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19年，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招募学生志愿者深入采访并撰写了100名老人的100篇传记。这些老人出生于1919年前后，平均年龄100岁，来自中国不同地域、行业和民族。他们经历了中华民族从满目疮痍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他们是祖国从苦难到辉煌的见证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亲历者。

为传承时代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善达网将从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主编的《100个百岁老人的传奇》选取10篇关于10个老人的文章，希望这些老人的经历可以给予读者力量。本文是该系列的第四篇，主人公是曾受到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今年已97岁高龄的草根老人靳月英。

草根老人的平凡之路

晋浩然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卓越） 2018级

人物生平：靳月英（1923年—），女，淇县黄洞乡鱼泉村人。丈夫冯清海为保护战友挡了子弹，英勇牺牲，此时她年仅24岁。从此一个人支撑整个家庭，努力为党为国工作了一辈子。靳奶奶曾先后四次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拥军模范代表、全国绿化先进人物,受到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曾获得政府奖励表彰100多次，荣获国家级荣誉称号5个、省级荣誉称号16个，被誉为共产党员的楷模。她曾为解放军战士做鞋垫3500双。1988年以来，她带领人节衣缩食，自买树苗，在荒山植树，营造“八一”纪念林一片。

这位老人从苦难中走来，有着平凡而光辉的一生。

靳月英老人为前线战士制作鞋垫  靳月英老人提供

一、山河破碎，国恨家仇

在靳奶奶的回忆中，孩提时的童真快乐几无所存，山河破碎、日寇来犯是最早的记忆。

这个地区是农村，日本鬼子并不是很多，不过抗战时期，有两件事老人印象最深。

来时残暴异常：日本鬼子四处抓人，强行拖人替他们趟地雷，后面大卡车紧随其后，不去趟地雷给他们清除雷障就要被他们活活碾死。相当于那我们做肉盾，为他们开辟道路。

走时判若两人：在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飞来一架飞机，漫天扔下无数传单：日本鬼子投降了！投降前日本人嚣张跋扈，如洪水猛兽，所过之处鸡犬不宁，投降当天还看到日伪军抢夺烧杀，肆无忌惮；投降后任民众殴打一声不敢吭。

有一个现象发人深思：少量日本人却能占领我们这里大片地区。靳奶奶一声长叹：之所以打日本鬼子困难，主要还是因为旧中国人心太散，虽日寇人数不多，但是汉奸伪军数量太多，仗势欺人，也没人敢率先反抗。

靳奶奶的丈夫就因保护战友死在日伪军枪口下，是我们国家军队打跑了日本人，消灭了伪军，这坚定了奶奶一辈子拥军的信念。

二、日祸未除，又临天灾。万蝗横行，饿殍遍野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惭愧的是以前我对我们河南这场大灾荒毫无所知，是冯小刚导演执导的《1942》灾难片带我走进了这段伤痕累累的历史。该片以1942年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背井离乡、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此次采访，我不忍心揭开老人的疮疤，但又想通过老人之口来真实了解我们这个地方老百姓灾荒之年如何生存，在这种矛盾纠结之中，我最终断断续续地记录了下面这些文字）

这里位于豫北地区，与纪录片《1942》有所不同，发生大灾荒是在民国三十二年（我后来问了很多人，发现很多老人在民国时期对公元纪年还没有概念，只知民国纪年和当年生肖，这也是农村很多老人只记得自己属相而不记得自己具体出生年月日的原因。），旱灾还不是很严重，主要是大蝗灾。蝗虫（俗称“蚂蚱”）连吃三年，实在是太骇人。这些蚂蚱，飞起来遮天蔽日，落下去厚厚一层，不露地皮，人一脚下去都能踩死蚂蚱无数。所过之处天地为之变色，庄稼全无。

