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中国公益
中国公益慈善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一直是非常密切的。除了那些大型基金会之外,许多国外的小慈善机构、甚至个人,也参与了中国公益事业的进程。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广东各地还有大大小小100多个“麻风村”,居住了很多已不具备传染性的麻风病康复者,他们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因此在远郊之地,聚落而居。
当时服务于麻风病康复老人的公益组织,有两个令我印象深刻。
一个是由陈志强主理的“汉达”,在几年内动员了上万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照顾病残老人的公益活动;
另一位就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日本青年原田僚太郎,他成立了“家工作营”,和他的中国妻子一起组织年轻人去照顾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麻风病康复者。
在国际公益组织“走进来”的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外溢,中国公益人的声音也逐渐扩展到了国际社会。
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大地震,中国二十几个机构在第一时间去往尼泊尔,并形成了救灾共同体,一如大家几年前在汶川地震后所做的那样。
中国公益组织以在尼泊尔地震后反应最快、援助最及时、成效最大,而被国际社会和媒体广泛认可。这也是中国公益组织走出去的高光时刻。
此外,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公益事业也密切相关。
在2008年前,保护野生动物和反盗猎就一直是中国公益界值得骄傲的领域,也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而在遥远的非洲,在中国人的名声被那些进行象牙交易的中国人败坏了的时候,有一群退伍军人组成了反盗猎队,远赴非洲去保护那里的大象。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保护大象、反对杀戮的。
中国国家形象和大象的缘分还在持续。
2021年疫情期间,对中国的软实力起效最大、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最有帮助的一件事,居然不是中国抗疫的阶段性成功,而是在云南大象迁徙的过程中,各个地方政府一路保护这些大象,开通道路、供给食物,最后引导这些大象回到了合适的栖息地。
外媒是这样评价的,美国广播公司援引美联社的文章记录道:“大象得到了最高级别的保护,即使自然栖息地缩小,它们的数量也会稳步增加,(官方)要求农民和其他人在遇到它们时尽量保持克制。”类似的西方媒体报道为数不少,全世界都知道了,经过多年官方和民间的努力,在中国,环保观念、爱护动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一个致力于公益慈善的中国,不但让自己的社会更和谐,也在国际社会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同时也让中外公益慈善的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
2015年,由中美慈善家共同发起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致力于打造现代公益慈善管理知识体系。其主体课程中有部分就源自印第安纳大学礼来慈善学院,学生更是分批到哈佛大学、英国、日本等地访学,甚至到发起人家里做客,也带去了中国公益人的声音。
到这几年,更多的大学开设了公益专业,教育部批准设立公益慈善管理本科,说明公益慈善的专业化、公益慈善知识体系的建设进程有了质的飞跃。
公益面临新的挑战
如果公益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内驱力,如果理想主义者能够一直胜利,那么公益就依然能够为整个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伦理做贡献,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如果公益组织能起到这种作用,那它们就不再是商业的点缀。
因为只有在平等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良好的生态链,创造“人人公益”的大环境。
但近年来,公益机构、特别是民间公益组织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最明显的是2019年底疫情暴发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虽然表面上繁荣依旧,但其内生动力却已发生变化,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当一项事业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和难以战胜的困难时,就特别考验这项事业的内在和外在驱动力是否强大。而当动力无法战胜阻碍时,这项事业虽然还在发展进步,但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表现出停滞、迷失,甚至内卷。
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全国各地的公益组织像在汶川地震时一样,想着能够为抗击疫情出把力。那时一度也形成了公益机构大联合的局面,多家公益组织在一起共享信息,输送抗疫物资。而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也躬身入局。
实际上,第一架包机援助武汉的物资就是由复兴公司提供的。2020年5月,我在协调抗疫物资时认识了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当我说到抗疫前线的需求时,他主动提出以成本价提供600台台式呼吸机,由几个大型基金会协调,给到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市的前线,这为当时急需要呼吸机、制氧机而不可得的前线医院解了燃眉之急,而这家公司在此次销售中几乎是一分钱也没有挣。
