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副理事长赵本志:创新社区慈善 助力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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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副理事长赵本志:创新社区慈善 助力基层治理
提要
对“基层民主和基层治理”议题的点滴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7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树立机构编制工作鲜明基层导向……突出基层党的建设、平安法治、民生服务、经济发展等主要职能……要继续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同时强调:“要服务保障民生领域建设。重视研究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充实加强并稳定村医队伍。”

2023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学术版刊发三篇文章,专题探讨并推介基层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对于个人最难得的是2023年11月至2024年1月,在中央党校接受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研究专题培训,为深入学习相关理论知识、结合工作实际融入并改进基层治理实践,既提供了机会、创造了条件,又增添了动力、提升了能力,现经老师指导、同学帮助、参考借鉴,形成了对“基层民主和基层治理”议题的点滴思考。

一、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与不断提升能力建设

(一)充分肯定新时代以来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别,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等部署要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基层治理方式和手段不断创新,基层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基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具体特征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逐步形成,治理重心有序下移,基层治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等等。

(二)充分认识“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共同体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互动中以稳定的共同生活、共享价值、共有观念等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社群形态,其建设的着力点在于增进人们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层治理是一个社会在处理基层公共事务时,调动资源、组织力量、协调利益等的一种重要方式,其过程必然会涉及不同参与者及其社会关系的生成和变动。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就是在面对具体基层问题、推动基层运行过程中,对不同参与者的角色功能、行为取向、运行原则等作出基本定位和规定,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既心情舒畅又和谐相处的关系格局,呈现出个人与集体的互利共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就是要做到过程由群众参与、成效由群众评判、成果由群众共享,通过夯实治理基础、健全管理服务机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进基层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三)充分理解“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要深入总结我们党加强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新时代如何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活跃有序、健康向上的社会交往,是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的重要前提和生动表现。这离不开全面提升社会建设水平,也离不开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新征程上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行深入研究,以此正确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诸如:要加强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领域的研究,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提升人民群众发展能力、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拓宽多样有序民主参与渠道的研究,把全体人民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要加强促进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的研究,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能动的、活跃的主体,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立足工作单位性质与切实履行职能职责

(一)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人口基金会”)是谁、为谁、成谁?

概括说:人口基金会出身“根正苗红”,关注“人口家庭”,追求“共赢共荣”;主要职能职责是坚持服从服务大局,融入国家宏观战略和社会基层治理,促进卫生健康系统和公益慈善行业建设与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成为党和政府放心的“国家队”,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各方信任的“专业队”,基层和群众需要的、干实事做好事、成事不出事的“服务队”,急难险重面前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突击队”“救援队”。

重点讲:人口基金会于1987年6月1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成立,一直秉持“增进人口福利,促进家庭幸福”立会宗旨,围绕“突出健康促进主责主线,拓展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关注养老托幼人口难题,参与应急救助灾后援建,打造幸福品牌家和文化”的总体思路,努力做到党和国家有要求、我们有响应,基层群众有需求、我们有关切,爱心企业有诉求、我们有跟进,危难时刻有急求、我们有担当,公益伙伴有追求、我们有行动,扎实开展了幸福工程、幸福微笑、黄手环行动、健康暖心工程、中国大病社会救助平台以及乡村医生支持计划等公益项目,历史上还针对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和特殊困难家庭开展课题研究和公益项目探索,推动了国家《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等政策出台。

荣誉榜:先后荣膺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全国先进社会组织,中基透明指数连续多年满分并列榜首;2021年,跨入国家 5A 级基金会行列;2023年,党支部获评中央和国家机关“四强”党支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先进基层党组织”,基金会荣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2023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工作表现突出单位、2023中国公益基金会品牌榜前十名、第二十届(2023)中国慈善榜“年度榜样基金会”,同时“乡村医生支持计划”和“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项目荣获该慈善榜“年度典范项目”和“年度慈善榜样”;“黄手环行动”荣获“2023年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银奖”和“行动者联盟2023公益盛典特别贡献奖”,“中国大病社会救助平台”荣获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

