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来自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2020年会速记稿整理，未经嘉宾本人审核。
主持：张强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嘉宾：艾路明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
陈越光 | 敦和基金会理事长、西湖教育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
吕嘉| 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全球华人乐团艺术总监兼团长，全球华人艺术发展基金发起人
汤超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执行院长、定量生物学中心主任
张强：各位亲爱的伙伴晚上好，我本人是公共管理的研究者，但是因为我是一个研究灾害的，我是以灾害为主的研究者，正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我有机会去触摸社会创新，和在座的很多朋友成为了朋友和观察者，今天很荣幸有这样一个讨论，今天上午大家都是火炬，都呈现了亮光，去照亮这个路，但是今天晚上我们是一个家宴，希望大家轻松下来，回到本身，回到生命的意义。
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星光璀璨的夜晚，我们不仅有你们，我们也请了四位智者，他们既是思想者也是行动者，我们有不同的色彩，还有一位音乐大师，我其实有一点多余，但是我要隆重介绍一下第一位嘉宾，如果你去国家大剧院要花很长时间约票，可能价格也还不菲，当然也有面向公众的，因为这位来自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先生，遇到吕嘉确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会解读音乐对生命在这场巨大人类冲击面前可以看见什么，掌声有请吕嘉先生。
吕嘉：我们刚才听到是贝多芬弦乐四重奏，虽然是早期的贝多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了贝多芬对于生活、大自然、老百姓的内心解读。
今年是贝多芬诞生250周年，这个是一个大年份，贝多芬又是音乐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2020年是不同凡响的一年，疫情期间，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我们需要坚持什么呢？我们需要怎么去做？用怎么样一种心态呢？
从音乐上来讲，我们先说贝多芬的坚持，他坚持传统的精神，我们知道交响乐从物理上来讲是一种和谐的声音，有合声、合弦，但是真正交响乐曲式的形成是从莫札特到贝多芬，所以贝多芬这个年轻曲子里面有很多传统的影子，我们知道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
但是我们听到了新的语言，因为以前我们听别的东西里面，都是有一点慢慢的，最后再开始。
昨天晚上我儿子可能馋了，要吃烤鸭，回到家就哭，说我要烤鸭，这就是贝多芬那种，他说的很直接、很明白，这是他的个人性格，贝多芬坚持的是用传统的精神，但是用新的语言、新的技术来诠释，虽然这个是贝多芬早期的作品。
但是贝多芬坚持的是什么？坚持的是音符后面的东西，我们知道读一篇文章，或者朗诵一段台词，词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读出来的心境，给大家的内心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贝多芬的音符之后写的是舞蹈、喜怒哀乐、老百姓的歌唱，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巴伐利亚两个女生二重唱，最后形成一个人声的四重唱，最后有三个和弦，最后再回到这里，贝多芬这些东西都是把内容做的非常充实。
贝多芬是如何坚持的呢？他坚持到最后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他最伟大的一点是他坚持他的精神，贝多芬有两个最厉害的精神，一个是坚持他对音乐如饥似渴的渴望，永远达到最高境界，他的境界不是宗教的境界，而是人民的境界，所以他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是贝多芬有别于别的作曲家很大的一个区别，他要追求的是与民同乐，和老百姓在一起，贝多芬所有的协奏曲、交响曲里面都有一段民间舞蹈，这个民间舞蹈不是宫廷里的舞蹈，就是老百姓的舞蹈，或者是节日的狂欢，老百姓的狂欢，不是宫廷里面的狂欢，或者是对大自然的描述。
我们听过贝多芬最出名的一首第六交响曲，叫《田园》，就是大自然里面，电闪雷鸣，老百姓之后丰收的喜悦和快乐，包括老百姓对上天给他们的雨、阳光，包括电闪雷鸣，也是一种恩赐，这种感恩的东西，贝多芬和老百姓在一起结合的完美无缺，到最后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里面写的是所有的人类都会成为兄弟。这个是贝多芬最高的境界，他想达到理想的天国，这个和宗教没有关系。
