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第三部门过去十年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有何显著特征？哪些因素在影响和塑造中国的第三部门？中国第三部门未来将走向哪里？具体到慈善，如何理解和展示一个国家的慈善？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所著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出版的第十本报告，本年度报告旨在回顾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变化，为政策制定者和关心、参与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者、实务者、捐方和社会公众，提供一幅概要性全景图和未来发展趋势判断。

本文摘取报告中的一些内容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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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速读 

1、中华慈善传统、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和社会主义慈善传统，构成了作为当代中国慈善的“初始条件”的历史变量。

2、 一国的慈善文化格局之中，某种慈善文化的地位与其背后的社会支持力量的地位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文化格局与其慈善文化格局基本上是同构的。

3、现代世界的慈善领域的参与者，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志愿者，中产阶级都是主力军；中产阶级的属性、规模，他们的价值观、偏好、行动力，对慈善具有直接的巨大的影响。

4、互联网对慈善系统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择其要者言之：其一，创造了全新的基础设施。腾讯、阿里、新浪等IT企业本身就是慈善基础设施。其二，复活了传统慈善的行动主体和实施方式。其三，改变了慈善主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其四，扩大了公众参与，拓展了资源空间。

5、政府作为慈善系统最重要的环境要素之一，其首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规范慈善系统的法律框架。

6、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框架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双重管理、行政分割、限制竞争等。

7、中国慈善正在“走出去”，但仍然是资金、理念、知识、技术、行动方式、组织模式的“净输入国”。

8、社会组织影响一国政治生态可能性的大小，直接影响政府管理境外组织和境外资源的严厉程度，也直接影响政府对待国内社会组织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方式。

以下为正文

01历史

要讨论历史对当代的影响，首先要说明历史与当代的边界。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慈善”，不是有史以来的中国慈善，而是特定空间范围和时间区间之内的中国慈善，其空间范围为当下的“中国大陆”、时间区间为1976年至今，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慈善。所以，对于本书来说，“历史”就是那些在1976年之前已经存在的、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大陆慈善又具有重大影响的慈善传统。

从古自今，有三种可以辨识的慈善传统在中国大地上行云施雨。清代之前，中华慈善传统是中国土地上唯一的慈善模式。晚清之际，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开始进入中国，并获得稳步发展。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慈善传统在中国开花结果，并凭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力量的支持，扫除了本土慈善传统和外来的资本主义慈善传统，赢得独尊地位。但是，好景不长，1976年之后，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卷土重来，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华慈善传统逐渐复兴，并且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社会主义慈善传统则日益边缘化，丧失了主导地位，影响力日薄西山。由此看来，符合“在1976年前已经存在的、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大陆慈善具有重大影响的慈善传统”条件的，就是中华慈善传统、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和社会主义慈善传统，所以，它们构成了作为当代中国慈善的“初始条件”的历史变量。

1、中华慈善传统

中华传统慈善属于前现代慈善，具备前现代慈善的一般特征。例如，以个体、家族、村社、宗教机构为行动主体，由地方精英主导；项目运作上，主要由施助者与受助者直接对接，临时性、地方性、小规模特征明显；以非正式组织为主，缺乏专业分工，参与者的业余性、兼职性突出；稳定、清晰、单一的传统道德、习俗、惯例规范着慈善行为；政府对慈善介入较少，也没有专门性的法律对其进行调整。

在古代中国，慈善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亲人、邻里、朋友之间的人际救助，也有对遭遇天灾人祸的外乡人的救助。但是，人际救助主要发生于宗族和村庄内部。在城镇，既有一般的人际救助，也有专门的慈善会社，宗教组织也发挥慈善功能。但总的来看，慈善的主导模式是人际救助，由专门的慈善组织实施的慈善行为并非主流。中国传统慈善的实施方式丰富多彩，包括个体慈善行为、家族互助救济、宗教团体赈济、善会善堂的慈善行为等。

2、西方现代慈善传统

所谓“现代慈善”就是科技革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产物。亚当·斯密的“分工”与“专业化”逻辑，同样适用于慈善，并且深刻地改变了慈善，其结果可以概括为：专业化、组织化、中介化、职业化。

分工与专业化原理支配了慈善领域。社会分化出一类专业机构（慈善组织），其职能是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筹集资源、实施救助。公益组织是将助人者和受助者连接起来的“中介”。慈善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不是业余的、兼职的、不计报酬的“义工”或“志愿者”，而是以此为职业并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的“从业者”。现代慈善也不再是临时性的、地方性的、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而是常规性的、持续性的、大范围的、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政府深度介入慈善领域，规定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制定慈善组织的运行规则，对慈善组织的运行实施监管，为慈善组织提供各种实际支持。