(二)慈善工作和慈善资源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潜力军、生力军。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早在2002年8月22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慈善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指出,“协助政府发展慈善公益事业,更好地推进社会保障化,维护社会的稳定”。

2006年12月12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慈善大会上强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把发展慈善事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真正确立慈善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意见》强调,要“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慈善事业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要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有效推进社会慈善资源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所谓社会慈善资源,是指社会公众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资助等方式进行分配的资源。它既包括善款、善物等有形资源,也包括服务、爱心等无形资源。社会慈善资源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依托。作为一种社会公益资源,社会慈善资源本身是社会协同的重要力量,相对于政府制度化资源的供给方式而言,社会慈善资源具有更高的自主性、灵活性与便捷性。社会慈善资源是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推进的活力源泉。这就意味着,社会慈善资源可以弥补城乡社区在资源供给上的不足。

(三)推进社会慈善资源融入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

一要创新理念。树立主动融入意识,激发全民的爱心、调动全社会的热情,使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慈善事业;树立全域融入意识,探索建立“慈善+党建”“慈善+金融”“慈善+教育”“慈善+救助”等实践模式,形成全域慈善生态链,并使之助力于基层社会治理;树立协同融入意识,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指导和管理,使各类基层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责、有人办事、有章理事。

要健全机制。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创新激活社会慈善资源的组织化形式,广泛凝聚社会贤达人士、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多方面力量,形成推进社会慈善资源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注重慈善激励,发挥基层政府主责作用,创新慈善行为激励方式,让慈善行为主体“慈有所乐”;推进慈善公益组织与媒体平台合作,利用主流媒体舆论“风向标”,大张旗鼓宣传慈善标杆企业、慈善知名人士,弘扬社会正能量。

三要因地制宜。以社区为主体,增强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识,积极开展“社区慈善日”等活动,努力打造“慈善标杆社区”,从而提升社区的凝聚力;以社会力量为依托,整合资源,发挥优势,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服务精神,凝聚盘活社会慈善资源;注重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探索慈善积分奖励、慈善时间银行等多样化举措,让善行得以“储存”,让善举得以“升值”。

三、倡导向上向善理念与努力做好社区慈善

(一)社区慈善面临现状和特点。一是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过去一定时期,政府和公益慈善界并未将社区慈善纳入关键议题。近两年,上至政府,下到民间组织,都开始重视社区慈善,很多专家学者也呼吁,诸如: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要把重心转到社区慈善”;北师大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谢琼表示:“社区慈善是社会治理与慈善发展在基层的融合,不仅符合中华邻里互助的传统,有助于社会慈心善爱的发挥,也畅通了社会成员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增进了社会团结,是未来慈善发展的重要方向”由此为人口基金会更好融入国家社会宏观治理和做好基层微观工作提供了思路参考和路径借鉴。

二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慈善在社区,古已有之。社区慈善作为一个政策概念,较早出现在2015年民政部印发的《关于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中,其在“协助做好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有关工作”部分提出“大力发展社区慈善”。2016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城乡社区组织、单位可以在本社区、单位内部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为社区慈善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许多地方对社区慈善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社区基金会、社区慈善基金、慈善超市、社区慈善社工站等社区慈善载体遍地开花,为我国社区慈善和基层社会治理积累了经验。2021年陆续开始实施的《广州市慈善促进条例》《上海市慈善条例》等地方法规也明确提出推动社区慈善发展的举措。

