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19年，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招募学生志愿者深入采访并撰写了100名老人的100篇传记。这些老人出生于1919年前后，平均年龄100岁，来自中国不同地域、行业和民族。他们经历了中华民族从满目疮痍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他们是祖国从苦难到辉煌的见证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亲历者。

为传承时代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善达网将从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主编的《100个百岁老人的传奇》选取10篇关于10个老人的文章，希望这些老人的经历可以给予读者力量。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一篇，主人公是今年已98岁高龄的歌唱家孟于。

孟于：人生要有所作为，为祖国，为人民，也为自己

黄一橙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2017级

注：资料来源于2019.7.5黄一橙采访、孟于回忆录《一路前行一路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资料

人物生平：孟于，女，歌唱家，四川成都人，1922年出生，1939年12月参加工作，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民族青年文工团、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中央歌舞团演员、艺术处副处长、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副团长。1984年离休。 

孟于老师在老艺术家合唱团十周年表彰会上 孟于老人提供

她是《白毛女》、《血泪仇》等的表演者，是电影《白毛女》喜儿配唱者之一，演唱《平汉路小唱》等歌曲，在祖国音乐画廊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抗美援朝期间，她冒着枪林弹雨赴朝鲜为最可爱的人演唱《慰问志愿军小唱》，歌声在坑道和战壕中回荡，鼓起志愿军将士的万千豪情；她是新中国建立伊始的文化外交使者，1951年，随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民主德国参加第三届世青节。

2019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是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78载，是她为革命文艺事业一路前行、一路高歌的第80个年头，她就是著名歌唱家、革命工作者——孟于。

她的座右铭：“人生要有所作为，为祖国，为人民，也为自己。”

记得第一次与奶奶“相遇”也是通过声音，那时我才初中，电话那端的声音很开朗，完全想不到是一位九旬的老人。后来了解到她很伟大，是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是一位优秀的歌唱家。这个暑假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孟老师从艺80周年，学校组织有“走访百岁老人，感悟奋进祖国”的专项采访活动，第一时间我就选择了参加。今年，她98岁了！虽然还未满100岁，但我感觉她的人生经历的丰富程度远超百年。

2019年7月5日，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奶奶，因为心胸开阔(奶奶自己的长寿秘诀~)，十分充满活力，愿意将她的经历分享给他人，愿意对年轻人讲述从前的故事，就这样，我与那过去百年的中国“相逢”，日寇侵华的战争年代、新中国的成立、十年动荡不安的岁月、改革开放……

一百年，很慢吗？并不会，因为在今天，依然有人可以亲口向我们讲述那时的故事。一百年，很快吗？也并没有，因为这其中的曲曲折折，没有工笔画艺术家来将其一一镌刻，很庆幸现在我们成为其中的工匠之一。一百年，很短吗？当然不，因为物资的匮乏、发展的落后，百岁被看作幸运的长寿。一百年，很长吗？我想，大抵是的。这一百年于众生而言只是一段历史，而对于亲身经历的一个人来说，一百年，是鲜活的一辈子。

一、从家里逃跑（1939年）

我想真正参与抗日救国。

我看见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山西二战区办的民族大学在成都招生。我和好朋友李仲民看到学校地址在山西宜川，一查地图，宜川——延安，地图上距离就一点儿，太近了，顶多一百多里地。我们就觉得宜川离延安这么近，怎么都可以跑去延安的。尽管我们也听到有同学在去延安的路上被国民党扣留的事情，但当时只想着怎么能够去延安，根本顾不上想其中的艰苦和危险。

当时我便瞒着家里，和李仲民报考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

不久，我们就接到通知，被录取了。

因为我是瞒着家里报考的民大，所以出发也只能是逃跑了。

现在想想，虽然背着父亲是去参加革命，但因此让父亲担心甚至生病，心里也会有一些不忍。不管怎样，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选择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也算是对父亲的一点安慰吧。

二、这条路很好，因为山上有狼（1939年）

我想去延安。

我们做了八九天的车终于从成都颠簸到了西安，被选中去了前锋剧团，心里很不乐意。我心想我是要去革命圣地延安的，我去前锋剧团干什么？“你们去前锋剧团也是抗日的。现在要去延安也不是那么容易，你们先到那里去，等机会吧！”就这样，去了剧团的驻地宜川官亭镇，后来经过波折，才有了一个希望…..

