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徐永光。很高兴受邀参加澎湃新闻2020责任践行者年会。今年受疫情影响，在线交流已经成为常态，也节约了许多费用，所以我很乐意和大家在线交流。今年澎湃新闻的主题是“提升公益效能 塑造美好商业”。我将从公益捐赠的动力和效能谈起，再来谈公益产业化发展道路问题。
捐赠的动力是什么？一个人为什么可以自愿拿出钱财来帮助别人？这是公益捐赠的元问题。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有可能找到公益募捐的有效方法；才有条件进一步讨论以捐赠为基础的公益产业结构及其成本、规模和效用。
公益捐赠的动力机制
在谈公益捐赠动力机制之前，还需要厘清两个前提：
第一，公益捐赠是基于个人自愿的行为，非自愿的被捐款、与权力进行利益交换的献捐不在讨论之列。
第二，公益捐赠的动力是内生的，但外部环境的作用对捐赠动力机制有明显的影响，或正面激发，或负面抑制。
我们可以从情感、理性、信仰和自我需求四个层次来解释捐款的动力机制。
第一层次，情感。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讲的是人性的利他本能，就是人皆有之的基于同理心、同情心的利他行为。由情感激发的捐赠，在人群中具有普遍性，它的特点是反应快，行为短暂，圈粉容易掉粉快，不可持续。试图利用人的情感，靠“眼泪指数”让人保持捐款热情，是一厢情愿，眼泪终究会枯竭的。
朋友圈“杀熟”式募捐，几乎与同情利他主义无关，而是友情绑架，消耗情感。到后来，不是你收手，就是朋友逃离。
第二层次，理性。理性捐赠人懂得公益捐赠的社会价值，愿意自觉捐款，持续捐款，用以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当下中国，这样的理性捐赠人还在少数，不具普遍性。有朋友和我讨论，按照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情感、道德、正义是紧密相连的，是否应该增加一个道德层次？我不表赞同。道德这个东西很复杂，在不同时代、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是不同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中国传统道德标准现在还能用吗？
东方文化注重集体主义，西方文化尊重个性自由，道德评判也莫衷一是。把道德作为公益捐赠的驱动力，很容易从道德口号，变成道德绑架，直至道德审判。就像钱钟书先生说的“上帝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道德与慈善有直接逻辑关系的，就是道德救赎。这已经接近宗教中的“赎罪”概念了。中国传统中的福报思想，即“善有善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易经》）”，也属于近乎宗教的概念。
第三层次，信仰，这指的是宗教信仰。信众遵从宗教教义，捐款成为他们信仰的一部分。犹太教和基督宗教有“什一税”“什一捐”传统，就是要求信徒捐献十分之一的收入。佛教讲慈悲，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中国缺乏宗教传统，当然中国并不缺少慈善文化的基因。传统慈善对于熟人社会、村社社会、宗族社会来说是灵验的，就是孟子所说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面对现代公益，传统慈善显得苍白无力。同样是互联网募捐，《慈善法》实施4年，全国互联网公益募捐平台筹款不过百亿。几乎同时发生的个人大病救助筹款，法律上属于人对人的自愿馈赠，不受《慈善法》规制，三家公司，水滴筹、轻松筹和爱心筹通过互联网募捐超过五百亿。传统慈善借互联网之力打败了现代公益。
第四层次，自我需求。我们讲个人需求，往往指私利范畴的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当然还有娱乐、玩抖音、打游戏机这样的精神需求。公益捐赠成为个人需求，这是很高的精神追求，高于马斯洛个人自我实现的层次。捐赠人用自己的财富回馈社会，改变世界，这是慈善家的境界。所以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应该充分肯定他们的社会价值，给予崇高的荣誉。
上述关于捐赠动力机制的分析，只是我的一家之见，听起来似乎令人沮丧：情感是短暂的，连最伟大的爱情想持久都难。理性捐赠还是小众，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传统慈善的文化基因如何融入现代公益的大格局还没有破题。慈善家是富人专属，并非人人能当。
中国公益筹款，路在何方？
那么，中国公益筹款的前途和出路在哪里？如何突破？
大道至简，突破只需两条，一是方法，二是道路。
首先是方法突破，这早已是老生常谈了，就是参与，参与，人人参与。这是把情感驱动捐赠转变为理性捐赠人的唯一途径，是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转型、实现人人公益的不二法门。介绍两种创新模式：
一是“我的捐款我做主”，这是捐款人浅层参与的模式。
具体做法，在基金会（慈善会）给捐赠人开设一个自己（或亲属）名下的永续性爱心账户，开户门槛可以很低。爱心账户的存（捐）、取（用）与个人银行账户的区别是，银行账户的钱属于私人财产，用于私人开销；爱心账户的钱属于公益财产，存（捐）入后即为公益所有，但由个人决定用于某个公益项目，由公益机构来执行，帮助你实现公益愿望。其运作模式与美国“捐赠人建议基金”（DAF)相类似，但更简单易行。
二是“我的捐款我来花”，这是一个“捐赠圈”深度参与的模式。
在美国，近年来兴起的数千个“捐赠圈”(Giving Circle)正在改变着美国人参与的方式。它是一种强调集体捐赠的慈善形式，所有成员将善款聚集起来，通过投票方式，群策群力共同决定如何有效使用善款。“捐赠圈”与投资俱乐部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志同道合的成员将资金聚集起来，通过分析研究共同决定资金的投向。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前者是追求慈善影响力和参与感、成就感。
“捐赠圈”不仅是捐赠人深度参与保持持久热情的筹款模式，也是现代社会的民主慈善探索。在中国，已经出现几个不同形式的“捐赠圈”，简要介绍两个：
其一、由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创立的“社会创新合作伙伴项目”（Social Venture Partners， 简称SVP）。该项目借鉴美国的一种创新的公益风险投资（Venture Philanthropy）模式，鼓励社会精英利用自己的时间、专业技能和资金来长期支持有潜力的非营利组织。SVP China北京共有35位社区成员，每位SVP伙伴每年捐赠3万元，所有SVP支持的项目都由伙伴一人一票投票选出。目前有五个支持项目，主要在乡村教育及促进教育公平发展领域，以社会企业为主。