这蝗灾到底怎么过来的谁也说不清楚，十分突然，民众猝不及防。蝗灾刚兴起的时候，那时候还是红头黑蚂蚱，个头比较小，但是爬得哪里都是。除了这些蚂蚱，还有放芽佬（一种昆虫，我爸爸也没见过，现在几乎都见不到了）也是漫山遍野，灰色、硬邦邦的、尖嘴，四条腿还是还几条腿记不清了，把苦刺等各种带刺的植物都吃的精光精光的。

旁边一个村和鱼泉村一河之隔，隔河远望就能看到鱼泉村概貌。刚开始这些蚂蚱、放芽佬等在河对岸这些村里狂吃海塞的时候，另一边还风平浪静。那个村里都说着蚂蚱把鱼泉村给吃了，民众先是一片惊慌，后来觉得有一条河，以为蚂蚱也就这样了，过不来了。正高兴呢，但很快，鱼泉村的庄稼被风卷残云般吃光了，然后这些蚂蚱“聚沙成塔”，全都抱成一堆，像个大锅炉，一下子就冲过来了，把这个村的村民吓得不轻。蚂蚱过去又是一番兴风作浪，而鱼泉村这边只剩一片狼藉，放眼望去光秃秃一片。等这些蚂蚱再回来了就更麻烦了，就变成那种青绿色的，更大更长还长翅膀，都会飞了，飞起来遮天蔽日。

那年头天旱，那地皮那么硬，蚂蚱都能把尾巴弄到地皮底下在那里繁殖，第二年又是无数的蚂蚱。后来就在蚂蚱幼虫刚露头的时候，村民都在地上挖壕沟，沟底弄一层小麦的秸秆，找一双破鞋，找一根棍子，把鞋捆在棍子上，“啪嚓啪嚓”撵那些幼虫，随便一撵都是半个壕沟，然后用火烧用土埋，想尽办法杀灭。当时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有庄稼，基本就没什么吃的。这些蚂蚱什么庄稼都吃，有非常之多，村民根本护不过来，转瞬间就什么都不剩了。幸好这个蚂蚱就是不吃绿豆，当时靳奶奶家里种了一些绿豆，还能稍微顶一顶。山上的野生枣树也比较多，村里都没什么人了，人少枣多，秋后没有吃的，就天天上山拾枣吃。（有绿豆、枣固然可喜，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那代人到底怎么度过的，此中艰难，难以描述）

蝗灾一开始的时候村里大部分人都去逃荒了，街边要饭的人随处可见，刚开始要饭还能讨点吃的，后来那些殷实一点的家庭都大门紧闭，因为要饭的人越发多了起来，刚出去一个就又进来一个，人都不断了，可真算得上是“络绎不绝”。讨饭越发困难，路边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村里一男人到县城讨饭的时候饥饿致死，被狗吃了（其实到底是先饿死被狗吃了，还是饿的无力被狗吃了，细想起来十分可怕。我不由想起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中主人公与狼相斗的情节，小说中主人公最后获救，然而现实却更加残酷）。被发现的时候，这狗满头都是血，啃得只剩下人头。女主人听别人说自己的丈夫在县城某个地方被狗吃了，就赶紧去了，然后抱着脑袋扛着骨头回家。女主人自己也饥饿无力，一开始骨头就没有收拾完，走到半路扛不动了，最后只扛着头回家了（《热爱生命》文中扔的是金子，而这位女主人却不得不扔下自己至爱之人的骨头）。在家里没有合适的地方放，女主人就用布包着头放在厕所墙头。儿子去上厕所时看着还挺奇怪：“诶，这是包的啥东西？这是啥东西放在这？”小孩子活泼好动，好奇心也强，一下子扯开布，自己父亲呲牙咧嘴的头滚了出来，还到处都是血迹，吓毁了。灾荒岁月，当小孩也很不容易（我只是平淡的叙述，不想掺杂太多情感，但这女主人和小孩子有着怎样的悲痛和绝望，无人知晓，而这在当时不过是诸多悲惨家庭的一个）。