听说在民族艺术学院有一个同志，他经常到后山上去买粮食，知道有一条小路通延安。我听了高兴，就去找他，他挺好，后来他是我们北京杂技协会的会长，他就告诉我已经送了三批同志到延安去，这条路很好，国民党也不去，特务也不上去，因为山上有狼。

我们上到山顶上才看见丘陵那个地方，老百姓的铺面才打开，国民党那些警察出来了，我们已经上山了。我们就在山上走着，很高兴，后来碰到一个打柴的老乡，我们就问他：“老乡，你到哪去？”

他说：“我回家，你看打了这一背柴。”

我们就问：“山上有狼没有呀？”

他说：“有呀！”

我们说：“有没有国民党？”

“国民党不上来，警察也没有，就是有狼。”

那时一想，狼不是要吃人吗？

他说：“不怕，你们不惹它，它也不惹你，你看我天天打柴，狼不管我，我不管狼，我也不惹他，你们就放心走吧。”他说的很轻松，但是我们也捏了一把汗。

后来我们仨人就商量，他从棉袄里扯一大块棉花给我，说：“把这个火柴给你，你拿着，狼来了你就赶快点。”棉花一点着了，狼就跑了。我得到这个任务很高兴。

他们两个从老乡的柴火棍里找这么粗的棍子，一人拿一个长长的棍子，我们三个就走了。第一次就碰见4只狼，真是看见了！离我们有100多米就走了，不理它。后来又来了3只狼，还带着2只小狼崽，小小的。我那时候病刚好走不动，他们两个架着我，一直走出了一里多地，再回头看，狼真是没有跟着我们，现在说说挺有意思的。

三、震撼人心的力量（1942年）

要参与500人演唱、冼星海同志亲自指挥的《黄河大合唱》了！

1942年2月16日，国统区（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电影导演应云卫率赵慧深、舒绣文、黎莉莉、吴茵及盛家伦等组成“西北摄影队”，路过延安到榆林拍电影《塞上风云》。当时领导决定为他们开一个欢迎会，并以此来扩大解放区的影响，希望把解放区好的作品展现给他们，让他们了解延安。于是决定召集500人演唱《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那是我第一次演唱《黄河大合唱》。

合唱队由鲁艺、女大、陕公、青干班等单位的专业和业余的歌咏队联合组成，冼星海亲自指挥。各单位先有鲁艺星海同志的学生来排练，那时我们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练歌、背歌上。然后在女大门口、延河岸边，冼星海同志给我们合排了3次，每次都是尽心尽力。

2月16日那天，我们在党校的礼堂演出，由鲁艺的乐队伴奏，舞台上和舞台两侧都站满了合唱队员。鲁艺、女大的同志们站在前面，因为我们穿的是新的制服，很漂亮、很整齐，大家都注视着星海同志，他开始朗诵：“朋友，你到过黄河吗？……如果你忘掉了的话，那你就听吧！”这时“划呦冲上前……”的歌声以排山倒海之势，展现了一幅黄河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歌声中充满了战胜困难的乐观和自信。当唱到《黄水谣》时，大家随着星海的手势唱出：“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歌声由沉痛转为强烈的愤恨，马上又用很轻的声音唱出“一片凄凉”，大家好像看见遭受劫难后的情景，强压住满腔仇恨在歌唱……“保卫黄河，保卫家乡，保卫全中国！”歌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唱到《怒吼吧，黄河！》的结束句“向着全世界劳动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由慢到快反复五次，最后唱到“号”字时，星海同志右手指挥着，左手指做成一个大圆圈状，要求全体人员发自肺腑号出那雄壮的高音，真实地表现出中华民族在怒吼中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战斗力量！

歌声震撼着山谷，响彻夜空，撞击着每个演员和观众的心灵，西北摄影队的朋友们跑上台来，拥抱着星海同志高呼“太感动人了”、“伟大的作品”。盛家伦先生还用英语高呼“great success”，掌声经久不息。

我唱过不少歌，也演过不少戏，但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经历，热泪夺眶而出。歌声使我和民族的苦难、祖国的危亡紧紧相连。《黄河大合唱》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教育和鼓舞了我们几代人奋发前进。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第一次认识到音乐力量的伟大。《黄河大合唱》对我以后选择从事艺术工作这条道路，应该说起到了启蒙和推动的作用，让我更意识到音乐可以唤起人民，可以给人以力量。

四、怎么演哭戏（1945-1949年）

要出演《白毛女》了！

1945-1949出演《白毛女》时剧照  孟于老人提供

开始我演白毛女演得不好，因为我没生活，在城市里长大，那时候就照着葫芦画瓢吧。后来到了1946年搞土改，参加斗争会，看见老百姓诉苦。其中有一个妇女是被地主强暴了的，她在会上哭诉得特别伤心。我深受感动，心想：我扮演的喜儿和她的命运大体相同，我要表现好这个人物，就需要深入生活去观察、体验，恰如其分地、真实地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就要把体会到的真实的感情表现出来。从此以后我再演喜儿的时候就有了丰富的想象力，容易投入了，我哭得出来，我恨得起来，原来没有。

这就是毛主席讲的文艺创作要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众的生活，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但是要高于生活。为什么要高于生活？就是作家、文艺家，通过你的世界观，通过你的人生观，通过你对事物的了解来创作这个节目，怎么集中优势，集中素材塑造人物来创造这个事情？所以，要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翻版。