前两天网上有人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是带宗教色彩的，纯粹是胡说八道，贝多芬永远和老百姓在一起，只是因为他这样，他是了不起的作曲家，又是一个了不起的钢琴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作曲家需要从钢琴家出名，出了名以后，就是我们现在说混出了人气，但是他作曲，得到很多真传，他自己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各个领域里面都有建树，但是最要紧的是他和老百姓、整个世界完全连接在一起。
当时说法国革命，比如说他写的第三交响曲，本来是献给拿坡仑的，他希望拿坡仑能给欧洲带来一个新的政治气象，包括整个欧洲的社会状态能够改变，但是拿坡仑称帝之后，贝多芬愤怒的撕掉首页，说我不给皇帝写东西，只给英雄写东西，所以贝多芬改成了《英雄交响曲》。
所以，贝多芬一生和社会、和老百姓，除了他自己伟大的天分之外，他的伟大就在于这个，就像宋朝的一位大文人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们知道贝多芬在不到30岁的时候耳朵聋了，这个对于音乐家来说等于画家失明了，画家失明没法画了，音乐家耳聋了怎么写，没法写，因为他自己听不到，所以这个对贝多芬来讲是比死打击还重的事，但是我们听到贝多芬所有的音乐里面有一丝的多愁善感吗？没有，他永远给人的是正能量，这就是贝多芬伟大的地方。
贝多芬这一辈子下来，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真是一种中国和德国人文化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精神是都相通的，而且音乐又是人类发展到最后的艺术表现形式，最灿烂的一颗明珠之一，我觉得某一点是最好的，它给予人的想像力空间是最大的，因为我们桌布是白的，你不能说是黑的，我穿的衣服是黑的，你不能说是白的，或者是红的、绿的，你们如果自己听，尊重自己心里想的话，你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色彩，这个就是你们的想象力，想象力是最要紧的，启发我们的想象力是了不起的，爱因斯坦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是他会拉小提琴，你们听过他的小提琴录音吗？
爱因斯坦可能技术上达不到他们的水准，但是只要他能拉出来的东西，肯定世界上最高级，你们不见得能拉得过他，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想象力其实是音乐我们追求到最后的一种理想的东西。
希望通过音乐，大家能够得到一种完美的想象力，而且这种想象力其实是我们这辈子任何阶段都不能缺少。
张强：感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物理的现象创造一个美好的音乐，其实背后还有很多，我特别需要介绍吕嘉大师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全球华人音乐社区的创始人。
音乐可以改变，音乐可以记录，音乐可以激发，音乐也可以用热爱来坚守。刚才讲到物理学，其实隐含着已经介绍了我们的科学大师，物理还可以做很多，物理可以探求生命的奥秘，有一个在这个领域中的创新者，来自北京大学的汤超院士，他既推动着在一个学科之间找到了创新的点，同时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科学要有品位，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汤超院士给我们介绍生命与科学。
汤超：音乐总是带给人最美好的东西，科学给人的感觉是冷冰冰的，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约350年前，在英格兰有一场大瘟疫，叫伦敦大瘟疫，其实不只是伦敦，是整个英格兰，那场大瘟疫英格兰死了10万人，伦敦15%-20%的人都去世了，这个时候，牛顿23岁，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刚刚拿到奖学金，可以做读4年，牛顿其实读大学的时候还是蛮辛苦的，勤工俭学，给自己挣钱花，而且他是最后一年毕业前才拿到奖学金，可以让他继续读下去，他大学的时候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学生，没有怎么显示他的天才。
因为这个大瘟疫，剑桥大学关门了，大家要隔离，牛顿回到家里待了将近两年，这两年基本上奠定了整个现代科学的基础，牛顿在这两年里面，也许是因为他没事干，也许是因为没有老师指手划脚，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他潜心研究他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他大学里面也开始了，但是没有机会深入研究。
所以，两年内他做了很多事，首先他把光搞清楚了，以前大家都不知道光怎么有颜色，通过一面镜子，反射出来都是不同的颜色，大家觉得光在里面被变化了，他设计一个实验，他在自己的卧室窗户上打了一个洞，一束白光照进来，用个棱镜，果然有七种颜色给分开了，那个时候不奇怪，因为大家觉得棱镜把光变了，他用另外一个棱镜，倒过来放，这些光又集中，回去又是白颜色，他非常清楚的证明了光的颜色是光本身的性质，不是因为镜子把它变了，这只是他很多研究光成果中的一个。
