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来自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2020年会速记稿整理，未经嘉宾本人审核。
主持人：
李昕（财新传媒副总裁、财新国际董事总经理）
嘉宾：
梁春晓，老龄社会30人论坛发起人、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彭艳妮，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理事长
白波，绿动资本董事长、CEO
杨奕琦，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
王斌，利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资深投资人
现在由5位嘉宾来讨论：跨界向善力量，如何携手应对后疫情时代新常态下的危与机，里面有好几个关键词，有“跨界”、“疫情”、“新常态”、“危和机之间的转化”，在线的这5位嘉宾有NGO的领导人，有公益界的先锋，有投资人，有企业家，也有着眼看商业全局的咨询专家。
所以我想先请各位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先分享一下对疫情的思考，大家在疫情当中看到哪些能量，看到哪些不足，还有哪些改变是我们现在您觉得要做的。我们先请艳妮，也是作为这次论坛的主办方之一。
彭艳妮：我是来自公益组织的代表，现在回想一下在春节我们面对疫情当时的一些状态和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从除夕开始，其实南都公益基金会已经在关注疫情的发展，并联动一些公益组织做相应的工作，在这里面差不多是2、3月份两个月看到了社会各种不同的力量在积极地行动，很明显的是首先有大量的志愿者，志愿者有一类是通过互联网迅速地集结、迅速地反应并开始行动，比如说人们通过互联网去支持武汉本地，给他们做心理咨询和支持；武汉封城后，有很多慢性病人需要定期去医院取药，所以当地有一个公益组织就组织了线上的人去线下帮助这些病人取药。还有很多线下的志愿者，有一个叫做“口罩小组”，一群高中生在北京、上海、成都好几个城市去募集口罩，因为他们看到街上的环卫工人没有口罩，所以去募集资金买口罩给环卫工人，这是一方面，大量的志愿者在行动。
第二方面，可以看到公益组织也在积极地行动。在除夕之前，我就知道壹基金他们已经在行动了，通过他们在湖北当地一直长期建立的救灾行动网络开始行动。还有很多基金会后面也积极地投入到抗击疫情中，去组织购买物资，很多群里面天天都在买口罩、呼吸机等。
第三类，有很多企业都在行动，不仅仅是自身企业的业务调整，还有捐赠，有的企业不仅仅在捐赠，还充分利用自己的业务优势、产业布局优势以及全球布局的优势来做，比方说卓尔集团，湖北本地的一家企业，在48小时之内通过全球采购了2架飞机的物资送到武汉的机场，在武汉提供物资供应，他们整个参与了武汉方舱医院的建设，我是在8月份去湖北调研的时候去了湖北卓尔集团，跟卓尔基金会的秘书长交流的时候知道他们不仅建了医院，还做了标准化的手册，把所有的经验沉淀下来作为方舱医院的建设运营手册以及新冠应急医院的建设运营手册，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递我们的经验，这都是特别好的，大家基于自己不同的优势来做事情。
通过疫情也会看到有很多的公益组织行动，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很多信息不够通畅，比如说我就会经常接到有不同人跟我说这个企业或者哪个人要捐钱，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但是不知道应该捐给哪家机构，就问我们南都基金会，你们知道国内组织比较多，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靠谱的公益组织，应该把钱捐给谁。我也做了好多这种对接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联系国内好多公益组织成立了一个社会组织抗击疫情的协作网络，全国大概有六七十家的公益组织，也有地方政府的部门加入进来，我们在这里更多地交换信息，基金会捐款之后需要尽快地发放到一线，一线组织也需要很多资源。
白波：其实我特别赞同彭老师所说的，整个社会各界都要扮演各自的角色，这是为什么咱们更多的企业在走向社会企业的道路，更多的资本在走向影响力投资资本的道路。
绿动资本是一个绿色影响力投资的市场化的机构，代管规模大概150亿。在疫情期间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就把我们影响力投资机构的资源调动起来，协同十几个被投的企业，因为这些被投企业在全国各地都有各种点，比如说其中一家企业叫位通达，专注于农村或者城镇的平台公司，所以我们把这些被投企业在全国的各个网站，与基金公司在全球资源结合起来，我们也管东北绿色、壹基金及其他几个和央企合作的基金，所以在海外有比较多的资源，基本上春节实体店主要的任务就是把以前在海外所有的朋友和关系都弄起来，做到大规模的采购，没有2架飞机这么多，但还是比较大的体量。而且通过被投企业充分地运到各个地方，如湖北、湖南、河北等等各地疫情的前线。