文艺工作者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理解人民，文艺的作用很伟大，是鼓舞发展、激励战斗的武器。

五、炮火中的歌声（1946年）

（一）在大同前线

临战前，我被分到第二线，离大同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和担架队的老乡们蹲在一个战壕里。战斗打响了，枪炮轰鸣，震耳欲聋，子弹从头上、身边“嗖嗖嗖”地飞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很兴奋但也很害怕。我一遍遍提醒自己：一定要勇敢，像战士一样勇敢，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们在大同前线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次经历让我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和深刻的教育。从中我也领悟到了，真正为人民所知道的英雄烈士是极少数的，而大多数为祖国解放事业付出生命的战士都成了无名烈士。他们的行为让我感动，也让我铭记，胜利来之不易。

（二）在朝鲜的高地上欢庆五一

当唱到“你们在前方打胜仗，我们在后方来支援”时，防空鸣枪声和炸弹爆炸声突然响了起来，大家赶紧熄灯，孟于也停止了唱到一半的歌。待敌机飞走，灯火再次点亮，孟于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怎么唱？”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从头唱！”唱完后，彭总说，这首歌唱得好，给战士们很大的鼓舞。

我是共产党员，这对我的人生观有极大的影响，一个人不是为名利，而是为解放、为祖国。

六、唱出铁路工人的心声（1948年）

1948年年底，我们文工团调到了长辛店，住在铁路工人家里。当时彭真同志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北平要解放了，中央已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定为新中国的首都。你们要赶快准备节目，要到大剧院去演出了。听后大家特别兴奋，重排了歌剧《白毛女》，同时我参加了《大秧歌舞)、《胜利腰鼓和秧歌剧》的排练和演出，还参加了小合唱等。

在这个时期，我们参加了长辛店铁路工人的一次诉苦会。会上工人们讲述了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艰苦生活以及所受的压迫。在诉苦会之后，贺敬之同志连夜写了长诗《平汉路小唱》运用了当时在工人群众中流行的语言:“长辛店成了伤心店，琉璃河成了流泪的河，平汉路成了贫寒路……”加以发展和引申，赞美了中国铁路工人百年来的革命斗争，叙述了贫苦的生活和迎接解放努力生产的喜悦心情。张鲁同志听他朗诵后高兴极了，马上就谱曲子。

第三天，我们就在工人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唱完之后，没有掌声，然后一些工人“呼啦”跑到台前，拉着我们的手“哎呀，这才是我们铁路工人的歌!”“你们把我们铁路工人心里所想的都唱出来了!““我们受的苦，我们的希望都唱出来了!”看着他们激动的样子，我们在台上也热泪盈眶，为可以唱出他们的心声而感到高兴和激动。我庆幸自己有和这些工人一起生活两个多月的经历，才能如此深情地演绎这首歌这首歌的感人之处也在于此。我们唱出了工人的心声，也表现了我们与他们感同身受的情感经历。在长辛店的大街上，工人们看见我就问:“是你唱的‘平汉路’吗?再给我们唱一次吧!”于是，马路上、工人住的小院里、学校里，有“平汉路”的歌声。

七、带着歌声转战各地（1945-1966年，1974-1984年）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我脚下的路还有很长，如果说当初来延安只是一心为打日本救中国的话，后来告别延安则是我报效祖国、奉献人民的新长征的开始。

在战争的前线有我歌唱的身影，在和平的城市有我庆祝的身姿，在国外的舞台有我演出的身形……辗转各地的岁月间，流淌着我对艺术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

1949年7月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51年4-5月赴朝鲜参加慰问演出；1951年7月赴民主德国参加第三届世青节；随音工团“音乐列车”进行五省巡回演出；1955年参加中国学生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1982年到印度、尼泊尔慰问演出……

八、生命不息歌声不止（1984-2004年）

我七岁开始上益州小学，老师选上我去表演小歌舞《麻雀与小孩》、《明月之夜》、《燕双飞》……我的声音很好听，大家都夸我，我也很得意。慢慢地我长大了，唱歌就成了我的爱好，救亡歌曲鼓舞了我的爱国热情；从延安时期开始，唱歌在我的爱好之外也成了我战斗的武器、报国的途径……

我的生命已与唱歌、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何时，舞台都在我的心中，为祖国、为人民歌唱的声音都会永远飘荡。

离休后，我组织并参加文化部老艺术家合唱团的工作20年，曾到30余个城市及新加坡、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共演出四百多场，观众六十余万人。

我们的演出不计报酬，只要邀请单位解决我们的吃、住、交通、演出条件就行。记得1989年4月我们在武汉演出，《长江旅游报》的记者采访了秋里团长，当他听到合唱团是义务演出时非常惊讶，甚至怀疑情况不属实，后来他又特意采访了合唱团请来的一位年轻的钢琴伴奏殷根生同志:“合唱团到各地演出确实没有报酬吗?”

