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让“第三次分配”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通过正确价值理念的引领，第三次分配鼓励社会力量以自愿的方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从而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

进入数字时代，我们应如何做好第三次分配？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公益慈善事业当中应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重振公众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信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原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就此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

王振耀认为，中国客观上已经步入了“善经济”时代。他在访谈中表示，当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的关口，社会价值便开始引领经济价值，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再是“求多”，而在于“求善”。在步入新发展阶段之际，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贡献出坚实的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原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 受访者供图

数字时代，应共建项目推动公益慈善

《21世纪》：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在改善分配结构方面将起到怎样的作用？“互联网+”时代的第三次分配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王振耀：当第三次分配被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这不仅仅是简单地鼓励大家做慈善，而是会对整体的分配架构带来机制性的改善，提倡善与爱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会带来影响。比如当前普遍的“996”工作制，或者一些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生产条件相对落后，体现了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有所不足。

再分配同样也有许多问题面临调整，包括大病救治、儿童救助、养老事业、对残疾人士的服务等。通过弘扬第三次分配的理念，能让我们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同时也能动员公益慈善的力量弥补一些国家无法大包大揽的部分。

进入新时代，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与过往相比产生了很大不同。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经济总量的增速放缓，但财富聚集的势头在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行为产生改变，社会行为同样也要发生改变。

老一代的慈善家主要用捐款的方式解决贫困人群的温饱问题。那么现阶段的公益慈善事业既要提倡捐赠，更多地则要打通政府、企业、社会间的联系，通过一些项目的共建来造福民生。

以大病救治为例，每年国家医保基金的总支出是万亿级的，而针对大病的财政补贴以及社会募款合计也超过千亿，但依然有患者为大病犯愁。所以在钱的问题之外，公共合作的理念格外重要。在数字时代，如何畅通患者、社会组织、医疗机构、政府之间的信息共享？这就存有项目开发的空间。

再者，现在社会各界对于公共学习平台的需求迫切。学习平台对孩子们的教育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同时也能缓解老年人的苦闷，消解老年人的孤独。中央针对家长学校、儿童主任等项目下发过许多文件，平台的建成对于促进这些项目的推广落地也有好处。这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很多带有专业色彩的事情应该看到社会人士的身影。

总而言之，现阶段的公益慈善事业应当具有更大的社会效益，我们需要研究社会政策的专家、有经验的行政工作者以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关注当下亟需求变的一些社会问题，而不单单依靠捐赠的力量。

 《21世纪》：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日前在讲话中提出，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第三次分配适当激励。如何发挥税收对于社会捐赠的激励作用？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帮助做好第三次分配？

王振耀：税收政策的调整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征收遗产税以及其他的直接税。古人已对如何看待财富的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大学》里提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许多中国企业家也告诉我，没有德行是驾驭不了财富的。光留财不留德，恐怕会害了孩子。富豪们给孩子留下一堆金山，这些孩子不用努力就能取得成功，这对社会是一种伤害。所以国家征收遗产税还有其他的税种，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另一方面，只要你投身社会捐赠，那相应地就要减免税负。一征一减，等于是国家送给大企业家们的两个礼物。既有利于教育后代，形成努力奋斗的家风，又能利用这笔资金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税收政策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宏观政策也要相对应地跟上，包括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对公共服务的升级，对慈善行托行业的监管等，要在法律层面容纳下更多的爱心。

再有就是我们要对做出奉献的爱心人士予以表彰，这点还做的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培育行善光荣的社会氛围，凝聚正确看待财富、助力社会事业发展的共识，这才是做好第三次分配的根本路径。

 何以重振公众信心？

《21世纪》：当前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如何？

王振耀：在2016年《慈善法》颁布之后，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2021年，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90万个，其中公益慈善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大量的社会资源开始动员起来。

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意识在显著增强。前些年学界在研讨垃圾分类、“厕所革命”这些议题的时候，社会大众报以不理解的态度。但现在，这些工作已经被放在国家的高度推进，大家也认识到，一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

蕴藏在中华文明之中的大善大爱精神，近些年来也不断涌现。罹患重病的患者通过网络平台募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筹集上百万的善款；遭遇疫情、灾害的地区，更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所以现阶段我们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我们还要许多工作要做。从捐赠数量来看，我们单年的捐赠金额还停留在一千亿人民币左右。尽管不是说捐得越多越好，但毕竟捐款是衡量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些政策法律维度的障碍仍然存在，而从意识到行动的转化过程也有提升的空间。

《21世纪》：如何理解我国公益慈善领域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王振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天下为公”，所以我们的政府是民本主义的政府，而人民在遇到问题时也特别希望政府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希望通过公共政策的完善，通过政府机构的改良来服务好社会。

在公益慈善维度，政府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保驾护航，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律，提供一定的物质设施和资金的支持，社会组织也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如果说一定要把两者的关系割裂开，井水不犯河水，那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