据《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统计,2020年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慈善捐赠达到了创纪录的2253.13亿元。
面对大灾,中国人的慷慨和热情再次被激发出来。
但随着疫情的长期化,社会资源互通遇到障碍,中国的公共生活领域在“因疫情隔离”的大背景下也遭受到了极大冲击。公益领域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一是疫情的持续对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造成了困难,让企业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存问题,拿不出更多的资源投入公益慈善领域。有些企业更是直接因疫情及封控而倒闭,更多的人关注自己怎么活下来。公益领域的资源来源,出现了很多问题。
二是疫情对中国人新生的公共生活和社会心理带来冲击。一度习惯了开放、流动和公共生活的中国人,不得不在疫情封控下退回到自己的小家庭中去,甚至退回到宅男宅女的状态。一些急需社会化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如需要融入社会才能更好地生存的自闭症儿童,面临着社会化资源前所未有的短缺。
三是疫情也导致了公益机构本身的困难。像一些城市里以家政女工为关怀对象的公益空间,在疫情冲击和街道封控下无法存续,最后解体;一些自闭症关爱机构的关门,让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养老院去,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孩子社会化的进程。在一个社会最需要公益组织的时候,公益组织自己,却面临极大的生存困境。
按照公益人自己的说法是:“每年盼着新一年好转有起色,结果是一年比一年难。”
而更重要的后果,还不止于公益行业本身。因为公益是社会各阶层和谐的关键纽带。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在一个社会中,仇官、仇外、仇富,这些偏激声音背后的形成逻辑其实是互通的,而公益倡导机构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引领相关的社会议题走向正确的舆论导向。
面对“公益圈”自身问题
除了经济下滑和疫情封控所带来的外在困难外,实际上一些在公益界长期存在,并在危机之下被放大的圈内问题,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
这些危及公益内驱力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公信力危机,小圈子文化,提前功利化,发展前景不明。
公信力问题从始至终一直困扰着公益界大大小小的机构。
在公益黄金十年的初期,整个公益圈就爆发过公信力危机。这一危机是在2011年由一个叫郭美美的女性引发的。她在微博晒图炫富时宣称自己是中国商业红十字会总经理,这条微博让郭美美、玛莎拉蒂汽车、中国红十字会都被推到风口浪尖。
红十字会费尽气力说明自己和商红会无关,却难以平息网友的质疑。其结果就是,此后的雅安地震中,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组织得到的捐赠与民间公益组织相比,出现了倒挂。
在2020年武汉疫情中,湖北省红十字会出现了物资发放不力的情况,积压了数十天的抗疫物资被专业的物流公司在一天之内就发放完毕,人们对其专业能力的质疑再次凸显。
为解决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提高组织财务透明度,引入媒体监督甚至“公益真探”等做法一度风行。
但长久的疑问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而如果无法取得公众的信任,公益组织的能力和作为就无从谈起。
所谓小圈子化,指的是公益圈自己形成了一个小江湖。
从最初“捐钱捐物”的简单慈善行为,到后来整个行业的专业性不断提升,为公益圈设置了专业等门槛。但和其他圈层一样,权力和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也让公益圈出现和暴露了很多问题。
如新兴的水滴筹等互联网商业筹款项目出现问题、冰桶挑战后罕见病组织被其他组织集体控诉、公益人个人行为受到攻击等等。
围绕着公益属性的一系列争论,表明公益领域在认知上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分裂。
此时的公益圈越来越像是一个江湖:大佬权威固化、资源向大机构集中,公益组织之间形成马太效应,内部认知割裂,观念争执演化为派别之争。
所以近年来公益界的有识之士都谈到,公益需要整合,更需要出圈,以超脱内部的小圈子意识。从跨界到专业再到出圈,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行业发展进程。
再次,这个行业内中坚力量的公益人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还很模糊,也就无法留住最优秀的人才。
公益人工资水平低,一直是一个问题,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有时我就会被问道:对于职业公益人的顶流—基金会秘书长群体来说,他们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在企业里职业经理人的发展方向是很清晰的,但在公益行业,秘书长作为这个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却无法指望通过公益组织或行业的发展而实现更大的目标。因为公益机构本身是很小的,一个基金会几个人、十几个人的配置都很常见;而公益行业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很多巨大规模的机构。无法建立起对一个行业的未来的信心,行业内的精英迟早会流失。
最后,提前功利化,则意味着公益圈的理想主义气质开始褪色。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只学会了妥协而忘记了战斗。
