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公益人都是带着使命进入行业的。 

早在2004年，南方周末一篇《黑煤窑下的利益黑洞》，让我了解到“黑煤窑”“尘肺病”等边缘人群的生存之艰。反观自己，我似乎也到了一种无力可施的“边缘”，开始思考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和价值。

2008年，我在博客大巴实习，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手里紧握着一把已经削好的2B铅笔，颤巍巍地将它们递过来。老爷爷参加这个为山区儿童捐赠文具的活动，是想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到那些孩子。

这种代际间爱的转递，任何人见了都很难不被感动，在我看来，那一代人可能没有最专业的公益方式，却有最纯粹的公益动机。

从那之后，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决定走上公益之路，去探寻什么是公益？什么是可持续？而后的经历更让我意识到：要做好公益，仅靠情怀，远远不够。

从业十年间，我的身份不断发生变化，从社会问题的发现者，变成了行动者，最后成为改变者。

公益十年，不变的是使命感。

探寻 

我最初决定成为一名职业公益经理人的时候，中国公益尚处在一个“洋务运动”的时代。

这个“小众”的事业被外资捐赠填满，国人的捐款被若干个救灾、助学的项目牵住，很多公益组织以获得外资捐赠为荣，认为这是获得了行业前沿的认可。毕竟，那时公众普遍不知公益为何物，就连政府、企业对公益都相对陌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能够让社会各方联结的公益活动被迫切需要。于是，一众寻求改变的本土公益人开始了一场战斗。

这便是我第一份工作的使命。

2011年，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般的勇气和动力，只有几年媒体工作经验的我毅然离开上海来到深圳，加入深圳公益项目交流会（以下简称“公益深交会”）担任媒体中心负责人的工作，负责媒介合作和筹资。

在我曾硬着头皮打了数百个cold call（陌生电访），终于实现了媒体资源“零”的突破。后来，依托“公益界的广交会”这一创新理念，我们的交流会吸引了一批有情怀的记者前来报道，除深圳的“四报一网”外，南到《香港大公报》，北到《新京报》，都对我们做了深度报道，《晶报》还发了社论。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上海电视台刚成立的“看看新闻网”也派来了团队驻点拍摄，而当时条件实在艰苦，几位成员只能挤在一个房间里短暂休息。

年轻人总是容易被梦想激励的。每次加班到深夜，项目负责人的一句“我们在创造历史”，就能让我们坚持着，直到迎来早晨四五点钟的太阳。 

彼时，行业里流传着一个“标准”：把某个关键字打入谷歌搜索，如果该关键词相关内容有30页，那么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被认为是有影响力的。

作为媒体中心负责人，我由此萌生出一种“执念”。

很快，这种执念得到了反馈。几个月后，把“公益深交会”作为关键词打入谷歌搜索，共有56页搜索结果。影响力不言而喻。 

之后，公益深交会变成了每年一届的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以下简称“中国慈展会”）。虽然每年的慈展会都会延续公益深交会的模式，但在此时，创造历史的激动慢慢退去，问题也慢慢浮现——范围很广，但对接有限。

身为公益人，我自身会期待着更多创新。当然，伴随这种期待的，还有自己和这个行业的共同成长。 

这种成长带有告别和从新的意味。在自认为可以熟练应对媒体事务的时候，我决定转战筹款和大客户业务。

在当时，较早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外资企业拥有较大数额的捐赠，以及对公益项目的更高要求。这对很多公益组织来说，是提升自己的绝佳机会。

以“创造历史”的精神扛过了“公益深交会”，现在我又以同样的精神死磕强生，希望获得他们的捐赠。基于Junior Achievement（青年成就）的志愿者经历，我通宵了几天，完成并邮件提交了强生志愿者服务手册。一天过去了，没有回音，我开始担心自己的材料没有通过。直到第三天我才终于收到了强生总部的回复，对方对于我的材料表示了肯定，还帮我转发给上海总部的负责人。于是，我们与强生的合作就正式开始了。

“目前屋里厢-强生志愿者项目形成了‘主线加副线’的合作模式”，这是写在强生志愿者项目特刊上的介绍。在大家的努力下， 4个月内我们组织了21场志愿者活动，119名企业志愿者踊跃参加，共计服务了1115名居民，满意度达95%，一扫外企对草根机构缺乏专业性的质疑。通过公益模式的精准定制，我们成功拿到了强生医疗的捐赠。

这是强生第一次向“草根机构”进行捐赠。

而后，通过美商会的合作与自身的努力，我们拿下了玫琳凯、塞拉尼斯等500强公司。为此，我们特别成立了资源拓展部。

这些经历组成了我公益理念的第一块基石。但就在一切都慢慢走上轨道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却感觉到有些偏离方向。

偏离方向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一部分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应该服务于弱势群体，但不应该服务于捐赠，一些弱势群体并没有获得必要且科学的帮助。

行业仍要改变。

重塑

不可否认，在当时的中国公益圈，国际机构一直是本土公益界的“黄埔军校”，很多优秀的公益人都经历过国际机构的锻炼。

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就是其中的一家。

在探寻中迷茫，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继续寻找亦是自己的既定之选。在当时，我果断加入了救助儿童会，并负责一个面临挑战的职业教育项目。

办理工作交接那天，正值前任项目经理的last day，我发现唯一的交接内容只集中在一些盖了红章的——受益人数证明，但实际的项目进度落下了很多。对方将原因归咎于国际机构的官僚与教条主义。

