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基金会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在我国主要以 2008年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成立为起点，2009年我国第一家以“社区”命名的基金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2013年我国第一家公募社区基金会“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支持建立乡镇(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和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我国社区基金会起步晚，但在社会政策的指导与推动下也逐渐发展起来。《2022年慈善事业十大进展与发展趋势》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社区基金会共有275家，主要分布在浙江省（106家）、上海市（87家）、广东省（37家）、江苏省（15家）、四川省（9家）等地。其中，2022年新增57家，全部在浙江省。

我作为浙江省政协委员以及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的副理事长、秘书长也一直在关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状况。社区基金会作为我国慈善机构的主要类型之一，能够迅速了解社区问题、响应社区需求、整 合社区资源，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助力第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上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疫情期间，社区基金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动员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防疫工作中。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与挑战，如社区基金会 内部治理不规范，专业能力不足；资金来源单一，筹资能力不足；角色定位不清晰，动员能力不足等等。社区基金会若希望进一步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质优化：

一、健全内部治理机制，提升组织专业性。健全的内部治理机制 是社区基金会稳步发展的基础，社区基金会首先需要严格根据《基金 会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的要求建立规范的组织架构：理事会、监事 会以及秘书处，明晰各方职能，如理事会负责决策、监事会负责监督、秘书处负责执行，通过制度的制定、执行来各司其职，将各方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秘书处下设项目部、传播部、财务部、行政部等品牌 部门负责不同板块业务的执行。其次，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对外宣传制度、相关方管理机制、人才发展机制等，让社区基金会的每一项工作有章可循、规范科学。再次，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引入与培养，因此在内部治理机 制的基础上需要注重“人 ”的发展，通过一支专业的队伍提供精准专业的社区服务，从而进一步提升组织的专业性。

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加强筹资能力。我国基金会从资源依赖 视角出发，主要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居民主导型三种类型。其中政府主导型基金会占比较大，且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募集，企业主导型基金会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捐赠，居民主导型基金会资金来源 不稳定。社区基金会若想持续发展，需要在单一资金来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资金来源，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如联合公募基金会或申请公募资质，撬动更广泛的社会公众资金来支持公益服务的落地开展；链接社区本地的商家、企业资源，在社区发展的统一战线上寻求持续支 持、合作，建立企业公益资金池；建立社区发展基金或社区小额名基金，充分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支持社区公益资金的筹集，让社区民参与捐赠的过程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参与感；联合有共同使命、目的的兄弟基金会联合开展某一公益项目，共同募集所需资金，实现 1+1>2的联动效应等。

三、明确组织角色定位，立足社区发展。社区基金会的核心特性有：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本地解决方案。它强调对本地资源 的动员和链接，引导本地相关方共同寻找解决本地问题的方案。因此，社区基金会的使命、发展、服务都需要立足于社区。社区基金会不是社区的外来者，也不是社区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社区基金会需要承担起平台型组织的作用，善于挖掘社区存在的问题与需求，梳理社区资源地图，充分盘活社区资源，联动社区村居委会、物业、社区社会组 织、社区工作站、业委会、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此外，与社区一线社会组织不同的是，社区基金会还需要承担起更多公益资金的募集与使用工作，募集到的资金社区基金会一方面可以执行公益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资助其它的一线组织开展服务，筛选资助好的社区公益项目，支持本社区组织的发展。

四、加强数字化建设，打通社区供需链。《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数字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建立共同富裕统计监测体系，对‘扩中 ’‘提低 ’重点群体进行动态监测、精准施策。”“推进民 生领域数据资源汇聚共享开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公共服务 ’，创新提供服务模式和产品。”社区基金会在运作的过程中，尤其是浙江省的社区基金会应该借助本土的政策优势、技术优势，联合政府部门提升其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实现社区需求的精准抓取、社区资金的精准分配、社区需求的精准对接。规范内部治理、拓宽资金渠道、找准自身定位、用好数字工具，我国社区基金会发展时间虽然并不长，但是相信在政府、社会、社会组织等多方推动下，社区基金会在现代化社会治理中不可替代作用将会越发明显。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