都去逃荒了，村里街上就没什么人了，一条街也就一两户人，甚至整一条街一户人都没有。靳奶奶所在这条街就只有她们一家没走，本来收拾好了准备逃荒，被家中长辈拦下，说现在家里就这几口人，逃荒回来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些人，不让走。但是家里也确实没什么吃的，在刚开始还有钱的时候就去城里买别人的“各粮”，这个“各粮”里面有高粱、小麦、绿豆等各种五谷杂粮。卖家弄一个箩筐，在下面抽两根条，漏下来的就是买家的，然后把掉下来的粮食扫扫带回家。后来就只买得起麸皮，那时候的麸皮非常精细，没有一点杂质。再后来没钱了就想尽办法找关系托人去借别人的粮食，买一斗回来就得还五斗。再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卖家里面的木床，瓶瓶罐罐之类的换粮食，家里能换的基本都换成吃的了。一次就换一块不到巴掌大的小花生饼，硬得摔都摔不动，得放在锅里蒸蒸才勉强能吃。而且每次出门都得捧一抷土，回来了撒一撒，把脚印盖着。

我：“撒土盖着脚印干啥？“

靳奶奶：“撒土盖着脚印证明没人。”

我：“为什么要这样？“

靳奶奶：“怕有人来收赋税，也怕有人来偷东西。“

我：“那时候灾荒那么严重还有人来收赋税、收粮食的吗？“

靳奶奶：“怎么没有！”然后随便就举出一些地主、小军阀的名字（靳奶奶到现在还能清晰记得那些剥削阶级的名字，可见当时他们的压迫有多么严重）。“那时候怎么过的，容易吗？还有人半夜掘墙，在墙上捅一个窟窿，把里面的东西偷走卖掉。这都多的很！”

爸爸：“那时候都逃荒了，有的人家听说连门都没有，家里面还有可买的东西？都没东西了吧。” 

靳奶奶：“那时候有啥偷啥，有啥卖啥。我们家里面一共两条被子，都薄的很，冬天冻得受不了，一家人挤一块睡觉。有天拿出去晒了，差点被人偷走。” 

我：“那要是真被偷了，可真是要命啊。”

靳奶奶：“那可不，冬天又冷，还生的满身虱子，没有办法处理，就只能生一堆火，把衣服脱下来，一抖擞，“咔啪咔啪”乱响。”

我：“冬天还生虱子吗？”

靳奶奶哈哈笑了起来：“冬天不生啥时候生？”

我：“不是夏天生虱子吗？”

靳奶奶：“夏天生跳蚤，冬天生虱子。”

我：“跳蚤和虱子不一样吗？”

我爸爸忍不住插了一句批评我：“虱子是虱子，跳蚤是跳蚤，那咋能一样呢，你真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连跳蚤和虱子都分不清了。” 

三、解放战争，解放自己

抗战胜利恍如隔世，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太平日子，谁知不然，国共内战再次爆发。

那时候解放军住在山里，天黑下山，不让跟国民党部队；国民党部队在城里，白天过来不让跟解放军。然后我就明知故问：“老百姓都跟着谁呀？”“解放军为咱们谋利益，老百姓当然都跟着解放军干，咱们老百姓参军很多都是自愿的啊。”晚上解放军下山扒铁路、掀道轨、锯线杆，当年不比现在，拿起手机可以随时通话，那时候从北京到南京可能就那一根铁丝，解放军下来把他们通讯的铁丝给它盘了。

这个时期鱼泉村这里没有打大仗，主要就是各方势力拉锯，除了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还有各式各样的地方小军阀、地主武装、民团、地痞恶霸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除了解放军过来，那老百姓根本就没法过日子。瞧你家里有男人，晚上过来把家里男人抓走，不是拉去当壮丁就是被强迫替他们卖命；瞧你家里有俩钱儿，门口给你贴个条子让你交钱，你不给他们送过去钱就麻烦了，人都给你弄不见了。老百姓晚上睡觉门口都安上地雷，以防返乡团、民团（被解放军打跑的地主组建的、豪强组成的民间反革命团体）回来(这不禁让我想起杜甫写的《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千百年过去了，老百姓依然是这种苦难日子，不曾有过根本改变。是解放军、是共产党让这样的事成为历史，以后老百姓才不用提心吊胆，才活出了人样)。