在这两年他还把微积分初步的奠定了，大家都知道微积分是现代科学，包括力学、天体的基础，我们现在享受的很多科学文明，数学基础就是微积分，这两年他把微积分的基础奠定了。
还有是他琢磨出了万有引力，他自己说他看见他们家后院树的苹果掉下来，就往地球上掉，为什么就往地球上掉呢？是什么东西把它往地球上拉，琢磨可能是整个世界都有引力在那里互相吸引，他那时候还没有把万有引力的公式写出来，但是思想已经奠定下来了。
1667年瘟疫过去了，他回到剑桥，作为硕士研究生，在那里读书，那时候有奖学金了，他在这两年的时候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已经是很有名气了，教授都很喜欢他，两年毕业完以后，马上留下来，在剑桥开始做讲师，后来做教授，也就有了一个稳定的保障，20年后他发表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就是集现代科学的大成。
牛顿之后大概100多年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整个改变了我们的人类文明和社会，从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的人均GDP呈指数型增长，在这之前几千年人均GDP基本上是常数不变，工业革命以后指数型的增长，是为什么呢？因为科学革命以后大家的脑洞就开了，觉得这个世界可以被科学的来理解，而且这个理解可以创造技术、财富，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所以有一个接一个的革命。
你们最清楚的可能是信息革命，大家现在都是在那里玩手机，互联网、微信都是信息革命带来的成果。
我刚才讲这个是因为我看我们的主题是重启，疫情带给大家的可能不只是不好的东西，也会带来一些反思，让大家思考一些东西，引起一个更深远的影响，牛顿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技术进步的非常快，很多时候我们的反思跟不，生命科学的技术进步特别快，前几天诺贝尔化学奖给了基因编辑，基因编辑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基因才成为了我们，我们的基因传下去有了后代，基因编辑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的改写这本天书，把我们编成各种各样的样子，你们听了可能会觉得很可怕，这个在不远的将来完全有可能实现。
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有这个技术以后，应该怎么办？所以可能需要各个跨界的人在这里多对话、多交流，科学家有责任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我们在不远的将来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场合非常有意义，生命是可以被理解的，就像牛顿可以理解光、引力、行星的运动一样，生命也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也是可以被理解的，至少科学家是这么相信的，没有秘密，被理解以后，就可以去改造它，甚至可以去创造它，这里面可能有很多伦理问题，那是更深刻的问题，可能还有哲学问题，一会儿陈越光老师可能会讲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取代人类做的事，再往下走一步，以后人类和现在可能是不一样的，也许我们是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体，这些在技术上都能做到，进步很快，所以更需要大家来反思科学基础会给我们带到哪里，带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东西，但是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需要大家去面对。
张强：刚才讲到了科学背后的双刃剑，这句话也带来了另外一位讲者，他写了一本书，叫《有思想的行动者》，其实也是一个有行动的思想者，他做了很多推动，包括今天的聚会，包括现在倍受关注的西湖大学，所以掌声欢迎陈越光先生。
陈越光：大家晚上好！前面两位老师给我们一个知识的广阔视野，我接着他们说的讲，还是想讲过去，春晓在这里，他是主张站在未来看今天，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过去，来看今天。
在600多年前，14世纪的时候，佛罗伦萨有两位伟大的诗人、文学家，一个叫但丁，一个叫薄伽丘，但丁被称为结束了一个时代，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他的代表作是《神曲》，薄伽丘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他被称为开启了一个时代，他是《十日谈》的作者，《十日谈》又被称人曲，但丁结束了人的世界，薄伽丘开辟了人的世界，他们中间间隔了什么，这两本著作间隔28年，发生了一场大瘟疫，欧洲的黑死病。
