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真是瞎了心了，觉得做社工是一件有前途的事，所以就租了个140平的办公室。现在想想，就是可着全北京市的社工机构找，自己掏钱租那么大一个办公室的，也就我们这一家了。”在如今不足5平米的会客室里，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以下简称“和风社工”或“和风”）的负责人张潇吸了一口电子烟，笑道。

2020年12月，在事务所里吃完了最后一餐，和风社工的员工们离开了那间140多平的办公室，但钉死在墙上的几个相框却没能拆下带走，那里面封存着几片山药脆片、三粒纽扣电池、一捆手指长的小木棍、半包变质的茶叶和橘子皮，这些都是他们曾经帮助过的露宿者们给的“礼物”，虽不贵重，却是张潇所珍视的宝贝。

2021年初，和风社工搬进了现在的办公室。约30平米的办公室被划分成了三个区域，除了一个逼仄的会客室，还有两个开放的办公区，十余个工位挤挤挨挨的，狭窄的过道只能容一人通行。

新办公室门前挂了一个门帘，上面写着“风生水起”，这或许是关于过往辉煌的纪念，或者是对于光明未来的想象。

“消业障”

做了三年的边缘青少年服务，张潇决定走出这个人为制造的光环，将目光转向一个存在已久却无人关注的群体——街头露宿者。

2011年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社工专业毕业后，张潇进入北京一家主要做边缘青少年服务的社工机构工作，提供的服务围绕家庭关系调适、社会/社交关系调适和一部分心理/行为干预。边缘青少年和大部分未成年一样，有个性和想法，只是“有的人因为家庭关护的力度不够，离家出走；有的感受不到来自家人的爱，所以在外面寻找被爱和爱的表达方式。”那时，张潇的工作就是去网吧、台球厅这些地方寻找边缘青少年，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并整合学校、社区的资源帮助这些青少年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

边缘青少年这一服务对象的特殊性给张潇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很多的光环——刚毕业的年轻社工帮助走上“歪路”的青少年重回社会正轨，是一件很有话题度的事，很多媒体来报道，张潇也收获了很多关注、奖赏和资金支持。但是张潇觉得，自己撑不起那么多光环，“因为那些年里边缘青少年也就那么几个，真正需要提供帮助的孩子太少了，这个项目似乎在北京并不适合。”

寻找夜不归宿的青少年时，张潇遇到过不少的露宿者，他发现当时并没有社工机构在做这方面的服务，也没有任何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张潇记得有一次在带着媒体一起去街道开展工作时，记者看见了一个露宿者，问他：“这个人不是露宿街头吗？你们怎么不管他？”张潇当时回答说，自己是做青少年服务的，这个人明显不是青少年，超出了服务范围。“但那是说给媒体听的，骗不了自己。”

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专业社工，张潇过不去心里那道坎，“看到问题就摆在那儿，却没有去做，而是找了一堆的借口，拿着相对来讲需求比较少的边缘青少年服务，换来了很多的关注、个人和集体的荣誉、项目的资金，是有负罪感的。”因此，当张潇和另外几个伙伴筹划做一家新的社工机构时，决定把露宿者作为服务对象。 

张潇把这称为“消业障”。

2014年5月，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正式注册成立。在北京南城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和风开始了他们的实验。他们用了7个月的时间对三环以内的露宿者进行了摸排，了解到露宿者经常待的地方、选择露宿的原因等。

通过前期调查，和风对露宿者群体画出了这样一幅画像：年龄主要集中在30到60岁，男性远多于女性，露宿原因主要是来北京务工失败之后没有着落，其余还有来北京上访的、看病的、走失的、从传销组织逃出来的……据和风2014至2019年的统计数据，在北京市三环以内约有3000位露宿者，张潇称这些露宿者为“没有房子的邻居”。

坚持着要“帮每一位露宿街头的朋友获得被尊重的力量”的宗旨，和风社工每年接触到约2000名露宿者，然而这些年来真正接受他们的服务并且建立详细服务档案的露宿者只有198人。露宿者服务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容易，大多数时候无功而返，这其中既有服务群体的特殊性而导致的工作难度大的原因，也有很多现实的压力。

“我们想给的是生存权之上的发展权”

北京并非没有帮助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站，但它们提供的服务和露宿者实际的需求之间是不对等的。救助站能提供的一是7-10天的短期救助，二是购买返乡车票，三是替流浪乞讨者全国范围内寻亲，四是大病和急重病的救治。但和风社工们和露宿者接触后却发现，其实很多露宿者并不需要这些。如果露宿者想回家，早就回家了，他们之所以选择留在这里，有各自复杂的原因，有的是和原生家庭之间有矛盾，有的是心中有执念，不想回家。因此在生存之外，露宿北京的人更追求发展机会。