3、社会主义慈善传统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慈善，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从掠夺的赃物中拿出一点零头，以换取工人阶级的苟安。显然，这种慈善不是“善”，而是“伪善”，而且是“包藏祸心”的伪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因此，1949至1976年间，在中国大陆，“慈善”遭到严厉批判，以“慈善”为名的行动销声匿迹，“慈善组织”亦不复存在。

1976年之前否定资产阶级的“慈善”，不等于不存在利他行为，实际上，利他行为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广泛存在，最典型的就是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否定资产阶级慈善的同时，中国创造了自己的“慈善模式”。

02文化

 一国的慈善文化格局之中，某种慈善文化的地位与其背后的社会支持力量的地位是一致的。在经济—政治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他们所中意的慈善文化也会成为占据优势地位的慈善文化。实际上，塑造一国的文化格局的力量和机制，也在塑造该国的慈善文化的格局。正是由于同样的力量塑造了文化格局和慈善文化格局，一个国家的文化格局与其慈善文化格局基本上是同构的。因此，当下中国的慈善文化与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慈善模式高度吻合，即前者认可、肯定、支持后者。

四十多年来，中国的慈善文化格局与文化格局同步变化，经历了由“一元”而“二元”再“三元”的演变。改革开放之前，得到统治集团支持的社会主义利他文化一统天下。这是典型的“一元格局”。伴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资产阶级崛起并日益壮大，统治同盟发生了更替。慈善文化格局也因此得到重塑，社会主义利他主义文化逐渐边缘化。与此同时，符合其要求的西方现代慈善文化长驱直入，并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一来，原来的慈善文化一元格局被打破了，“二元格局”形成了。改革也改变了民间和政府对待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态度，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政治精英与本土传统慈善文化没有利益冲突，反而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因此，他们不但不打压传统慈善文化，反而大力弘扬，于是，本土慈善文化复兴，慈善文化领域增加了新成员，其结果便是“三元格局”出现了。当下中国大陆，中华传统慈善文化、西方现代慈善文化、社会主义利他文化并存，三者的碰撞、融合一直在进行之中。

03技术、经济、社会结构

慈善植根于市民社会之中。慈善是市民社会自我解决自身问题的机制。市民社会培育慈善，市民社会的状态决定慈善的状态，市民社会变迁带来慈善变迁。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慈善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最近十几年，IT技术革命、经济发展、教育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中产阶级崛起、国际交流深化，推动了现代慈善迅猛发展，也为后现代慈善的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开发出一系列前现代慈善的新形式。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十几年中国慈善系统的变化，可以从技术、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得到完满的解释。

1、经济—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影响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整个社会越来越富裕。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步发生的还有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和素质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和素质提升，表现在就业结构上就是中产阶级的比重提高和素质提升。这样的社会结构变化带来两个重要后果：其一，中产阶级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其二，中产阶级成为慈善的中坚力量。

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是“中间派”，既对权贵不满，所以对现实有批判，又不会完全彻底否定现实，毕竟属于“小”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它奉行改良主义路线，而慈善就是一个合适的行动领域。

中产阶级有自己的价值观，有专业知识，有组织能力，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温饱有余，能够使用现代技术，也能够与世界交流，既有行动的意愿，又有行动的能力，因此，现代世界的慈善领域的参与者，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志愿者，中产阶级都是主力军；中产阶级的属性、规模，他们的价值观、偏好、行动力，对慈善具有直接的巨大的影响。

2、IT技术革命的影响

科学、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互联网成为新型的公共基础设施。互联网以其强大的“连接”能力，使得所有的人、事、物都能被瞬间触及，便捷、高效而且成本低廉；广泛而频繁的“互动”则使这种“连接”变得开放、高效且富有活力。互联网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打破了自然和人为的种种限制，并使个体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集体行动广泛发生，组织方式和行动方式也发生了巨变，并深远的影响着人们的理念和行为方式。

互联网对慈善系统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择其要者言之：其一，创造了全新的基础设施。腾讯、阿里、新浪等IT企业本身就是慈善基础设施。其二，复活了传统慈善的行动主体和实施方式。其三，改变了慈善主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其四，扩大了公众参与，拓展了资源空间。

04政治制度、法律政策、政府态度与行为

政府作为慈善系统最重要的环境要素之一，其首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规范慈善系统的法律框架。法律对于慈善系统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法律慈善系统将陷入无序、混乱的境地。