1347年开始，几年时间里，超过2500万人去世，欧洲人口的1/3，大约是当时全球人口的6%，要是今天全球6%的人，那就是4个多亿。
佛罗伦萨当时80%的人口死于瘟疫，薄伽丘总结了当时人有四种态度：
第一，这是神对堕落人的惩罚，因此我们应该洁身自好，我们封闭自己，洁身自好，鄙视也无视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和那些死去的人，但是一些德高望重的神父也感染去世了。
第二，我得不起，我还逃不了吗，我就逃，背弃家人、工作、事业、故乡，结果许多人在奔波中死亡。
第三，躲也躲不了，逃也逃不掉，我看透了，我就纵欲，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得病就去死。
第四，薄伽丘写的《十日谈》，有10个青年男女聚会在一个乡间别墅里，他们说我们来讲故事，讲故事是什么？讲故事就是刚才吕嘉老师说的想象力，他们说我们面临一座高山挡在那里，但是翻过高山就会是一片美丽的平原，攀登高山的辛苦将会加倍于我们未来上平原的喜悦，于是他们开始在这里用理性之光照耀，对自由灵魂的想像和追求，来讲故事，讲男人和女人，讲爱情和爱情的背弃，讲生活。留下了每天10个故事，一共100个故事。
我们要拿一个历史审视的眼光来问，他们说的那片美丽的平原是什么？有没有？历史告诉我们是有的，那片美丽的平原就是人类社会的现代社会，这一场瘟疫以后，开启了一个现代世界。
我们又要问那座高山是什么，高山是那场瘟疫吗？如果高山是那场瘟疫，要翻过这座高山，一定会有一个人类征服瘟疫的战斗和成果，有没有？历史上没有记载，历史上记载黑死病去了以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就没有了。
我们对它的认识有没有？当时没有，一百年没有，两百年没有，三百年没有，一直到550年以后才搞清楚，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才真正知道鼠感预是鼠疫传播的重要机制，但是在这以前，我们已经有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如果说仅仅是这场瘟疫改变了世界，那是不对的，这场瘟疫是被熬过去的，是被死亡自身熬过去的，大部分的人都死了，被死亡自身熬过去的瘟疫，那么真正翻过的那座山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再看历史，会发现在思想史的事业上，可以看到从11世纪到13世纪的教皇革命，14世纪的伟明伦之争，16世纪的新教改革。
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过来，一直到刚才汤老师说的，1667年牛顿的自然秩序及数学原理的发表，三卷巨著奠定了未来科学革命的全部科学基础，人类就此在17世纪认为是开启了现代科学，以前是传统科学。
在政治上一直从教皇革命开始，这一路的观念史，被认为是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一直到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在经济上12世纪的通商大道，威尼斯等新兴城市的兴起，一直到新教伦理诱发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和现代资本工商业的兴起，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而这个崭新的世界不是熬过来的，这个崭新的世界是哪些变创未来的人们内心呼唤出来的，因此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这两天的会议、聚会，就有一点《十日谈》里面那些新型的青年男女们，当然偶然加一个老年人。
那些新型的年轻男女们他们内心的呼唤，他们用内心的呼唤来印证了观念式的变革，最后推动了政治、经济、科技的巨大变革然后创造了新的世界。
然后，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哲学来理解，我们今天就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说历史按下了修辞符号，是一个斩定符号还是一个豫章终止了需要开启一个新的豫章呢？我们要问到底是疫情正在改变世界，还是世界正在发生改变，疫情加速了这种改变？如果是世界自身在改变，我们又要问这个改变的基因是什么？
如果离开疫情的视野，我们会看到中美之争，如果不局限在一个国家，我们会看到最近法国的两件大事儿，10月17号一个47岁的高中历史老师被斩首，只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要讲什么是一个国家现代公民的自由，自由的边界在哪里，他说我要讲一个历史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就是10几年前一张漫画引发的一个悲剧，他说我会展示这张漫画，如果你们有人觉得有信仰，看的不舒服你可以不上这堂课。
结果一个13岁的女孩子没有上这堂课，回去跟家人讲了这个事情，她自己想象他们可能会怎么样，然后一个18岁的年轻人就把这个老师斩首了。29号，法国，尼斯圣母院，两位被割喉一位被刺杀。
在这个时候，一位亚洲的政治人物，面对法国总理的愤怒之声的回答是历史上我们这个教派的人，几百万人都被你们杀掉了，我们有权力表达我们的愤怒，我们也有权力杀你们几百万。