我在民政部工作期间负责过汶川地震的救灾应急工作，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深刻，有群众联系我，说他想要捐赠一车面包，如果他把这车面包送到成都的指挥部，再调度送往灾区，恐怕面包早就发霉了。于是我让他就近前往灾区，安排当地收下物资并给他开好收据。

后来我想，我们的民政系统、应急管理系统要更好地发挥平台的功能，社会各界包括小规模、专业化的服务组织也要积极与平台对接。在面临灾情的时候，政府的力量能够解决很多事情，譬如受理海外捐赠时能帮助协调海关手续，能安排物资运送车辆等。当然，我也鼓励有条件的个人或者企业直接到灾区去，但一定要向平台报备。一来能够留下捐赠的凭据，二来当发生物资扎堆运送的情况时，我们的平台也能起到调配的作用，让其他物资短缺的灾区能够得到及时的援助。

《21世纪》：10年前的“郭美美事件”使慈善组织深陷信任危机，而在疫情与河南洪灾期间，关于企业“诈捐”的争议也不绝于耳，如何重振公众对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信心？

王振耀：首先要及时主动地向社会大众公布调查结果，对确实存在的问题予以严厉打击，彰显政府的行动力。对于一些好心办错事的情况，譬如送来了质量不合格的物资，我们要把好质量检验的关口，但在处理上要谨慎一些，不要夸大宣传。

如何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公开透明不是把账本在网上一晒了之，关键是要及时对捐赠人做好信息回馈，让爱心人士清楚地看到他们所捐献的款项、物资究竟用在哪里，让他们心中有数。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各方互相信任，慈善组织及时公开捐赠信息，审计部门定期对于慈善机构或者受助单位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公众也就没必要紧抓着账本不放。

“善经济”时代，社会价值引领经济价值

《21世纪》：早在2013年，你就提出中国即将迎来“善经济”时代。如何理解“善经济”这一概念？关于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有哪些路径值得探索，又要注意防范哪些风险？

王振耀：从2000年到2011年，全球人均GDP由5000美元左右提升到超过1万美元。但在之后的十年，人均GDP基本是徘徊不前，在1.1万美元左右浮动。

随着经济一路增长，我们所追求的是从“没有”到“有”，从“少”到“多”。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意味着物质财富的总量极大丰富，我们就开始考虑从“好”到“更好”的问题。

2019年，我国人均GDP迈过了1万美元的关口，整体的商业逻辑也在发生转变。过去是经济价值引领社会价值，而现在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产品的质量是否符合高标准？企业是否善待顾客、善待员工、善待环境？这些指标越来越成为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经济发展的目标转为“求善”，我就把这个时代称之为“善经济”时代。

在中国的语境下，公益慈善事业已经不再是企业发展的备选项，而是必选项。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企业将自身的理念使命与社会的需求对接融合，以对待项目开发、对待投资的认真态度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探索的路径是不尽相同的，大企业应当把眼光放得高远。我举几个例子，曹德旺先生创办的基金会捐出100亿元，目的是建设一所新型大学，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捐资修建了儿童探索馆，就坐落在中国儿童中心园内，这对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来说特别有好处；腾讯基金会发起的“99公益日”活动，也是用科技的力量助力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至于中小企业，一方面可以多方形成合力，选择熟悉的领域开发针对性的项目。另一方面可以下沉社区，通过点对点的帮扶在基层发挥作用。不是只有大项目、大手笔才叫慈善，精准解决基层的难题同样会获得社会的尊重。

在新发展阶段，对于企业公共价值的评价已经产生了多维度的标准。包括ESG评价在内的综合性评价也将推动企业更积极地拥抱善与爱。

在企业“向善”转型的过程中，也要注意防范一些问题。首先，有些企业从事的公益慈善活动随意性较强，不具有计划性和可持续性。大灾来临之后，我捐一笔钱就算完成任务了，这样的捐赠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挂不上钩。

其次，国家也想通过对第三次分配理念的弘扬，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那么企业既要注重对外的援助，对于企业内部身陷困难的员工也要及时帮扶。

再者，企业要注册成立自己的基金会，请专业的人才来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行和项目的开发。公益慈善不仅是一个仪式，我们需要将它正规化地长期运作下去。

最后我还想再次提醒，企业要注意和政府及社会多进行良性互动，了解各方的需求在哪，免得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

《21世纪》：在“善经济”时代，如何通过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助推社会文明的进步？

王振耀：在社会治理方面，公益慈善的力量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相较政府和企业而言，公益慈善组织更能试错，更能在社区治理、养老服务、弱势群体关怀等方面尝试走出一些创新道路，民生领域需要深度的互动合作。

公益慈善事业也能为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有的发达国家，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10%，而公益慈善事业创造的价值能够达到GDP总量的5%，我们当前还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试想当中国迎来了这样的时刻，那社会整体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公共服务精神自然水涨船高。

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我们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而公益慈善力量应当走在国际合作的前头。不仅是政府推进的大型工程能让世界人民受益，即使是一片小的善心也可能为其他国家的建设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

在这样一个时代，特别需要我们敞开胸襟，心怀大爱，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投身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尤方明  编辑：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