这意味着，接手后的困难接踵而来。

除了项目本身，还有资方的压力。筹资部门的同事为此非常紧张，特意发邮件表示愿意分担压力。基于服务强生医疗时高强度工作的经验，我回复道：“危机之时也是转机之时，如果在这么糟糕的境遇下都能翻盘，我们一定能重新获得资方的信任”。于是，我开始直接处理与资方的沟通。

那段日子里，我通常一天要见好几波人，早上与政府解释项目进度，中午给流动青少年做技能培训，下午与企业沟通争取就业岗位。好在半年之后，项目终于赶上了进度。与此同时，原本对项目实施存有质疑的资方中国区负责人成为了我们坚定的支持者。最终，我们跟其他六个国家的办公室一样，拿到了第二轮资助。

然而，这段经历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不是资方的反转，而是受益者的改变。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付出马上就有回报，在公益圈也是如此。回顾当时做培训的时候，我邀请了最好的培训师给流动青少年（项目受益者）做职业训练，但课堂上，有些流动青少年出现私下讲话或玩手机等状态。说实话，我当时内心是绷着的，“抢救项目已经让自己筋疲力尽了，如果连一点社会价值都没有，我不是把一切都浪费了吗？”沮丧中，我甚至报着“做完项目就辞职”的想法，撑到了项目末期评估。

改变出现了——我们对毕业三个月的项目受益者进行了后测，在过程中，许多调皮的流动青少年都感慨万千。直到上岗，他们才知道平时项目中的“沟通技巧”、“团队合作”、“职业规划”这些内容是多么重要。 

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等一朵花开需要时间，只要不断坚持呵护，花，总是会开的。

不过在结项之后，我们仍然认为这样的成果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并且相信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这种想法来源于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水土不服”。 

这些国家大机构拥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在世界各国往往有着“上帝视角”的优势。

但当这种优势遇到十几亿人口的独特国情时，则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不理解流动人口的真实状况，无法准确触达最深层的问题，不能高效地满足受助者的期待......

一些梳理出来所谓的亮眼“模式”，根本无法在大范围内落地，同时，随着国家政策的紧缩，国际机构在中国的发挥空间也越来越小。

伴随着国际机构不断面临困境的，则是中国本土机构的“野蛮生长”。

我也在同步生长。如今回过头来，感谢这段经历，它重塑了我日渐成熟的公益观念，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往前走，更接近那个“挂在天上”的公益目标。

2016年，我在一家“野蛮生长”中的草根机构就职。帮助这家弱小的机构引入国际资方并拿到4A社会组织称号后，对今后的发展再一次踌躇。

虽然助力草根机构发展是我辈的职责，但如果只服务于一家，其社会价值是有限的，我期待更大范围内支持行业发展，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基金会领域。

生长 

此时的中国经济和公益事业都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基金会成长起来。很多企业为了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自己代发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

一时间，企业基金会成了公益从业者的优质选项，我也未能“幸免”。

2017年，加入新力控股集团，我担任新力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而选择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新力的初心。

一个企业的掌舵人往往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经过几轮接触之后，我渐渐发现集团创始人张园林先生是个真心热爱公益的人。2013年，公司成立三年后，集团就在江西成立了慈善基金会，每年都有数百万元捐赠的体量。

而我来这里的目的也很明确，有几件必须完成的事情。

用策略快速筹建基金会一事便不再赘述，自己划定的目标一是设计出符合国策的公益项目，二是撬动企业资源助力公益事业发展。

前者在近两年取得了一些成果，新力的成功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模板。

比如“百社解千难，助力脱贫攻坚”江西省社会组织新力公益创投，我们运用“以评促进”的方式引导当地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发挥社会组织的“精细化”优势，对国家扶贫战略进行有效补充，并在过程中扶持当地社会组织发展。该项目共动员数百家公益组织参加，服务516个贫困村，服务19068名直接受益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983人。据悉，该项目获得第十一中华慈善奖提名，入选由国务院扶贫办评选的2020年社会扶贫50佳案例，荣获第二届赣鄱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而后者则包含着自己在公益领域从业十年的总结：本土资方在本土做适合本土的公益。

企业独特的社会资源优势应当在基金会的运转中发挥作用，而企业基金会的价值便是充分调动企业的优势去服务于它的社会目标。

基金会每年都会组织一个“新力公益日”的活动，将新力集团内部零散的房地产、物业、教育、零售以及商馆资源整合起来，以打造新力的公益名片。2018年，全国唯一一辆地震模拟车从四川开往了南昌。在新力的楼盘、商业综合体、幼儿园中，新力的客户、消费者、家长和小朋友都体验了这辆地震模拟车。

企业基金会往往能在项目执行中寻找到优质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价格是最低的，同时又能保证质量。比如在2020年的疫情，我们就通过撬动集团自身在武汉的100家便利店的资源，为医护人员提供了数十万份餐食。

所以，做公益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商业逻辑。

与此同时，我也在实践的过程中思考：一家企业基金会当然要为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创造价值。但同时，它也是中国的企业基金会，我们也应当从国家发展的视角，去看这家企业基金会能做什么。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国家是发展前进的，那么基金会也必然就是前进的。

随着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职能的国策出台，公益组织将更接地气地提供各种服务，但公益服务的价值绝不仅仅在此，公益也是国家软外交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力正在不断崛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但屡屡受挫，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缺乏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实施。

因此，如果社会组织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做好海外资助，探索国际资助的星辰大海，那必然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会成为有助于国家发展的第三部门。

我期待，未来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也能“走出去”，在国际平台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来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