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助型到平台型基金会,南都会再一次引领行业变革吗?
标签:
观察 思想者 徐永光  
从资助型到平台型基金会,南都会再一次引领行业变革吗?
提要
徐永光看到,商业领域中,互联网经济趋势下“平台型经济”优势尽显。它利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物流等工具,整合资源、扩大规模,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徐永光认为,之于公益,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他对《社会创新家》说,“公益要符合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才能同样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

作为资助型基金会的创新者和倡导者,如今的南都公益基金会还是资助型基金会吗?


从1981年开始,运作型基金会在长达30年里占据着基金会的主体地位。南都基金会的出现,推动了这一局面的改变。之后十年,南都基金会一直以先锋者姿态实践和倡导资助型基金会的理念,并吸引了一批后来者追随。


2016年11月23日,另一扇门被豁然推开,南都基金会宣布启动了“中国好公益平台”。不同于一家机构的一个独立项目,“中国好公益平台”被赋予成为行业性平台的期望:通过开放、共建、共享,促进优质公益产品的规模化,推动公益生态发展,高效和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既是平台,其发起方南都基金会扮演的角色自然随之转变,不再仅仅是资助型基金会资源供给方。


在《社会创新家》看来,这一转型标志着公益慈善基金会在模式上的一次重大创新。资助型与运作型之外,第三种运作模式——平台型基金会已经出现。


在商业领域,平台型企业已然崛起,正深度改造着传统产业模式,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创新趋势之一。平台型企业如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今日头条)等,早已成为新经济的代表。


平台型企业已促成商业生态的繁荣。对亟待构建行业生态的公益来说,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具资源优势的基金会“平台化”可以加速公益行业的生态建设。“腾讯公益”——这个由腾讯基金会发起的公益平台,已经显示出了“平台化”之于公益的力量。


南都基金会有自觉意识的平台化转型与创新,能否再次引领中国公益方向?



1
南都的“自我突破”




“创新”基因使南都基金会保持着对内外部形势变化的警觉,并把应对作为本能。


“中国好公益平台”启动之前,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将南都基金会资助模式的调整视为三次升级:“新公民计划”是投资于项目;“银杏计划”是投资于人;“景行计划”则是投资于各领域的领军草根组织,扩大其影响力。


正是景行计划,让南都基金会撞到了一堵墙。


景行计划关注有潜力产生大规模、系统性社会影响的公益机构,为其提供3~5年每年50万元资金支持以及其他帮助。与行业内其他资助相比,这笔资金算得上“大手笔”。但对这笔资助的“效率”,却需要打个问号。


如今从南都基金会独立出去的银杏计划,每年为入选的“银杏伙伴”提供10万元资金支持,对个体公益人来说,这笔资助是“及时雨”。然而,景行计划对一家公益机构每年50万元的支持虽有效果,对行业的改变却有限。一旦这些机构想扩大规模,总会被资源、团队等问题挡回来。


徐永光习惯借鉴商业概念解读公益,50万元花得“不痛不痒”,他自叹“边际效益太低”,于南都基金会自身,他更是觉得“资助模式上,碰到了一面墙”。


与优质公益产品“走不出去”相冲突的,是外部优质公益项目供给的空缺。


2015年,面临战略规划调整的南都基金会在各地调研一线需求,对外部条件的变化有所察觉。越来越多支持型枢纽社会组织在政府的推动下设立,目的是扶植当地社会组织。然而,后者多为志愿者团队,有热情却缺乏项目研发能力。此外,近几年不管是政府购买还是公益创投,需求都愈加旺盛,却苦于好项目供给的稀缺。


南都基金会由此产生了搭建“好项目平台”的构想,希望能让优质公益产品被看到,得到品牌赋能,进而广泛落地。


战略规划调整在即,2016年上半年的理事会上,秘书处提交了“景行计划2.0”和“好项目平台”两份方案。以往,新战略总是伴随激烈的交锋,但这次,理事们破天荒地在“好项目平台”方案上达成一致,并且十分兴奋。