实际上,没有政府和法律的回应,理想主义是很难取得成果的。
像很多公益人和项目,疫情一来,就还是回到原来政府管制的老路上去,而且老百姓还非常配合,都选择在妥协中求生存。
再有,网络暴力一来,马上噤声,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斗,就结束了战斗。
公益圈也陷入琐屑的议题争论中,并未建构起这个社会自我管理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如此一来,逐渐从理想主义的公益,变成了功利主义的公益。
在这个不断妥协而不是勇于进步的过程中,随着不断地给自己划定更小的圈子,公益的内在驱动力终于耗竭了—这更像是公益版本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失败。
以上四点,都在削弱公益组织的内驱力。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公益组织的内驱力不足的情况,其实都与公益组织的社会化程度不够有关。即能扎根在民众和社区、真正满足社会成员需求,提供不可或缺的价值方面的公益组织,数量既少,做的也还远远不够,导致“初心和贡献—社会支持—更坚定的初心和更多贡献—更大的社会支持”这样一个健康闭环没有出现。
十年之后,公益的外部驱动力
不过,即便公益行业内部存在着内驱力下降等种种问题,但公正地说,这仍是一个新兴行业难以避免的问题。
现在,这个行业也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就在公益的内驱力被大量消耗、遭遇到疫情带来的外部困境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获得了国家和政府的巨大的外驱力的支持,有望通过重构发展逻辑、加入国家发展战略而走得更远。
其实公益事业的外驱力一直都存在。作为社会问题引领型的公益发展路径,公益圈的重点一直是跟随着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的变化而变化。
2008年之后的几年,中国遭遇了频发的自然灾害,2013年雅安地震、2015年甘肃岷章地震。这导致许多公益组织集中到救灾领域。像壹基金原本是做自闭症儿童项目的,这几年都是以救灾援建为主。以社会问题为引领的外部驱动,会通过激发公益的内生动力来起作用。
在近年来大获成功的扶贫攻坚战,是党和国家的既定政策。公益组织在助力党和政府消除中国社会中的绝对贫困现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和民间社会全力合作的一个典范。
2022年,在国家主导的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党和政府又提出了“乡村振兴”。和扶贫事业一样,乡村振兴也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热情参与。腾讯、阿里等民营企业、国家电网、中国石油等国有企业,都为此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可望新一轮乡村建设热潮即将兴起。
在这个国家向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领域投入更多资源的时代,作为公益人,更重要的就是要重新理解由外驱力而推动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新逻辑。不能理解这个逻辑,就无法在新的时代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要变革自身,因应时代的需要。在许多公益领域,特别是乡村的情况复杂,问题多元,需要的恰恰是小而美的公益。在这个领域,民间公益组织有望发挥自己独特的更细致更切实的作用。
当然,前提是必须要找回自己理想主义的初心,重新建构公益事业至关重要的内驱力。
让中国人的生活更文明
走过“黄金十年”的中国公益事业,正在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国家对社会福利领域的重视和投入,每一个公益人都能够感受到,由巨大外力驱动的公益大时代来临了。
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会怀念那些“小而美”的公益事业,怀念那几个在震后的村子里领着灾民跑步的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怀念用十年青春照顾中国麻风病康复者的原田夫妇;怀念在调查苹果代工厂污染事件时被保安追着逃跑的女摄影师。
因为那里有原初的、真正的公益精神。
回顾中国公益的“黄金十年”,其最可宝贵的地方,不是有多少公益组织应运而生,而在于这些组织的生成,主要来自内生动力,正是凭借着源自心底的内在动力,原本缺乏公共生活的中国社会建构起了从未有过的现代公共生活体系,以及对公共生活的评价体系。这些公益行动带来的公共生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弱者知道尊严所系,强者知道如何谦卑行事。一句话,公益让中国人的生活变得更文明。
但在国内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公益内驱力如何才能重建并发扬呢?只能说,正是在灾难和危机来临时,理想主义者的价值才更会凸显。
那些公益精神的内核,如平等、尊重、公正、自我牺牲,就深藏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等待着被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同情和热爱激发出来,并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黄金十年”最大的成果,也不是有多少实践成效,而是让这个国家真正出现了一些“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去引领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
在最好的时代,他们推动公益事业的成长,也推动社会其他阶层躬身入局;在遇到困难的时代,他们总是心怀光明、低调做事,默默地为理想付出。公益于他们而言,已不仅是一种“高贵的烦恼”,更是一种终身难以痊愈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