1、中国慈善的法律与政策体系

慈善“法律与政策体系”的构成内容包括，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口头指示和不成文规则等。具体而言，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体系的构成内容包括：对“非营利法人”做出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部调整、规范慈善事业的总体性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与《慈善法》相配套的一系列配套性规章、政策相继出台，如针对慈善组织定义的《慈善组织认定办法》，针对公开募捐活动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针对募捐平台管理的《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针对慈善信托的《慈善信托管理办法》，针对信息公开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和《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针对慈善财产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对于社会组织中相对特殊的8大人民团体和25家免登记社团，政府专门设立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与社会组织和慈善部门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也是调整慈善事业的重要法律；还有除正式法律、法规、条例外的众多决定、意见等，它们也是慈善法律和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2、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框架的特征

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框架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双重管理、行政分割、限制竞争等。所谓政府主导是指，无论从社会组织在参与相关立法上所拥有的权利来看，还是从法律框架所体现出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来看，其特征都体现为政府主导。所谓双重管理是指，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即社会组织要同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或指导。所谓行政分割是指，民政部要求对社会组织进行属地登记，把社会组织限定在一个个由行政界线分割而成的大大小小的格子里。政府通过设立业务主管单位，建立了针对社会组织的“条条化”管理，通过设立属地登记制度，建立了针对社会组织的“块块化”管理。所谓限制竞争是指，在绝大多数重要的领域，政府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官办社会组织，并通过法律限制民间再成立类似组织与官办社会组织形成竞争，以进一步巩固官办社会组织的垄断地位。

05国际格局

本书从两个视角观察慈善的国际格局：其一，将慈善视为政治中立的事业，主要关注慈善资源与慈善行动的国际流动，即慈善资源与慈善行动在国与国之间的输入、输出，称之为“中性视角”；其二，摆脱“不涉及政治”的限制，进入社会政治领域的“深水区”，将慈善视为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力量，这样的视角不妨称之为“市民社会视角”。两个视角呈现出的慈善世界是不一样的，中性视角让我们看到的是乐善好施、温情脉脉的人类世界，市民社会视角呈现出来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既有温情的一面，也有凶险的一面，见仁见智，因人而异。

1、中性视角看到的国际格局

经历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人民的收入水平、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交往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慈善事业也有了长足进展。中国慈善正在“走出去”，但仍然是资金、理念、知识、技术、行动方式、组织模式的“净输入国”。

慈善全球化正在席卷全球。慈善需要全球化的视野和心态。具有全球思维的慈善，不能满足于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而要把目光投向普天之下。所以，中国应拥有更广阔的心胸，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贫困、性别歧视、种族冲突、流行性疾病、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问题，不局限于任何地域，也无法依靠单方面力量解决，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各方力量，融合多种方式，进行跨国界的合作，才能最终获得解决。中国需要在慈善领域扮演更为积极、主动、创新的角色，为世界慈善做出应有的贡献。当今世界，为慈善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赋予慈善更大的责任。国际合作是未来中国慈善的必经之路。

2、市民社会视角看到的国际格局

境外势力基于国家利益进行资本扩张和民主营销，其实现路径之一就是透过社会组织影响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生态，从而促成非民主政体向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对境外势力来讲，建立全球性的霸权地位，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明确而恒久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境外势力可以综合运用思想、经济、军事力量和公民社会等多种武器，通过社会组织来影响一国政治生态，成本低、收效大，而且渗透性和持久性强。

社会组织影响一国政治生态可能性的大小，直接影响政府管理境外组织和境外资源的严厉程度，也直接影响政府对待国内社会组织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方式。近年来中国政府收紧了对境外社会组织的管理，严格审查和过滤境外输入资源，严厉限制境外组织在国内的活动，加大对有挑衅行为的国际组织的打击力度，同时严格管控境外组织与国内组织的接触与合作。

3、国际格局的影响

全球化与国际格局会对一国慈善系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直接的表现是慈善资源与慈善行动的跨国流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慈善事业主要依赖于境外“输血”，慈善组织大多也是“喝洋奶”长大的。近十年来，境外资金在中国慈善事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但是在价值观、方法论、专业知识等无形资源方面，中国仍扮演着“净输入国”的角色。来自境外的无形资源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慈善运作的全过程。过去四十年间，“公民社会”“新公共管理”以及“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思潮已经实现了“全球化”。这一整套词汇、理论以及相应的行动模式的产生与流行，与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与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以及商业和资本渗透全球慈善的过程相伴而生。

慈善根植于人心，慈善是引领人类与世界向善的事业，但慈善从来都不是政治无涉的。就国家间关系而言，慈善既可以承担患难相恤、增进友谊的功能，也可能充当对外殖民、和平演变的国际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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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FF2008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