徐永光看到,商业领域中,互联网经济趋势下“平台型经济”优势尽显。它利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物流等工具,整合资源、扩大规模,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徐永光认为,之于公益,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他对《社会创新家》说,“公益要符合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才能同样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


“好项目平台”更名为“好公益平台”,南都基金会扮演的角色也随之改变。原来作为主角,乃至是主导方的南都基金会,需要退居“幕后”了。


之于南都基金会秘书处,团队能力成为最大挑战。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接受《社会创新家》采访时,将其定义为机构的“一场变革”。“中国好公益平台”推出后的第一年,南都基金会经历了一次团队“大换血”。与之同步的,是团队协作方式的转变,原来较为松散、各自负责的“项目管理”,调整为高度协同、步调一致的“全力支持平台产品”。与资助模式的升级一样,南都基金会内部再次“突破自我”。


之所以能承担“打碎、重组”带来的风险,至少对于南都基金会来说,是理事会志存高远的决策能力和徐永光一以贯之的创新风格所决定的。近年来,因对“公益市场化”的推崇,徐永光被一些人评价“激进”。对这些声音,徐永光并不在意。公益行业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理念、模式、能力等等,不突破没有出路,对徐永光来说,理念突破是一切的前提,这也决定着南都基金会的行为逻辑。



2
“服务者”




遇到“中国好公益平台”之后,和西梅的困惑逐渐解开。


在此之前,和西梅艰难运营着关注服刑人员子女的“小荷公益彩虹村助学计划”(下称“彩虹村”),在泰安资助了102个孩子。和西梅对《社会创新家》说,她想过,其他服刑人员子女肯定也需要帮助,但当下维持现状已经很辛苦,对于扩大规模她不得其法,所以干脆不去想。


在南都基金会关于“规模化”的战略目标提出之前,这是公益机构普遍的“心态围墙”,大家都“心安理得”地认为规模化没有那么必要和紧急。


“中国好公益平台”的支持,改变了彩虹村的发展路径。通过提供小额资助、能力培训、传播和筹款资源链接等支持,以及组织路演,“中国好公益平台”促成彩虹村在多地扎根。现在,彩虹村已在全国69个城市设立项目点。


相较于平台上其他产品,彩虹村“跑”得足够快。作为被中国好公益平台列入“高潜(较高潜力)项目”的种子选手,它获得了更多资源,与平台的联系也更紧密。


这出于中国好公益平台的“赛马机制”,在南都基金会秘书处,这个概念也是第一次被提出。面对众多公益产品,“撒芝麻盐”式的支持注定“僧多粥少”。对有潜力的产品集中支持,待其成功后总结经验,帮助后来者,形成“示范效应”,才能让行业更多产品受益。这是平台可以发挥的作用。


平台产品需要的支持非南都基金会一家能满足,自平台成立以来,南都基金会就集结了联合共建伙伴、战略合作伙伴、枢纽合作基地等多方力量。对在行业内极具号召力的南都基金会来说,找到平台共建者并不难,但如何各取所需,同时创建利益共同体,是平台的天然难题。


经过初期磨合,2017年,南都基金会与共建方基本达成“大主场+小主场”的共识。“大主场”指南都基金会重点负责谋划“中国好公益平台”的发展路径,“小主场”则指共建方根据自身特征寻求与平台的合作点。比如,共建方之一腾讯公益基金会,就可以在99公益日为平台产品提供筹款支持。当然,对于“中国好公益平台”的发展,比如遴选公益产品,共建方也可以参与、献策。目前,共建方已经成立多个委员会,包括筹款委员会、议题委员会、传播委员会等。