“确实没有。”

“有礼品吗?”

“有小礼品。”他边说边指了指别在衣服上的3个纪念章。

记者又问:“你跟他们演出不是吃亏了吗?

他笑着说:“他们和我们是两代人，信念不同，追求不同，他们愿意尽可能多地为人民作贡献，我就是个“财迷’，也会被这种精神感动的。”

年轻记者终于相信了，5月他在《长江旅游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无偿演出的国家级合唱团”的文章。

我们团罗民池同志说:“如果我们能将革命歌曲中艰苦奋斗的精神传给下一代，我们便获得了精神上最富足的享受。谁说合唱团没有报酬呀?只是这种报酬用金钱是买不到的。”

从建团以来，秋里和方松甫两位指挥为我们排了144首歌曲，但我们经过严格的挑选，最后的保留曲目只有三十几首。虽然是一个业余团体，但我们还是用专业团体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排练、演出都是非常认真的。

1996年台湾著名指挥家杜黑先生访问我团时，我们为他演唱了几首歌。他说:“我到过许多国家，从未见到像你们如此高龄却唱得如此好的合唱团体。《纳布科》中的《奴隶合唱》，这是世界名曲，我听过无数次，像你们这样唱得让我感动得汗毛都竖起来的情景实属罕见。

因为我们具有专业能力，工作又认真，所以我们的演出在社会各界都有着很好的反响。

1985年，我们曾收到清华大学学生会的来信:“大幕一拉开，你们饱满的激情、激昂的歌声使我们青年人热血沸腾，大家情不自禁地和着音乐，打着节拍，沉浸在歌词所表现的意境中，你们的演出思想性、艺术性很高……艺术的真谛陶冶了我们的性情，也深深感受到老前辈们对火热战斗生活的情感，对祖国真挚的爱，对我们青年殷切的期望……”

1988年的时候我们还收到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信:“你们和同学们一起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时，台上台下两代人的歌声汇在一起，这里没有代沟，有的只是两代人的心心相印。”

合唱团的成立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号召:“……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到各地演出，通过和群众的接触也深深地体会到了人民需要文艺，而文艺更需要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后，群众更加迫切地需要文化生活，渴望具有进步思想和完美艺术形式统一的优秀作品，而青年人更需要开阔视野，了解祖国的文化。而我们合唱团演唱了歌时代主旋律而又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来感动和激励观众，给他们以美的享受，鼓励大家一起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是我们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团团结合作、不辞辛劳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对于我们在老艺术家合唱团的工作，也有人表示不解，甚至我们的家人也表示过疑惑。他们说:“你们这么大岁数应该在家安度晚年，还这么忙，你们图什么呢?”是啊，我们究竟图什么呢?李波同志说得好:“我们啥也不图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歌唱、怎样生活、怎样工作和战斗的。我们不图名、不图利，更不讲条件，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再争一份光、再献一分热。”这就是我们合唱团全体的共识。合唱团2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领导的支持，全团同志们的努力，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是分不开的。祖国在改革开放中前进，大家仍需一路前行一路歌，老艺术家合唱团仍需继续前进。

我们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伴着新中国一路走来，我们把文艺作为武器，在战争年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和青年人一样怀着建设祖国的共同愿望而放声高歌，怎能不感到幸福呢?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就是希望为祖国不断培养出新一代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才。

虽然我们年岁已老，但这个理想不会老，我们仍在为此而努力着。

九、结语

孟于老师在采访时这样讲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是经过了战争年代，我们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也经过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所以看到今天社会发展得这样好，在这儿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战斗，也有必要！“

“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现在也很幸福，过着很平稳、富裕的生活，很好！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我们是在战争年代里经过来的，所以今天看见你们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学习环境，国家又这么富强，你们是很幸福的。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这幸福来之不易，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你们全部的精力，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

在奶奶的回忆录后记里面，她这样讲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歌声鼓舞着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决心；在劳动建设时期，歌声激励着人民美好的愿景和奋斗的动力；在和平发展的年代，歌声启迪着人们内心的善美与对美好未来的畅想！

孟于老师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优秀共产党员。她有割舍不开的延安情结，不仅常常回忆延安时期的战斗生活、音乐生活，更牢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谆谆教导，她身体力行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努力挖掘民族民间的音乐艺术，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推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62岁退休后又组建文化部老艺术家合唱团，坚持二十几年。她是艺术工作者以及全社会的学习榜样！

虽然我们没有历经那些岁月的风雨，但是今朝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需得我们的铭记！愿世界和平，看似宏大的愿景，但必将由无数诚意构成；盼身体健康，祝福每一位老人长寿平安，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