其实疫情中，大家专注的应对疫情先解决最紧急的问题，随着4、5月份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以后，大家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反思，其实也与今天讨论的话题高度匹配，就是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下危和机，企业也好，机构也好，是什么样的危和机，其实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危险或者几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前几年的贸易摩擦和收入不均带来的逆全球化其实被疫情加速了。
第二个状况，在消费工业商服务领域里面的数字化、线上化、智能化一系列新的业态被疫情给加速了。
第三个状况，疫情加速了整个社会对环境、收入、健康等方面的再次思考和关注，这样的几个疫情之后的新常态下转化出了一系列的机会，而且我们看到被投企业在疫情之后把这些转化为机会。
一个企业叫爱泊车，如果在北京的朋友们都会用到北京停车APP，整个北京16家小区全部是这样路边停车的体系，它背后的技术提供者就是这家企业，用图像识别、人工智能的技术在尽可能少人、无人接触的形式下实现停车的场景，同时也解决交通拥挤和环保带来的问题。
我们投资的另外一家公司叫箱箱共用，用的是物联网的技术去解决这种包装箱的循环使用问题，这个技术在前面四年的时间形成了最大的竞争力，而疫情之后在国内取得了巨大的加速，比如说在生鲜里面的利用基本上是一年以内增加了8倍-10倍的利润，而之前很多都是对环境污染度更大的一些包装的材料，而现在在技术的加持上可以循环使用，所以这也是疫情带来的。
举第三个例子，我们投资的洛克环境，是用水泥做协同处置，把医疗废物吸过来，吸干，最后变成水泥和混凝土，也没有进一步地污染任何环境，特别是在疫情之后业务开展得越来越蓬勃。所以我们通过疫情进一步发现，影响力的资本是可以驱动优秀的创业者，利用技术创新和本地的商业化的模式，用商业向善的力量去结合政府的力量，结合公益组织的力量，共同去创造商业价值和对环境、社会的影响力。
王斌：我说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们作为资本投资机构有参股一家做纪录片的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叫欣欣向阳，一群大牌的奖项得主的导演在疫情期间发起了一个全球纪录片拍摄的计划，名字叫《戴口罩的日子》，是跳开中国视角，有美国、意大利、中国等5个国家，不同的场景和人群，拍摄的纪录片。
拍这个纪录片的目的，是因为疫情是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一次巨大的疫情，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挑战都不一样，人群的状态也不同，应该用镜头记录下来。片子本周末在爱奇艺全面上线，我提前看过了，觉得特别有意义。
在这种特别大的历史时期下，能够展现出来在工作一线人的状态，比如说做口罩厂的工人，比如说救护车救援队的司机，这些视角看到疫情对意大利社会、美国社会、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应对策略，特别有意义和价值，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通过这样的事情，包括类似于海底捞之类的餐饮，保障民生的这些企业，在那个历史时期被记录且被传播，很有价值，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我的实业公司叫利和味道，做食品有关的东西。大家吃到的像海底捞火锅，还有一些餐饮企业里花椒的麻味，味型是我们去做的。
在这次疫情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冰火两重天。“冰”是在疫情期间，大量的连锁餐厅是停业的，或者是大幅减员，维持少部分门店，在特别时间开业的，这个影响是巨大的。但确实这里面有很多很不错的企业（海底捞、西贝），他们都是没有大幅减员，社会的责任心都在。但餐饮行业存在这样一个“冰”。
“火”，看到在便利性食品方向上，异常火爆。利和味道做的冷冻汤面、烤牛肉卷等食品，在山姆店等线下渠道里有爆炸式增长，今年大概翻了有不到5倍的增长。
而疫情之后，在5、6月份之后，这个数据并没有掉下来。所以，我们也在反思这次疫情的冲击，其实对中国民众的饮食习惯和消费构成，发生了很大影响。是更便捷的、更多的条件，能够在家里面也能吃到高品质的东西，不再是一个应急之需，而是变成了你生活里的一部分。
所以，工业和商业，都会借此有一些繁荣的契机。
同时，这次疫情期间，利和味道还在疫情冲击下，全力调度了资源，保障了甘肃陇南的贫困工厂的建成且投产，利和是2019年开始在贫困山区甘肃陇南，建了全亚洲最大的二氧化碳花椒萃取工厂，这个工厂今年6月份投产，目前能够解决当地接近5万农民相关人的收入的提升。
在疫情期间也看到了政府、企业和农民，大家之间的这种同心同德的协同，受疫情冲击，且能按期的交付，这是我们在业务一线看到的状况，在疫情期间有危有机，但整体的感受是正向的，我觉得面对疫情的状态，所有面对这件事情的人，都还是积极正向地去应对和解决，并且谋求新的发展思路。