这是属于平台“玩家”的规则,彭艳妮将其总结为“更机制化的合作”。


作为“玩家”中的总协调方,无论之于共建方,还是平台产品及其背后的品牌机构,南都基金会坚持的第一原则都是“需求导向”。2017年5月前,“中国好公益平台”的主要工作还仅仅是组织公益产品路演,支持它们找到落地组织。虽略有成效,但当时行业对“规模化”的理念、路径仍不甚了解。


2018年,南都基金会与非营利机构全球发展孵化器(GDI)共同开展“影响力规模化研究”,产出了规模化的定义、意义、“终极模式”的理论框架等成果,为迷茫中的平台产品描述了大致方向。


调研中,南都基金会发现,能力缺失是合作伙伴的主要痛点。2019年,好公益平台推出“规模化学院”,并联合推出核心课程。据《社会创新家》观察,这是国内第一家大规模、系统性开展影响力规模化能力建设的“学校”。


和西梅做公益15年,此前受到资助时,对方多多少少都会给些“枷锁”。她说,几乎没有看到像“中国好公益平台”这样的情况,“尊重你,不会改变你,而是你需要什么,我来支持,自己姿态放低,做一个‘服务者’ 。”


但于南都基金会而言,彭艳妮认为“中国好公益平台”目前仍未达到理想状态,“平台上组织的需求,由它们互相创造价值,互相满足,而不是由南都基金会满足。”这是南都基金会期待的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平台。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一个表现是,平台上有些伙伴联系不足够紧密,一些具体交互场景中,如产品落地等具体操作层面,仍需要南都基金会的介入和干预。


长期看,彭艳妮构想的路径之一是通过对社群的摸索,激发、支持平台各方的互动和协同,同时让资源进一步下沉。但要经过怎样的具体步骤才能达到这一状态,南都基金会还需要进一步创新。


3
生态构建需要平台




在徐永光看来,资助型基金会对资助项目有严格筛选,效率自然值得肯定。“但在投入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发现让效率更高的新模式,或可附加的新内容。”现在公益组织较为熟悉的撬动政府、推动政策改变的路径,就是提高效率的一种解决方案。


这种多方联合的形态,被徐永光认为是必然趋势。毕竟,对每个领域的资助型基金会来说,单打独斗都不能解决其面对的社会问题。而“合力”的必然发展,就是平台。


以更宽泛的概念理解平台,徐永光甚至将南都基金会之前十几年做的工作都视为“一直在做平台”。成果在今天更明显,作为平台,新公民计划调动多方力量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基金会论坛促进基金会行业交流、发展,银杏计划搭建青年公益领导人交流、成长的渠道,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论坛已经成为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市场构建者,还有作为现代公益筹款伦理倡导者的公益筹款人大会……近两年,机构“平台”色彩愈浓,南都基金会才逐渐感知到自身的转型。


徐永光的观察中,基金会的平台化探索已有显露。真爱梦想基金会虽为运作型基金会,但其项目“梦想中心”将政府、企业、公众、志愿者、教育NGO等多方都连接起来,也可视为项目的平台化。


“运作型基金会可以跳过成为资助型基金会的路线,直接成为平台型基金会;资助型基金会发现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资源,也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做出平台。”徐永光对《社会创新家》表示,“无论何种类型的基金会,只要把事情做大,且超越自我,都可以成为平台型基金会。”


今年以来,构建公益生态的话题被提及得更加频繁。重新审视“中国好公益平台”的价值,徐永光认为,它除了是对南都基金会资助模式的升级,更是对打通公益供应链、构建生态圈的尝试。


除了在上游连接资源,“中国好公益平台”产品在地方的落地,也是资源、能力传导的过程。彭艳妮介绍,“中国好公益平台”搭建的网络,使得公益产品可以便捷地通过枢纽机构触达基层。前几年,在对规模化的争议中,有声音质疑“中国好公益平台”是“抱团”,会挤压小机构的生存空间。“现在看,(我们)恰恰是帮到了小组织。”与同行的交流中,彭艳妮感受到,越来越多人认可扶持当地组织成长的重要性,因为“外来的企业、基金会都可能撤走”。