如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看，我们再看到欧洲的梳理、非洲的困境，我们要问的是，就在那一页开始的一个以个人权力工具理性，契约国家、契约社会、民主国家，四个关键字之说奠定的现代性基础、现代社会的架构，是不是正在发生动摇？
这样的观念发生动摇好比是我们站在一块巨大的冰面上，现在不是随着海浪冰有起伏，这是这块冰裂开了。
这时候还有什么立脚点，汤老师说我们要哲学，哲学唯一给过我们提示的是1949年《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概念，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时候形成了一个族性文明的时期。
这时候古希腊的哲学，两河领域产生的拯救型宗教，中国的道德哲学，印度的解脱宗教同时诞生，他说这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起源，因为只有从这时候起，人类才以理性和个性这两个最根本的要素对以往自己的经历进行历史的审视，所以历史开始了。
而以后的3000年中，人类每当要产生新的飞跃的时候，或者人类每当面临巨大困境的时候，唯一的源泉就会回到这个基点上寻找力量，而且这个基点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给予人类燃起内心火焰的力量，这个基点就是回到理性和回到个性。
基于回到人性每个人个人的创造离不开理性之光，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启示，至于怎么样形成的框架，可能走在最前面的将是商业文明的企业家们，他们将用他们的创造力来回答，在理性之光下如何建构一个现代社会的吃喝住行。
张强：我们最后一位讲者，他是一位创业者。我们讲创业者的时候，千万不要仅仅是在商业领域，因为这位创业者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壮举，在今天他还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业创业者，还是一个公益社群创新社群的领导者，个人还是哲学出身。
我们说哲学出身商界出道公益破圈，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艾路明会长。
艾路明： 40年前我自己也属于一个很激动的人，所以有一天我想能不能从武汉游泳到上海，所以放暑假的时候我就下水了，我就开始从武汉游泳到上海。到一个城市我会给我们武大的学生会发一个电报说我到了什么地方。
到了九江的时候，我到电报局去发电报，写了ZD这两个字母，因为两个字母就6分钱，就可以节约一点钱，邮局不干说你不能只写两个字母，他说你这两个字母是什么意思？我说直渡。
因为，你从哪个地方发电报，哪个地方就把地址自动的落在下面了，所以九江两个字可以不写，只要6分钱。但是，邮局就不干，为这个事情就开始扯来扯去，我说没办法反正我没钱，你说怎么办。
但是，他说我怀疑你干别的坏事，说不定你是来炸我们长江大桥的，所以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想起来40年前，中国总体的意识状态、思想状态其实是有非常奇怪之处的，30年前我开始创业，那个时候办一个企业并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到工商局注册一下，相关政府部门都会来支持你。
那时候要办一个企业，我是先把我们同学凑的2000块钱捐给区里的科委，科委占有51%的股份，我们这些捐钱的人占49%的股份，但是他可以给你一个执照，戴一个红帽子，这时候你就可以拿着这个执照到银行开户，开始干企业。
所以，30年前中国还是在一方面改革开放了，已经一步一步的把中国打开了国门，另外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所有商业文明基本的需求还受着种种约束，但是我们干企业的这些工作者，像我们这样的人，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1981年的时候，发电报人家会怀疑你，到了1988年办企业的时候，你已经可以自己办企业了，不到那些单位报道，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被分配工作，可是我们可以不要他分配，可以自己办企业，到了90年代，中国竟然可以让民营企业上市，并且那个时候我们也把公司做上市了，随着中国一步一步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步，到10几年前，阿拉善这个协会就可以来做公益，那个时候晓光和所有的企业家说你们不仅仅要通过商业的力量，让经济得到发展，你们也应该通过参与环境保护的公益行动，让你们对企业的理解进入一种新的层次、新的状态。