杨奕琦： 贝恩咨询在全球范围内，都和不同的投资方（有限合伙人、影响力投资为组织、普通私募者）有非常多的合作，我们也是系统性在全球和亚洲、中国看了影响力投资的作为一个行业去做了分析。那给大家一些数据，其实在全球范围内，2018年影响力投资管理资产规模已经要超过5000亿美元了，整个市场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大概以25%的速度在增长。亚洲为基地的影响力，投资目前在全球的总量还是非常少的，只是16%而已。
但是，每年的增长率其实是超过20%的。我们也和很多LP，从资方去展开了一些讨论。他们其实对亚洲、对中国，都是非常、非常看好。其实这些针对影响力的投资的基金来说，我们如果是看财务回报，其实并不差于非影响力的投资，我们是叫双赢的状态。
如果在亚洲看其他的一些国家（新加坡、印度、韩国、菲律宾）都有非常成熟的投资环境，我们其实有理由相信，虽然中国是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但整个影响力投资强劲的增长潜力是在的。
如果再看疫情对于整个影响力投资产业或者生态圈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可以看到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从资金的流动角度来说，最近我也和不同的LP做一些访谈，30%-40%的LP希望能够增加在亚洲中国影响力的资金分配。
第二方面，从生态圈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刚刚说的跨界合作。不管是我们的资产基金也好，影响力资金也好，普通的基金也好，孵化器也好，包括平台都是在疫情中对线上教育、环保、新能源等种种方面，做了大量的投资。而且这个趋势在疫情之后的新常态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看到，从一个投资角度来说，在中国最近的，我刚刚说的这几方面可能是最火热的投资领域。
所以，疫情一方面推动了资金对于影响力投资的重视度，而且也促成了跨国合作非常有效的生态圈。
梁春晓：回顾今年以来整个疫情的发展，会发现我们面临一个可以说人类二战以后，这75年来面对的一场最大的人类灾难。
如果说75年前那场灾难是人祸，今年的疫情很大程度上是天灾。那么，天灾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或多或少的人祸，但主要是天灾。
那么，应对这样一场人类半个多世纪以来遇到的一次巨大灾难，显然从整个社会的应对机制上来说，单独的政府、企业、单独的社会组织显然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三个部门，一种全面的协同与合作。
回顾今年以来的情况，特别是在疫情之初，这三个部门的协同其实是有问题的。出现了很严重的不足，比如说像武汉初期的时候，一些捐赠物品的配送遇到很大的问题。
因为当初这样的压力仅仅放在一个武汉红十字会身上，从整个规模和能力来说，要应对如此大的一种业务量，其实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与此同时，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企业界（第二部门）具备强大的物流、配送、发放等等能力，能力很强悍的。我们可喜地看到，很快很多企业开始介入。介入之后，就把这个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部门的协同，总体来说这个协同确实存在着不足，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协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多年以来三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我们政府很强势，企业发展也是非常蓬勃，现在全亚洲市值前几名都在中国，但是相比之下社会组织的发展比较薄弱，是不足的。
那么，这次在疫情当中也表现出几个方面的问题：
问题1：规模不足。
我们真正有强大的能力、强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当应对这么大灾难的时候，的确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问题2：能力存在一些不足。
这个能力可能应付一些小灾难还可以，大灾难的时候，我们需要：
第一，本身具备强大的能力。
第二，需要具备强大的协同能力，尤其是我们一些大的平台性的基金会，是不是发挥了平台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大的平台基金会，你不一定要本身具备所有的能力。但是，你应该具备链接整个社会上各种资源的能力。这种资源不仅限于社会组织，可能包括一些专业的机构、企业等等都链接起来。这样的话，我们随时可以发挥作用。
比如说像刚才举的例子，红会在当初是不是已经在与具备强大物流配送能力，捐赠物资输送能力的企业，平时就建立了这样的关系。一旦需要，我随时可以把他拉上场。这样的话，这是社会组织在将来可能应该具备的一种平台和资源的协同能力。