三是模式维度越来越多。各地社区慈善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慈善组织、社区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而具体工作载体既有实体的慈善组织,如社区基金会,也有汇集社区资源的蓄水池——社区慈善基金,还有社区资源的流转载体——慈善超市,以及社区的服务载体——慈善社工站、慈善帮扶站等。2014年,深圳全市进行社区基金会试点,行业内称之为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元年”;2023年底,苏州全市96个乡镇(街道)和565个村(社区)建立社区慈善基金,聚集了近5200万元慈善资金服务基层;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创造的“一元捐赠”全民慈善,以村为单位,党员带头,倡导群众每人每月捐赠1元,2022年全县收到捐赠款超过2200万元,每个村庄都有了几万到十几万元的捐赠款,基层的许多事务办理通畅起来,如村中有了大病患者,就施之以程度不同的援助,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二)社区慈善发展路径与问题。从我国社区慈善发展的现状看,政府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发挥了强有力的牵引作用,地方行业性组织或枢纽型组织(尤其是地方慈善会)与政府联动,积极培育并孵化了社区慈善发展的人才、资金、运行机制、服务标准等基本要素,形成了社区慈善发展的“政策介入—行业组织行动—快速发展”的中国路径。同时在不同地方又探索出了嵌入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相对独特的模式,如广州借助以往较为成熟的社会工作体系发展“慈善+社工+志愿服务”,成都通过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将社区慈善套入基层社会治理发展,上海发挥自身优势将慈善超市打造成当地慈善事业的一张重要名片……尽管这几年社区慈善发展较好,但从整体来看,目前社区慈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社区慈善组织大多不具备法人资格,规模较小、组织架构简单、业务相对单一,要求相关的培育和管理工作需充分尊重其自愿性、民间性、自治性;社区慈善的居民动员能力有限,主要是欠缺居民需求导向的慈善项目,导致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不够;社区慈善还处在初始的“建制”阶段,资源的横向联动和项目内容的纵深挖掘均有不足;社区慈善的服务能力有待提升,不仅社区基金会数量少、专业性弱,而且现有的社区慈善载体运行效率也不理想,特别是部分政府驱动型的社区基金会在政府资源撤出后独立生存能力堪忧,面临“生长痛”等问题。

(三)社区慈善大有可为及作为。

首先,进一步明确功能作用。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既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情感共同体,又是推进社会慈善资源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主体;社区慈善是一种慈善形态,通过慈善手段和机制,集聚多种资源解决社区居民和社区发展问题,以达到改善民生福祉、参与基层治理、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期待在今后的政策制定中,对社区慈善组织的具体形式不做过多限定,赋予基层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完善社区慈善组织登记、备案等相关管理制度,简化办事程序,降低运作成本。

其次,进一步注重优势互补。慈善在社区的落地可以将慈善资源和服务真正递送至居民,改善居民福祉水平,最能直观体现真实的慈善有效程度和社会参与度;社区慈善联动内外部相关资源,为居民提供便捷的生活慈善实践机会,培养居民的现代化慈善认知与理性慈善实践;搭建形式多样的“家门口”慈善平台,创新便捷有效的“触手及”慈善形式,最大整合社区慈善资源,提升慈善服务效能。

第三,进一步培育挖掘潜力。社区慈善融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等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调动了居民积极性;社区慈善通过机制设置、项目实施和服务提供,有效融合社区治理和社会保障措施,为准确观测包括慈善在内的多种治理方式、切实改善民生福祉的效果提供了抓手;推行社区志愿服务,开发实施更多参与门槛低、体验感和互动性强的公益慈善项目。

第四,进一步“外引内孵”。大胆引进和鼓励枢纽型(平台型)社会组织加入,扩大资源链接和服务提供,增强善款筹集力度,尝试实施财务代管、规范使用监督;注重社区专业队伍培养,畅通人才成长渠道,实现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立社区慈善事业引导资金,通过公益创投、项目扶持、机构奖励等方式,支持社区慈善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五,进一步体现价值。人口基金会要在融入国家宏观治理和参与基层微观治理实践中,切实发挥“中字头”“国字号”“5A级”的机构优势,不断总结“幸福微笑—救助唇腭裂儿童”定点医院救治、“黄手环行动”联手“草根团队”共同推进、“创建幸福家庭”活动扶持社区组织帮扶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成功经验,将工作重点由以往只强调参与卫生健康系统建设和公益慈善行业发展为主向兼顾城乡社区建设发展转移、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公益项目创新由以往只关注欠发达地区农村为主向有所侧重探索城乡社区基层治理议题转移、“益”路相伴“善”路同行与团队合作由以往更多信任和联合正规单位(机构)为主向大胆倾斜和主动对接基层社区组织转移,以此更加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更强激发爱心善意、家国情怀,更好实现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贡献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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