平台型基金会的核心就是对各方资源的链接,如果这一模式成为趋势,无疑会加速行业生态圈的打造。


生态构建非基金会一方可完成。8月,徐永光的文章《慈善总会融入民间 草根公益向死而生》,再次点明了“大机构”与“小机构”的责任。


“做大做小,都是这个行业的一部分,老想着自己,公益环境不改善,整个行业不受待见,你做多大都没有尊严。”徐永光对《社会创新家》说。


4
一场变革?




行业生态的构建,必然要求平台型基金会关注议题的多元化。先行者南都基金会找到的方向,是当下需求导向的“影响力规模化”。如今,入选“中国好公益平台”,谋求影响力规模化的公益产品已经有49个。


评价南都基金会在“中国好公益平台”发挥的作用,徐永光打出90分,再问及“中国好公益平台”对行业的作用,徐永光不吝肯定,“比90分再高一些”。


要清晰描绘“中国好公益平台”达成的效果并不容易,也不太现实。平台上的产品受到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事实上,平台产品的发展程度也不同。部分产品的实际落地情况,与路演中签订的合作协议存在较大差距。即使落地,后续是否有足够资源、平台产品是否能及时提供支持,各项目情况不尽相同,这也导致了落地质量的差别。项目评估由各品牌机构自主负责,专业性有待观察。


个中原因,与“平台”模式的不甚清晰有关。公益行业内,尚无平台型基金会的样板可循,商业公司虽可作为参考,却无法全然模仿。彭艳妮曾请教过淘宝的模式,对方也认为,二者不甚相同,“中国好公益平台”无法完全做成线上平台,还需要搭建许多线下场景。


更重要的则是行业性问题。目前,公益组织普遍还比较弱小,有些维持自身生存已然艰难,更不要说在全国做规模化,能力、渠道、资源都是一道道坎。对此,徐永光很早就“刺激”过行业,主张“淘汰掉1/3公益组织”。


困难客观存在,在徐永光看来,却不是影响规模化的主因,更为重要的,是领导人的野心。这被徐永光视为横扫一切困难的“灵药”:“公益创新家必须具备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矢志不渝的社会使命感、永无止境的创新冲动。有了这种品质,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对比以徐永光为代表的一代公益人在上世纪末做的开拓性工作,更显其言真切。


“中国好公益平台”上的产品“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很受徐永光赞赏,这是一套面向老人家属、志愿者等各方的临终老人心灵关怀产品。入选“中国好公益平台”前,这套产品每年大约可以服务4000位老人,但其创始人方树功一直心念全国每年4000万临终老人。他的终极愿景是,每位老人的家属都可以掌握临终关怀的理念与方法。


“和白热化竞争的商业公司比,这么多资源帮忙,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呢?”徐永光强调,“还是能力问题,叫苦没有意思,没有困难也不需要公益组织了。”


放眼行业,“中国好公益平台”已经是对规模化支持力度最大的平台,但它的体量目前显然无法完全解决行业生态链断裂的问题。未来也会有平台型基金会加入这一议题吗?又或者,它们会从行业需求出发,发起新的议题?


对于想做平台的基金会,彭艳妮给出了重点建议——真正从心态上把自己当做“服务者”,和一线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知晓其需求,并及时回应。她也强调,这背后,是从理事会到团队全体成员的转型决心。同时,平台还应该是开放的、动态的。


而最核心的要义,还是对平台各方价值的提升。这被徐永光视为共通经验。“任何一件事都是为了让参与的人获利,其本质就是利益导向。制定规则,共同遵循,资源互补,合作共赢,一定是这样。”


平台型企业已经风生水起,并影响着经济形势。平台型基金会,最终也能掀起一场变革吗?


来源:《社会创新家》


调查问卷 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