在张潇看来，露宿者和流浪乞讨人员其实是不同的，他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露宿者会选择乞讨，大部分露宿者宁愿通过捡拾垃圾换钱为生，或者捡别人不要的食物果腹，也不愿意走上乞讨的路，“乞讨的行为在露宿者之间是被鄙视的，露宿者自己会觉得有手有脚的干嘛要去乞讨。”张潇认为，露宿者只是缺少一个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因为一旦陷入露宿状态，就意味着原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功能开始逐渐丧失，变成了一个个现代社会中“鲁滨逊”，类似“孤岛”般的存在。社工的工作就是帮露宿者搭建社会支持网络，弥补他们的社会功能，有的是修复一下，有的则需要进行重建。 

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和风每年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以下简称“政购项目”）的资金。从2015年到2017年，和风的政购项目数量逐年增长，在2017年达到了10个，政购项目资金达到150万元，这是和风社工的巅峰。

张潇回忆到，那几年的政购项目态度非常开放，只要需要帮扶的群体确实存在，社工机构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政府就愿意出资尝试。“如果放到15、16、17年，每年4月，各个政府部门或群众组织就开始公开招募对口的社工组织来承接项目了。”

然而，从2018年开始，北京市停止了用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和福利彩票资金面向社会组织公开购买服务的形式，部分资金下沉至区县和街道，由各区县视自身情况决定资金的使用方式，因此在政购项目上，往往是政府有需求了，才会非公开地招募社工机构来解决。

底层逻辑的变化给和风社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的区县对露宿者的处理方式就是驱散、遣返，他们希望承接项目的社工机构能够帮他们把露宿者劝离这片区域，无论是返乡也好、去往别的区域也好，抑或是露宿者“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就不出现”也好。这与和风社工创立起就坚持的本心是背离的。和风社工关注的是露宿者本身，关心的是露宿者们能否重新融入社会，“我们想给的是生存权之上的发展权”。

因为对这一原则的不妥协，和风失去了很多项目。“虽然钱要有，但是这件事是不是社工该做的，是不是和风这家机构该做的，这是我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当时我们拒了不少项目。”张潇说到。2018年和风的政购项目一下子锐减为之前的一半，收入变为原来的五分之二。加之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和风不得已终止了原本要开展的一些活动。

在政购资金减少的情况下，和风也曾想过各种办法来增加其他收入，在2020年10月上线了淘宝网店，商品是10元一份的露宿者户外日常餐饮包和40元一份的露宿者早晚个人清洁套装，当人们下单之后，和风就会为露宿者发放一份相应的物资。然而两款商品的销量都为零。此外他们也向企业筹款，却收效甚微。2020年年底，他们给当年公布的国内社会责任500强企业中的400家发了筹款邮件，最后邮件的打开率是16%，二次点击率是2%，没有一个企业给予回复，更别提进行捐助了。 

“量身定制的服务”

“当我真正去接触露宿者的生活才发现，他们和我们固有认知里的‘流浪乞讨人员’‘拾荒的要饭的’有很大差别，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有不同的生活轨迹。”“不要大爷”给2019年在和风实习的李子然留下了深刻印象。

结合露宿群体的特点，和风社工采取的是个案工作和外展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在外展中，社工不会一开始就直接与露宿者接触，而是先通过观察和向周边的人询问露宿者的基本情况，再与他们接触和交流，根据露宿者的实际需求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遇到“不要大爷”的那天，大爷正在翻了几个垃圾箱寻找食物吃。李子然和同行的社工悄悄跟着他进行观察，一位年轻女性把一份盒饭递给他，他没有接过，年轻女子就把饭放在垃圾桶盖上。过了十几分钟，大爷翻过了一圈的垃圾桶，仍旧没有吃这份饭。一位知情的保洁阿姨对她们说，这个大爷在西直门附近至少有一年了，“好心人给他买吃的喝的，还有给烟给钱的，他都一律不要，装作没看见，只吃垃圾桶里别人剩下的。”第二周在相同的地方遇见大爷时，她们试图把食物给大爷，但是大爷看了她们一眼，摆摆手没说话，走向了下一个垃圾桶。

李子然第一次觉得露宿者也有气节。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评估，发现“不要大爷”在商业区比较容易获得食物和水，但对他人的帮助持拒绝态度，因此和风定下来的方案是只对他定期观察，如果后续发现生存境况有变化再去介入。

既然是面对人的工作，就需要充分了解每一个个体或者小群体的需求，“街角蔷薇”项目的开展便来源于这种体察。 

2015年春节，大清早，张潇和一些员工就带着分装成盒的饺子去找露宿者，希望让他们在过年的时候也能吃上饺子，这是和风每年的传统。寒冬凛冽，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偶有三三两两的市民戴着围巾耳罩，穿着羽绒服，“全副武装”地在冰面上滑冰。河边的桥底下，有一个用塑料布搭的窝棚，一面挨着桥的水泥墙壁。地上铺着七八个人的被褥，墙壁上挂着几个装衣服的袋子。天光透过塑料布射进棚子里，有些刺眼，这是几个露宿者共同的“家”。张潇和其中一个露宿的大哥早已认识，算是老熟人，便招呼大家出来吃饺子。他们身上的棉袄看上去没有多少棉花了，由于长时间没洗，布面上泛着铁一样的寒光。 

