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公众捐款偏救济“理性捐赠”需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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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公众捐款偏救济“理性捐赠”需培育
提要
公众捐款前3位的受益对象人群分别是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和老年人。其中,儿童青少年作为受益人对象的比例(41.4%)超过其他各类别之和。公众捐款的受益对象多数为陌生人(59.9%),但面向熟人捐款的比例仍高达31.6%。

中国慈善联合会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我国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呈持续上升趋势,分别为1499.86亿元、1624.15亿元和1701.44亿元(均为人民币)。随着慈善事业规模逐渐壮大,困扰慈善业界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是,究竟是哪部分公众在向慈善事业捐赠?

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基金会中心网统筹协调的中国公众捐款研究项目,从2018年底开始,经过两年的努力,综合来自北京、浙江、吉林、江西、四川、甘肃六地的抽样调查数据以及京沪浙等地5个机构和平台的案例,对公众捐款特征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全面扫描,于近期发布了新书《中国公众捐款》。

据悉,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公众捐款开展的大规模专题研究,回答了“谁在捐、怎么捐、捐给谁”的问题。

谁在为慈善捐赠?

2016年至2018年间,39.31%的公众捐过款,32.54%的公众在2018年度捐过款。平均每年捐款额度为109.39元,捐款次数为1.04次。如果按此比例进行统计学推算,2018年中国公众捐款总额为1526.35亿元。该额度与中国慈善联合会的统计数据相差较大,研究团队指出,这可能是因为由于本次统计的捐款中,较大比例的部分来自个人互助。

从年平均捐款额就能发现,公众捐款以小额捐赠为主。《中国公众捐款》显示,在已捐款的被调查中,30.08%的捐款者年平均捐款额为50元及以下;55.41%的捐款者年平均捐款额为100元及以下;只有9.63%的捐款者年平均捐款额超500元。

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是,公众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捐款。统计结果还显示:“随着职业身份的日益多样化,相对于单位动员性捐款而言,自主性捐款有了更多成长空间。”

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收入与公众捐款数量显著相关。与中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捐款占收入比重最高。随着收入的增加,这一比重逐渐下降。然而,等到收入增加到一定规模时,该比重又再次上升。

调查也显示,不少受访者有志愿服务的经历,个人捐款和志愿者经历高度正相关,志愿服务与慈善捐赠相互强化。首先,从人群比例来看,志愿者群体捐款比例比非志愿者群体高出两成;其次,从捐款频次来看,志愿者过去一年的平均捐款频次比非志愿者约高出0.5次;再次,从捐款金额来看,志愿者过去一年的捐款数量要比非志愿者高出200余元,高出了八成左右。

研究表明,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直接影响到慈善捐款行为、捐款数量、捐款领域和捐款行为,信任程度越高,就越会直接向慈善组织捐款,也更加倾向于选择定期自动扣款,这也说明了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性。

公众为什么要捐款?对已捐款公众调查显示,捐款者对捐款环境的满意度要高于非捐款人。研究团队认为,内在价值的实现是公众捐款最重要动因。对于非捐款人来说,他们往往强调自身经济条件、身边氛围的影响。因而,公众捐款的政策、组织、交往圈等环境亟须改善。同时,提升慈善透明度与可信度、加大倡导力度是促进公众捐款的有效途径。

捐到哪?捐给谁?

给网络互助平台捐款是中国公众捐款的主要方式。55.5%的公众倾向于通过轻松筹、水滴筹等网络个人求助与互助平台进行捐款。此外,选择向受益人直接进行捐款方式的比例接近1/3,而向慈善组织直接进行捐款的比例较少。

公众捐款前3位的受益对象人群分别是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和老年人。其中,儿童青少年作为受益人对象的比例(41.4%)超过其他各类别之和。公众捐款的受益对象多数为陌生人(59.9%),但面向熟人捐款的比例仍高达31.6%。

医疗健康、减灾与救灾、扶贫与发展是2018年度公众捐款最多的三大领域。从捐款领域的比例分布来看,中国公众捐款带有较强的救济扶贫取向,偏重于生存和救助性而非发展性的需求回应,这与国际上公众捐赠行为取向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公众捐款带有很强的救济扶弱取向,偏重于生存和救助性而非发展性的需求回应。”调研团队负责人表示,“现代慈善和互联网慈善中依然流淌着大量基础慈善和互助的古老基因。因此,慈善文化也是横亘在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面前有待发掘的宝藏。”

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互助保险可能对公众慈善捐款形成挤出效应。以广东省汕头市存心慈善会为例,该机构善款收入从2010年的1434万元增长至2017年的4506万元,然而,自2016年该机构与轻松筹合作发起互助性的“存心筹”以来,一些其他项目的善款收入明显下降。

公众不太关心“捐之后”

2020年腾讯“99公益日”期间,腾讯公益平台共完成筹款23.2亿元,捐款人次达5780万余次。毫无疑问,互联网已成为公众捐款的主要渠道。此次调查也显示,尽管相当比例的公众愿意直接捐给受益人(选择“直接捐给受益人”的受访者占32.4%),但也是通过社交媒体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公众捐款》指出:“一般而言,捐款的规律性越强,慈善事业越稳定。例如,月捐人数越多,说明组织黏性越强。组织黏性越强,对组织化慈善的支撑能力越强。”然而,调查发现,大部分被访者捐款行为的规律较弱,仅有1.9%和1.1%的被访者分别表示每季度都捐和每月都捐。

2017年至2019年间,环保公益机构自然之友尝试探索定期定额的月捐模式,努力让月捐人数突破了1000人,然而月捐额度在机构善款收入结构中占比仍然不高。2018年,自然之友的年度总收入为991.36万元,其中,公众捐款额为98.07万元,而月捐额度不到29.8万元。

上海联劝网是民政部指定的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之一。截至2019年2月,该平台的捐款人达到60万人。平台有项目、活动、月捐三大核心捐款板块,但88%的捐款流向的是“活动”。

研究团队指出,仅有16%的受访者选择“直接捐款给慈善组织”。这说明慈善组织及其公益项目与公众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善款后续使用情况关心度并不高。调查显示51.1%的捐款者在捐款后不会特别关注后续信息。仅有3%的捐款者表示会主动搜寻各类求助或募款信息,65%的人从不主动搜寻,也就是说,捐款行为大部分都是基于被动或偶然接收到相关信息才出现的。《报告》也认为:“捐款者、受赠机构、受益人之间的纽带和良性循环仍比较脆弱,培育理性的公众捐款依然任重道远。”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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