自从村里出现了不少外地人，大概就是那个时间，这里就比较稳当了。问这些外地人是从哪里来的，说从北京来的，以前是傅作义的兵，不想当兵了的就被遣散回乡了，正好从这里经过。不久，解放军领着大军下江南的时候，还在我们这里住过，靳奶奶骄傲地提到这一点。

刚解放有政委下驻基层，身上穿的是黑粗布衣服，脚上踩的是破烂鞋，根本都看不出是个领导，这政委还没个老百姓穿的好呢。

靳奶奶意味深长地说：“那可是个政委啊！”

那时候当干部的，白天在这里，晚上就换地方了，今天在这里睡，明天就换地方了，甚至一夜换好几个地方。咋了回事？底下的匪队发现这些干部就把他们命带走了。刚解放那时候村里土匪多啊，还有特务。干部就组织村民打匪队除特务。有次剿匪队长在棚上睡觉，匪队扔上去好几颗手雷，幸好都没响（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土手雷，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制作的，质量比较差，手雷不响的事时有发生）。为了防止反革命分子蒙混过关，平常谁有什么事情要出远门都要到村里开路条，无论是谁，在路口要道只有拿着路条才能通行。每个路口旁边有两三个民兵拿着枪，谁要是来了没有路条那就是坏人，就都得拴着，不让走。最后总归一处，没有问题的放走，查出来谁有问题立即惩处。就这样经过一两年时间，终于荡平匪队。

四、快乐生活把欢唱

新中国成立之后，五十年代初那是老百姓是最高兴的时候。再不受到压迫，剿匪之后，生命安全有了保障，晚上睡觉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夏天晚上睡觉热，甚至连门都不关（原来夜不闭户是真的）。政府全面推行土改，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土地了，这土地可是农民的命根子，有地种就有吃的、有穿的，夫复何求？在地里干活，一边锄地一边唱着歌，在路上走着都哼着歌，人们都高兴得吃不住劲（超级高兴）。在以前那个旧世界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弄不好命都没了。这一解放，一土改，村民整个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民众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也是挺感慨的，你看现在，我们物质生活条件这么好，村里有谁发自内心‘歌唱祖国’呀？有谁仰着头哼歌呀？再没有了，现在都成低头族了，得抑郁症的人也是蹭蹭递增。现在谁要是在街上天天哼歌，大家准说这人是个疯子。”说到这里，靳奶奶不免有些激动：“这都不一样啊！”

干了一天活，就步行去看夜戏。以前听的都是农民唱的老戏，47、48年兴起了新戏，步行去镇里，十几里地。有时候为了看戏剧表演，会徒步更远去县里看。靳奶奶现在对《白毛女》印象最深，觉得唱的最好，特别摄人心魂。演员演的杨白劳、杨喜儿、王大春、黄世仁，那演的是特别像。黄世仁是恶霸地主，看到他大家都群情激愤，演完大家都说要砸死他，说到这里，靳奶奶笑了：“演黄世仁的这个演员也真是麻烦。”可见当时这个戏演绎之深入人心，靳奶奶说那是他看过最好的表演，还是驻扎在基层的文工队，现如今无论是春晚还是什么大型表演，芭蕾舞的红色娘子军等都看过，却感觉都没有刚解放时《白毛女》好，再也没有看到过触动灵魂的戏剧了。最后强调了一句：“那是在镇里演的。”（一个小小地方的戏剧演员都演得都那么好，可见那个年代戏剧演员多么敬业、多么认真。是什么让一个小镇里的演员都这么棒？我想：这就是刚解放后人们强大的精神的力量吧）。

新中国成立后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有精神气。而且人民的安全也有了极大的保障。建国前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生命如草芥，被日伪军、国民党、民团恶霸践踏，朝不保夕，人人自危。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后不一样，这是一个切实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和政府，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爱戴啊。