所以，从2004年开始，很多企业家逐步加入我们生态协会，这种协会又反过来推动了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像这次抗疫中间，我们知道很多抗疫企业的故事，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当武汉市接受了全国各地的捐赠，来到红十字会时，红十字会的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他们看管的很好，接收的也很好，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分类，对于这么一大片物资，你让几个红十字会的人把它分类清楚，把它安排好，完全是不可能的，让一个做商业的企业，我们阿拉善的一个会员企业，两个小时全部搞定，堆积如山的物资马上分类清楚，并且把它的分类明细和整个安排全部和市委市政府防控指挥部连在一起，这个时候政府想要调什么物资，自己很清楚，上网查就知道了，想安排到哪去，和他们说就行了。
中国在今天确实已经面临着非常大的变化了，所以孙总理离开武汉的时候专门去我们的企业，感谢这些企业家，我说这一次抗疫领导小组物资保障小组的三个企业全部是我们生态协会的会员企业，这些企业为什么能够做的这么好？让政府、各个急需的机构都感到满意？是因为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对市场的理解、把他们对公益的理解完全的结合在一起了，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面对灾难的时候，企业家正好把他们的公益、商业伦理结合在一起，完全可以满足这种需要。
所以，徐永光老师今天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说中国不能没有民营企业，确实是这样，而且不可能没有民营企业，如果我们要重启美好，我相信我们更要重启那些让美好产生的制度，谢谢大家！
张强： 下面我们换一下，科学家请假设是音乐家，你会建议什么，我们哲思的深刻思考，请你做一个企业家的思考，交换一下身份，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在那个身份中间，看见未来会建议什么？刚才我们讲音乐家的想象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继续让吕嘉先生带个头。
吕嘉：让我当科学家是吧，我觉得要改基因，比如干细胞，我可以当科学家的实验品，因为我觉得科学的发展，比如说刚才讲了整个科学的发展，几千年以来没有变过，但是最后几百年一下子变得很快，比如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去欧洲留学工作的时候，谁能想到手机能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才过去20多年，现在再回想，再过二三十年会怎么样？
反正我从小做梦就想飞，梦里面也会飞，经常会飞来飞去，所以我真想飞，如果做到科学家，我要做一个人体飞行的实验，什么时候基因能改成可以飞的，自由的灵魂，还有一个自由的身体。
汤超：我从小就想做音乐家，有时候和我的一些艺术家朋友聊天，他们会担忧，觉得以后科学进步了，第一是人工智能会取代很多东西，第二是人可以活的很长，可以活200、300年，这样艺术就没有灵感了，没有生没有死怎么还有艺术呢？怎么还有音乐呢？可能也没有爱情，因为现在克隆是家常便饭，不一定要男女才能生小孩。
但是我觉得我不过是个音乐家，我觉得音乐会越来越丰富、美妙，艺术也会越来越开阔，因为不管是音乐家还是艺术家，他们都有很多积累，以后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创作天地会更大，我认为新世界就有新音乐、新艺术。
陈越光：中国人以前是不大看得起商人的，大思想家里面，一直到王阳明的时候改变了，王阳明有一句名言，就是即使整日里做买卖，照样成圣成贤，你想一个可以当圣贤的买卖，同时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德鲁克说最高的管理境界不是管理者，而是管理者把你的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完全同步，追求企业利益就是追求社会利益，追求社会利益就是追求企业利益，如果我当企业家，我希望有一天对在座的所有公益人说，对不起，你们可以下课了，有了我们，世界就够了。
艾路明：其实我从小想做科学家，可是上大学以前就下农村当工人，就越来越遥远，等到能考大学的时候，记得不太清楚了，所以只能考文科，这样就走到了另外一条路上，我想如果让我再来回想当年的事情，我可能还是愿意把科学继续学好，继续研究，因为实际上今天干的很多事都和科学的进步分不开，那些看上去完全无用的科学，那些基础理论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深刻的改变了今天人类的生活和今天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不过我还是觉得虽然科学这么美好，这么伟大，但是如果让我个人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看企业，我觉得如果下辈子还做，我会把科学学的更好，然后就有更多的机会用科学的办法、科学的创新和企业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依然认为科学是伟大的，但是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愿意干企业。
编辑：善达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