张潇回忆道：“一个大姐特别激动，说什么都要给我们个东西，想感激社工们让睡大街的自己在春节还能吃上热乎乎的饺子。”她让张潇一行人在外面等着，自己进了窝棚里翻找，“露宿者能有什么东西啊，我们一直说不用了不用了，但是大姐特别坚持。”

差不多五分钟后，大姐拿出了一张土黄色的草纸，说是要给社工们写一封感谢信。她把纸垫在河边的石头上，蹲着写好了感谢信，然后郑重地递给了张潇他们。

几年过去了，张潇还记得上面写的一句话：“祝好心人春节快乐。”

这张写满字的草纸引起了社工们的注意。它泛黄而粗糙，摸起来还有一些扎手，这样的草纸已经不常见了，是老一辈人才见过的东西。社工们好奇，便问这草纸的用途是什么，大姐回答说是上厕所时用的手纸。 

同行的女同事紧接着问，“那生理期怎么办？”

“就拿草纸垫着啊。”大姐无奈一笑，又有些不好意思，便低下头来。

社工们当时只觉得很惊讶，追问要是垫不住怎么办？

“那就……裹点干草。”

普通的卫生用品在女性露宿者这里变成了奢侈品，张潇和同事们觉得这个事情必须得解决，又考虑到女性露宿者的人身安全问题等需求，“街角蔷薇”项目最终成形。它包括性侵害预防计划、生理期卫生计划、常见病诊断计划等，为女性露宿者免费提供卫生巾、卫生纸、防狼报警器等物品，帮助女性露宿者提高生活质量和安全性。

“情怀不是真金白银”

“确实这份工作不足以支持我很多的想法。”

陈晓兰来自广西，在北京上完大学后来到和风工作了两年，两年的工作体验让她觉得“也差不多了”，工资低、离家远，她看不到未来。现在的她在深圳的一家基金会工作，比起在北京税后只有三四千元的工资，在深圳每月六千左右的收入使她的生活质量有了切实的提高。

政购项目锐减、资金不足的同时，社工的相继离职让和风雪上加霜。八年间，人来人往，身边的伙伴们来了又走，最初的创始人也只剩下张潇一人。2018年12月到2019年5月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前前后后一共走了8个人，包括一些骨干员工。这对机构的业务和工作的开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那段时间里，能停的项目基本上都停了。之前在和风的公众号上有一个定位版块——路人发现露宿者后可以留言，社工直接根据定位赶过去查看露宿者的情况。但人手的骤减让这个板块成为虚设，根本没有人能及时赶过去，和风只能撤掉了定位板块。

作为机构负责人，张潇尊重也理解伙伴们的选择，“其实很多人是带着情绪走的，比如说对行业的彻底失望，对机构的彻底失望，或者是对某一个甲方的不满，对我的不满，每个人走的理由都不一样。”

工作了三年的杨帆还是在2019年离职了。还记得在面试时，张潇就对他明说了，单位是没办法帮员工解决北京户口的。当时的杨帆并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甚至“心里轻蔑地一笑”，觉得自己的天津户口挺好的，要北京户口干嘛。多年后回想当时的自己，杨帆觉得“那时候说得好听点叫天真单纯，说得不好听点就是缺心眼。”

随着年纪渐长，父母也快要退休了，杨帆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家庭责任，然而以他当时的工资水平，根本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我父母已经老了，我能拖得起，我父母已经拖不起了。与其为了情怀留在远离父母的北京，不如回到天津找个离家近的工作，这样还能和父母有个照应。”在理想和现实的对抗中，杨帆坦诚自己输了，最后还是败给了现实。

离开和风之后的杨帆也在思考情怀与现实的问题，最后也只是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要给未来留一点希望，“在和风工作的人都是有情怀的人，但情怀不是真金白银，情怀更像是一针兴奋剂，能解一时之困，不治长远之痛，穷病应该如何医治？追求理想实为不易，绝境逢生需要勇气，逆转乾坤则需要大家群策群力。”

办公室搬了又搬，有一块照片板一直被保留着，那上面贴着曾在和风一起奋斗过的以及还在坚守的小伙伴们的照片，定格了他们为情怀而澎湃的岁月。

从2014年成立时那间不足10平米的小平房，到2017年鼎盛时那个140多平米的写字楼办公室，再到如今约30平米的小屋，和风社工的全职员工从3人变成15人，再到如今的5人。这一路走来，鲜花繁盛有之，更多的时候，和风社工在披荆斩棘。 

很可能有一天和风社工撑不下去了，但张潇觉得，那只是结果，并不是失败。在他看来，和风社工的员工只是一群普通的工作者，干着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非要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他们始终在坚持专业的社会工作理念与实践，绝不违逆他们的本心。

“帮每一位露宿街头的朋友获得被尊重的力量”，只要和风社工到最后一刻一直在做这件事，这一趟便永远不算失败。

来源：RUC新闻坊

作者：梅桂 张涵博 张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