其二、由上海联劝公益基金推动设立的“一众基金捐赠圈”。首个“一众基金”于2014年由6位发起人共同发起，到2018年已有100位捐赠人加入，每人每年的捐赠额为2200元，并通过“一人一票”的表决形式，连续三年每年各资助一家公益机构。目前，上海联劝已经建立10个“一众基金捐赠圈”，关注上海社区公益发展。“一众基金”以及捐赠人社群部落“劝友会”，旨在鼓励公众增长公益认知、丰富公益生活、积累公益体验。“捐赠圈”不仅扩大了理性捐赠的基本盘，还能增进朋友情谊，大家一起“玩公益”，这与朋友圈“杀熟”完全是两码事。其模式非常值得社区基金会或地方慈善会借鉴。
第二是道路突破，打开公益产业化发展的天花板。
最近，一位对社会创新领域的生态体系建设有独特见解的研究者张利提出：“公益领域和社会组织事实上属于广义现代服务业的一部分”“需要在其社会经济属性的基础上，形成相关的‘公益产业政策’”。此议切中中国非营利部门发展之肯綮。
20世纪90年代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塞拉蒙教授对世界41个国家作了相关研究,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庞大的非营利部门,这个部门的平均规模占各国GDP的4.6%,占非农业人口的5%,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并且,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比重还有上升的趋势。
据“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显示，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约2789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37%，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73%。据中国慈展会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9年全国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1701.44亿元，占当年全国GDP99.0865万亿的千分之一点七。
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为4496.4亿美元，占该国当年GDP2.1%。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慈善捐赠绝对数相差18倍，占GDP比重相差12倍。实际上，美国非营利部门的总规模中，捐赠仅占20%左右，其余30%左右来自政府采购，50%左右来自服务收入。其非营利部门提供了全国大约10%的就业岗位。在教育、医疗、养老、社区服务事业中，美国非营利组织有中流砥柱之称。在美国所有医院中，非营利的私立医院占85%；美国排名前10的大学均为非营利私立大学。
我国社会组织与国外非营利组织同样为公益属性，同样可以成为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需要国家制定相关产业政策，鼓励其发展壮大。
公益产业化发展道路
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社会组织属于竞争性供给，应该比政府的垄断性供给有更高的效率；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没有股东分配利润加上捐赠），应该比商业的盈利性供给有更好的价格竞争力。公益产业对于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经济指标、就业指标，更重要的是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这是最具价值的社会资本。信任，是当下中国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它的无形价值远高于有形的经济价值。
故公益产业的社会效用是经济贡献+社会资本。这是世界通例，也应该是我国发展公益产业可测量的目标。
任何产业发展均应衡量其成本、规模和效用。商业产业创造100的规模，成本80，利润20视为常态；公益产业创造100的筹款规模，依法只能有10的成本，90用于纯公益支出。限制公益成本，是中国公益产业发展之大碍。
在英美国家，法律对基金会每年的资金支出比例有严格规定，并无对筹款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刚性要求，他们相信市场选择、优胜略汰的“无形之手”。英美慈善募捐的成本，一般在15%-25%之间。为何如此之高，因为筹款需要最强的人才，要支付高薪，如果聘请职业筹款人，成本更高；需要最好的技术设施投入和传播、广告的必要开销；需要对捐赠人提供公关服务和“售后”服务（支出捐款人参与和了解项目的接待、差旅）等等。
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苏珊·罗斯-阿克曼在《非盈利制度的经济学》中提出的：“慈善-公益事业的客户是捐献者而非帮扶对象，即捐献者的效用满足才是慈善事业的驱动力”。把捐赠人当客户、甚至当“上帝”来服务，所花成本，“上帝”并不责怪，相反满足有加。
法国和美国都有专门为非营利组织筹款的上市公司。我问过一家法国筹款上市公司CEO：“捐款人会不会对如此“商业化”服务反感”？他回答：“因为公司的专业、定制、高质量服务，让非营利机构成本降低，美誉度提高，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好处”。
我和一家来自美国专门给大学基金会筹款的筹款公司交流，对方告诉我，大学自己向校友筹款，成本大约为12%，本公司只收8%的筹款服务费。英国有10多家互联网筹款平台公司，入驻平台先交一笔会员费，再按照筹款额度收取5%的服务费，托互联网的福，这个成本在英国已经很低了。其中一家最大的筹款平台已经被美国一家专门做慈善信息服务、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收购了。
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非营利组织费用应当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其他费用等”。即筹资成本在费用支出中是单独核算的，并不属于管理费用支出。筹款成本到底多少合理，这应该是公益机构与捐赠人的契约。筹款成本国际通例的中位数为20%，那么中国取其50%如何？如果有10%的筹款成本，就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运用最先进的技术，优化捐赠客户管理服务；而借助第三方平台的专业化、市场化、定制化服务并支付合理的费用，更是把筹款规模做大的康庄大道。
在公益产业资金结构中，筹款不是全部，但其对于公益产业发展的杠杆效应不可低估。公益筹款，有合理的成本，才有相应的规模，有大的规模才有更大的效用。不承认这一点，除了满足道德自慰，让公益继续在低谷中爬行，不知道还有什么道理可言？
千亿筹款成本，万亿捐赠规模，十万亿社会效用。中国公益产业未来不是梦。谢谢大家！
来源： 南都公益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