五、快速发展，与幸福相拥

解放后刚开始是单干，后来成立互助组，几家合种地，互相协助；后来就有了初级社，每一户的牲口、犁大家都可以用；56、57年成立高级社，鱼泉村隶属高级社的名字叫“五花社”，这包括的地方可就大得多了，不过成立了一两年就散了。那时候还成立有集体农庄，你想买什么东西，吃的穿的等等在里面可以随便拿，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社里仅仅记着数。好多人觉得那是国家集体的东西，不舍得拿（感觉那个年代人们大都是很朴实的），没几年集体农庄拉倒（倒闭）了。那时候集体农庄弄来几辆收割机、拖拉机、耕地机，村民都是第一次见这些东西，纷纷过来围观，形成人潮。不时有人对着这些大机器揶揄：“竟然不用人推，也不用牲口，看你咋犁地。”耕地机一直往前开到粪跟前，又有人说：“看你咋走，看你在粪跟前咋弄。”那个犁可以抬升，驾驶员把犁一下子吊起来。“哟嗨，它还会撅尾巴嘞！”人们都笑了起来，当时的人们以前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

靳奶奶第一次走远路看电影，说那时候放映的是苏联的《十月革命》，周围几个乡镇的人都大老远过来看，以前都没看过电影，这是头一回。看到一段正在激战的，人群中有人惊呼：“哟，这打的身上还流血呢，画布上的人在流血。”人们都不知道是咋了回事，都是一脸惊奇，感觉不同寻常。

头一次到北京开会，在北京街上，看见有卖香蕉的，靳奶奶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黑乎乎的像皂角一样（皂角，皂角树上结的东西，可以洗衣服，以前没有肥皂，农村人都是用皂角代替）。而且那时候吃香蕉都不知道怎么吃，都是学着别人（补充：那时候因为交通运输不方便，运输的时间长了或者一直被冻着，外皮都是黑色的，不像现在黄澄澄的）。到开会地点找厕所一直找不到，别人说前面就是，靳奶奶感觉不可思议：“这哪是厕所呀，这比我们家客房还好啊。” 

去北京开会回来了，靳奶奶到村里宣传国家政策蓝图：“国家说了，以后咱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个电灯灯头都是朝下的。”有人还非常严肃地说：“你这是瞎说的！那可能不可能？这辈子能天天吃一顿面条都不得了。灯泡朝下也是瞎说了，谁家的灯头朝下，灯头朝下那咋能亮，胡说八道。”因为那时的煤油灯，蜡烛等，都是朝上的，村里面谁也没见过朝下的灯泡，解释半天愣是没人相信。

有次去城里买东西的时候，快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有点黑了，靳奶奶看见有一家房上挂一个明晃晃的东西，不亮了用个棍子去后面“胡腾胡腾”（拟声词）搅几下就明了，后来才知道那是个沼气池。

六、大炼钢铁，炼钢“炼”人

1958年正是蒋介石想要反攻大陆的消息高涨的一年，全国大炼钢铁，全民皆兵。那时候都说：“炼钢又‘炼’人！”全国遍起高炉，村里把家里面的锅什么的铁东西全部都收走炼钢了，大家都没锅了，去公社吃饭。坐着火车，沿途铁路旁边到处都是红红火火，都是铁炉和小推车，从车站绵延几个村庄一路都是炼钢铁的。那时候存着从各地拉来的煤，随便往炉子里面扔，不着火就倒一些盐，再点不着就回家锯树，街里面的树都被锯了。大人小孩全都行动起来，家里面空落落的什么也没有了，剩下一人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一床被子，其他的东西都收走属于人民公社的了。据说外国帝国主义敌对势力侦察发现我国哪里都是星星点点红光一片，不敢轻举妄动，起到了战略威慑作用。

靳奶奶：“有些事情是战略问题啊，可不是走马观花，随随便便的，你不知道国家形势不知道发展到哪一步，主要矛盾在哪里，那可不行。”