这些资源都是有的，那这种情况在我们社会组织或者公益的目的，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来协同这些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大的方面，一个国家良性的发展，的确需要三个部门的协同。在这方面，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有一些国家可能更薄弱一些，有的国家可能企业弱一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第三部门）相对比较弱，这个可能需要下一步不论从政府的角度，还是各个方面，都需要大力推动和促进的，这是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因为我们以前长期20多年一直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行业工作，这次对于整个信息化和数字化感触也特别深。我有一个看法，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巨大的疫情面前，好像面对的困难还不像我们当初以为的那么大。包括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乃至于很多业务，都能够很快的有所恢复。
在相当程度上这跟我们数字化水平有关系，我们可以不下楼，可以不出社区等，都可以完成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包括今天我们即使不能在杭州开会，可以在线开会，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今年以来开会的频率比往年更高，开会越来越方便。以前要约一个会，大家都要凑时间。如果这个人在外地，那就很麻烦。现在只要有互联网，哪怕你在路上，在火车上，昨天我们开会有一个老同志正要登机，登机前10分钟也能发言。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新冠疫情给所有的人、机构带来了一场对于数字化的“强制体验”。以前你跟他说在线购物多方便，在线社交多方便，在线开会也很好，在线教育没有问题，他不信。或者是他觉得太难，做不到。但现在没有办法，现在你不信也得信，不做也得做，不体验也得体验。像这种强制体验就冲破了原来对于数字化的恐惧和不愿意学习的那种惰性。
刚才一位嘉宾说，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被迫养成的习惯，相当一部分都会延续下去，我估计60%都会继续保持下去。
其实整个人类发展都是这样，所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都是在泡沫、危机、颠覆等非常状态之下产生的。一般状态下他不愿意动，没有办法了，逼着来。一逼着来以后，一下子就发展起来，这是第二个感受比较强烈。
第三个感受，刚才主持人说我现在第一优先级关注社会老龄化和老龄社会，这特别关注。再加上这次新冠疫情，可能最大的风险承受者就是老年人。大量的老年人如何在这场疫情面前，能够比较安全，最大限度地生活，各方面都不受影响。甚至有改善，这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
在这当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我们把它叫做代际数字鸿沟。以前我们都知道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往往由于有一些具备数字能力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人群，有能力来应用各种数字化的东西，买得起电脑、手机，而且还会用等等，在数字化浪潮当中，就会占据优势。原来比较厉害的，现在变得更厉害。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就会被这个鸿沟隔离开来，使得在这场数字化浪潮当中，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会变得更加弱势。
代际数字鸿沟，发生在代与代之间，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那么相比之下，90后、95后、00后，甚至10后的能力都很强，这些人群的数字化应用能力相比，广大的老年人，尤其是40后以前的老年人，可能在这方面就面临很大的挑战。
那么，再加上今年以来，忽然一下，原有的很多线下的活动，都变成线上了。买东西需要在线上，吃个饭在线上叫外卖，开会也在线上，老朋友之间不能聚只能靠网上交流，好不容易出个门还要健康码。
好多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极其个别的老年人连普通手机都没有，这就导致他们各个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寸步难行。这个情况就表现的非常突出。
