头听了鼻头一酸。想起08年我在广州实习，他突然电话问我钱够不够用，不够寄给我。

关于「不容易」，更直观的，我贴一段文宾2017年年终总结里的文字。


今年3月8日，他的妈妈走了。81岁，在他的怀里安静地离开。没有享受过1天荣华富贵，只在新盖起来的2层水泥平房里住了不到3年。

那几天文宾不再像过去10年一样总是金戈铁马所向披靡的样子，仅仅像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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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的确是一件神奇的事儿，它像一条线一样串起了文宾的人生，也串起了我后面的人生。

08年建完3所图书馆，已经是8月中旬。我错过了学院安排北京新闻单位实习的机会，加之文宾长期的推荐影响，我已下定决心要去「南方周末」实习。

也因为乡村图书馆的项目，我得以认识一直在从事乡村建设研究和实践的邱建生老师。他将我推荐给了南方周末的鄢烈山和笑蜀老师，经二位引荐，我争取到一个面试机会。一番周折之后，我被勉强留下实习。

这4个月的专业训练，是我真正的新闻启蒙。我在这里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认知升级」，在这里确立了自己的职业价值观。那来自于南周前辈李海鹏对自己作为记者的要求：“写出好的作品，推动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到头来「造光明」和「扫黑暗」其实是一件事。

4个月结束后，经傅剑锋老师指点，我确定了走专业法治新闻路线，在毕业之后选择进入法制日报。这整个职业轨迹，都始于08年的夏天。

如今回顾，我的5年记者生涯，虽没有文宾“造光明”造得那样漂亮，至少也没有偏离“扫黑暗”这条主线，“推动公共利益”成为我判断是非和价值的标准。

神奇的事还在持续发生。

2015年，我回厦参加担当者理事会。期间几个理事一起，到安溪一所小学给孩子们做演讲。我已经忘了具体讲的主题，只记得引用了律师界大佬彭雪峰的故事。他在离开家乡去上大学的时候，妈妈叮嘱了他三句话：

“你要有足够的能力，让别人不能欺负你；
你要有足够的勇气，让别人不敢欺负你；
你要有足够的善良，让别人不忍心欺负你”。

孩子们可能没记住，但一边旁听的校长记住了。这个早年通过域名投资早已财务自由的校长，坚守在这所学校18年。在这个南中国最魔幻的县城，孩子们的脑子里装了太多一夜暴富的神话。他想从改变孩子的价值观开始，改变这样的现状。

多年之后的今天，他成了我最紧密的事业伙伴，直接推动了我离开北京回到厦门。

今年回厦后，我还认识了一位从体制内出来创业的资深法官。第一次见面，我们聊了一下午公益。他长期在厦门司法领域推行一项名为「法律天使」的公益项目，并很快也成为了担当者的拥趸。如今我们也成为了事业伙伴。

公益最终变成了一群人的价值标签，用以区分哪些人是你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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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有一个叫「捡回珍珠计划」的公益项目。创始人是台湾前“财政部长”、“立法委员”、新党领导人王建煊先生。

这个项目在全国搜寻成绩优异但因家庭特困而面临辍学的孩子，视之为遗落的“珍珠”。他们与各地学校合作，为这类学子开办“珍珠班”。自2004年启动这一计划，到2016年，珍珠班一共接收了48600名学生。

我对这件事情有多牛逼的判断，来源于一个反面例子。

我的大姐比我大了11岁，在小学升初中时，成为那一届镇上几名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之一。同一年考上的还有我的一个姑姑。上学半年之后，因家里经济原因大姐辍学；姑姑则继续读了下去。如今姑姑早已取得厦大的博士学位，成为中科院物理所的一名研究员，大姐则刚刚结束在一家工厂月薪3000元的工作。

命运残酷到我转发时需要把这篇文字对她屏蔽。所以当我从文宾嘴里听说「捡回珍珠计划」时，我满脑子都是这些“珍珠生”10年后命运被改变的样子。

担当者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项目，叫「彩虹花小额教师基金」。类似于一个面向教师的天使投资基金，乡村教师们只要有一些创新想法，即可申请每学期300元-800元不等的创新经费，在学校办一个兴趣课堂。

宁化有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擅长演讲，她在学校里办了一个「少年讲堂」。一年之后当文宾到这个学校回访，他发现这里的孩子远不像其他乡村学校孩子那样腼腆，而更加敢于表达。

公益就像在水泥地上种花，需要一点耐心，但改变一定会发生。

从2009年第一个乡村图书角建成，到明年就整整10年了。那会儿上6年级的孩子，会成为第一批看了图书角的书走出大学的人。

我很期待看到，10年前的那一点微光，到底会在他们身上带来什么改变。

来源：范否飞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