不过大炼钢铁的时候连着好些日子晚上不让睡觉。

我：“那不瞌睡？”

靳奶奶笑了：“你瞌睡？你瞧你这个样子不行啊。那时候都是‘乒当乒当’（拟声词）看谁风箱拉的响，有检察员在那里，你一瞌睡马上给你脖子里插一个黑旗。妥了，那你就麻烦了。响应国家号召，让你拉风箱炼钢你瞌睡了那怎么能行？给你个黑旗就说明你是最落后分子，脸上无光，还被惩罚上街游行，同时达到提高思想觉悟的目的。你要是再不干，就扫你的暮气。”

我：“啥是扫暮气？”

靳奶奶：“谁提不起精神，谁暮气沉沉的就扫谁的暮气。拿着扫帚在身上扫，扫除暮气，后来还发展出推跟头等形式。都成天没有精神头怎么过社会主义呢。”

我：“那时候人们精神头肯定都好得很吧？”

靳奶奶：“天天没有精神气那咋会中。你不经过这个过程，你就不知道咋回事。别看现在咱国家社会发展不错，来到这一步，来到现在这样的幸福时光那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你以为是咋的，没有那么简单。在那个时候不止蒋介石想反攻大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想攻击大陆的有野心的还多着呢。过去的社会不是现在这个社会，过去的社会难得很呐。”

七、整风运动，做人民公仆

过去的干部不好当啊，有一句俏皮话：“干部春天是红人，夏秋是忙人，冬天是罪人。”春耕种地，干部去管理；5月和秋后忙着收获粮食；冬天厂光地净，没有活了，就该去县里开会了，组织干部们反思自己问题，严查干部是否投机或者贪污，整治干部问题。开会的时候旁边都是人民群众，那时候干部敢贪污？县长也不敢，有次县长去开会了，有人见他家院里晒着绸被子，被群众当面指责批评：“你看老百姓盖的啥，老百姓穿的啥，你县长成县太爷了，这是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县长盖的被子比人民群众稍好一点就被严肃批评。那时候号召走群众路线，干部每天和老百姓在一块，有时候吃饭在村民家里，老百姓做什么饭干部就吃什么饭，吃过饭不用吭声，把粮票和钱给老百姓放那里就行了，一顿饭也不贪不占。

靳奶奶退休前一直是基层干部，那时候当干部虽然不好当，但她觉得那才是一个干部应有的样子，那整风运动是很有必要的。就像习主席指出的那样，整治“四风”不能有间歇期，久久为功。

八、绿野行动

鱼泉村群山环绕，但是山上都是光秃秃的，土少、水少、石头多。自从退休之后，靳奶奶总也闲不住，就想做点实事，就自发行动去山上植树，绿化荒山，后来又动员家里人逐渐拉起一支植树小分队。冬天刨坑，春天栽种，夏秋管理。想要在光秃秃的石头上栽树难啊，一天最多能刨二三个坑，山上又旱，成活率低，但是靳奶奶并不放弃。

靳月英老人带领群众上山栽树  靳月英老人提供

1995年春，淇县号召干部群众“向靳月英学习，向太行山宣战”，全县当年22万人，每天出动10万人义务劳动，植树造林，连着种了二三年，大家坚持不懈才有这如今漫山遍野的绿意。走在“八一”林中，我很难想象就在二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

以前经常听到我们这些生在和平年代的人总是说什么活下来就已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采访靳奶奶之后，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无病呻吟。在那些战争年代，灾荒岁月，用靳奶奶的话来说：“那都不是人过的时光。”多少人从中走过多少艰难才到今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叫苦叫累呢？靳奶奶之前的生活那么苦，从未抱怨过什么，已过耄耋之年，却依然能走远路，爬大山，干农活，栽树苗，这是一位怎样的老人呀！靳奶奶一生获荣誉无数，但现在依然保持朴素的作风。

这也是老人长寿的重要原因，虽然自己普普通通，但可以努力去做有意义的事情，造福人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这该是一个多么有活力的社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