当然，代际数字鸿沟的现象一直存在，这次新冠疫情使代际数字鸿沟变得非常、非常突出。这种突出之后，就引发出第二个后果，我们叫做“新贫困”。当数字化的浪潮有一种驱动人类向前发展，并且带来更多的财富或者富裕或者美好生活的时候，那么就有相当一批老年人，因为不具备数字化能力，而被隔离在数字化进程之外。这个可以叫数字隔离，刚才前面的嘉宾已经阐述的比较清楚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从老年人的角度，我们如何去教育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如何从企业的角度更加重视代际数字鸿沟问题，更加重视社会责任。当然还有比这个更加重要的，我们如何建立社会规制，我们应该推动这样的数字创新，从制度创新、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要求，不能够对不具备这些数字能力的老人进行数字化的歧视。不能说因为我没有智能手机，你就不让我出门，不让我坐车。没有智能手机不能让我做很多事情等等，这些即有老年人如何与之俱进的问题，也有企业如何遵从整个社会伦理的问题，更有整个社会规制如何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更好的制度选择的问题。
李昕： 接下来到讨论的时间，我想第一个先讨论跨界和携手问题，大家都觉得应该跨界、携手，粱老师也说了，这三个部门不平衡，不够平衡的部门需要更快的发展，部门之间需要结合和携手。我们现在面临哪些症结？还有哪些是我们在跨界和携手的时候需要打通的症结，哪位先谈一谈？
彭艳妮：说跨界，其实一直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呢？首先是有界，所以你要去跨。为什么会有界呢？说明在不同的部门，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比如说我作为社会组织去跟政府交流、企业交流，大家说的话也许不一样。
所以，首先你要去理解对方，我觉得要跨界，首先要知道每个界他们的话语体系是什么样，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他的诉求是什么。当我们要进行跨界合作的时候，只有互相能创造价值的时候，合作才能达成。前提就是你要去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诉求，这本身就是不容易的。我们很多都是在自己的体系里面。
我觉得要跨界，首先要知道每个界别他们的话语体系是什么样，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他的诉求是什么。当我们要进行跨界合作的时候，只有互相能创造价值的时候，合作才能发生。前提就是你要去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诉求，这本身就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在自己的这个体系里面。
我再举一个例子，刚才前面梁老师都说到了我们特别缺乏联动的机制，其实现在中央提出要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这个里面国家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是社会都要广泛参与的。我知道现在应急管理部正在制定应对灾害的联动机制，这个联动机制里不仅仅有政府的角色，也有社会组织的角色，也有企业的角色，这里面有很多信息的共享，南都基金会参与了一个叫基金救灾协调会，我们原来在民政部的时候跟民政部有比较好的沟通，现在在应急管理部我们也了解到应急管理部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基金救灾协调会我们也积极参与到其中去，希望把社会组织的力量能够进入到政府大的协同体系里面去。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别人，知道别人说的什么，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也想回应一下刚才前面说的几个点，从非常态到新常态，这里面有很多改变，有几个改变我觉得是好的，比方说行为的改变，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些数据说今年中国的得流感的人及小孩感冒大大降低了，很大原因就是我们大家平时都戴口罩，有很多行为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平时聚餐的时候都用公筷，这是很好的行为的改变。
但是也会有一些负面作用的，刚才梁老师特别提到的数字对老年人的，我们现在知道有很多是大量过度收集信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现在小区都是要刷脸，现在杭州立法是不允许小区强制刷脸进入的，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要警惕的。
所以在经过一些大的灾难之后我们有很多要反思，反思我们过去的好的、不好的行为方式，各个部门在社会中间的定位的角色，这个反思的过程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哪些好的要继续传承下来继续去做，哪些不合适的我们要去做改变。
粱春晓：刚才艳妮说了这个，我关注到南都好像有个提法是向平台型基金会发展，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现在这个时代，平台或者叫平台型的进化，或者作为平台型的组织，其实这不光限于企业了，我们从三个部门都能看到平台化的趋势，平台为什么重要，我想可能有几个很大的原因：
第一，我们过去几十年经历了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就使得我们现在越来越细，我记得在几年前南都的一个年会上我谈到过这个观点，过去十多年整个社会组织的发展是裂变式的发展，就是不断在好多细分领域里面产生了很多的社会组织，这在过去有了很大一个发展，是一个裂变的发展。
未来应该有个聚变式的发展，就是说如何通过平台来把现在已经在各个方面形成的专业的资源和专业的能力把它聚合起来，聚合的办法就需要平台，因为如果说没有平台来提供一种共享的基础设施，这些裂变出来之后的很多有专业技能但是总的来说资源和能力都有所不足的这些社会组织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尤其是面临一些大事的时候就形不成足够的力量，所以就需要平台来做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要讲，平台需要链接的资源又不仅仅限于社会组织，假如说南都这么一个平台型的大型的基金会，这个平台上的各种各样的物种、角色可能就不光是社会组织，可能还有很多企业，还有相关的很多政府机构，这当中就很难说哪个怎样，就是大家是互为平台，就像淘宝、天猫一样，天猫能看到它可能既有商家，也有服务商，还有消费者，还有很多机构，就是是一种特别丰富的生态系统，这样把它聚合起来的话，它能够产生的力量就非常强大。
第二方面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有时候经常在用一二三部门的提法，但每次提一二三部门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有点疑惑，其实一二三部门的提法好像是在现在这么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在这么一个越来越往前发展的时代，这种截然的区分，变得越来越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它越来越模糊。
一方面，好多企业，越来越强调向善，强调社会责任，强调公益。企业向左这样的东西。同样很多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越来越具有一些商业化运作的能力。也就是说公益要向右，同样如此好多政府现在运营能力也很强。有一些地方甚至一定程度上投资和运营能力可能不亚于好多企业，这是我们三部门的划分，那就更加需要我们这几块如何通过平台的方式协调起来、协同起来，这个非常重要。
第一，这是一个平台。
第二，这个平台本身的协同，也是需要跨界，跨三界来进行协同。然后未来通过平台的方式，实现一种剧烈式的发展、巨变式的创新，这可能是未来一二三部门都同样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机会。可能对于很多社会组织来说，这都是巨大的机会。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会衍生出相当数量的社会企业，以及我们影响力投资的机会。
白波：这里边很多时候的症结在于不同的社会组成部分，从公益组织到政府、到商业组织、到咨询公司、企业、金融机构等等，大家用的语言的主体、语言的方式、思维的方式，很多时候相差非常大。
大家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但在沟通和去为一个向善目的共同携手的时候，经常也发现同样的问题，大家的做法、想法有蛮大的差别。
刚才粱老师讲的一个平台性的力量，不管从商业向基金会的发展，或者基金会更多商业组织能力的发展，去共同实现一个平台的力量，我觉得也非常关键。
另外一点，跨界的人才力量。我觉得粱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跨界的人才是真正能够理解到来自不同的领域里边的你的沟通和思考这样一个模式和方式/方法。我们经常说包括跨国也是，不仅是一个语言的沟通，而且是一个文化之间互相的理解和交流。不同的领域里面，需要一些跨界的人才，我们有时候叫做社会活动家/社会影响力家，这样一些跨界的更多像粱老师这样的一些前辈，能够把跨界的力量、跨界文化的理解结合起来，当你有不同的机构、不同组成部分去做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能够理解各方力量的一些领导性的人物去推动，我觉得很多社会问题能够更有效地解决。
这一块从马云老师开始，到现在粱老师，做了非常好的典范，成为跨界人才领袖的作用。
编辑：善达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