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受访嘉宾：朱小斌 

嘉宾简介：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曾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实践管理研究会（AAMP）创始副理事长，社会企业研究中心（SERC）主任，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

采访时间：2019年3月4日

采访地点：上海市普陀区杰地大厦804室

“社会企业模式解开了我的困惑”

马广志：看你的简历，你应该是国内最早的社会企业研究者、推动者之一。

朱小斌：我是2007年接触到“社会企业”这个概念的，2008年我们就创办了社会企业研究中心（SERC），开始系统关注中国社会企业的专业研究、教学和培训。

马广志：当时你好像还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书，怎么突然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了？

朱小斌：这里有一些机缘巧合的成分。一个是当时我看了吴士宏老师翻译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社会企业家的崛起》两本书，感触特别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偶然听了官应廉的一次演讲。他是香港人，2006年申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时接触到“社会企业”，2008年学成后就在中国大陆发起了“青年社会企业家培养计划”到京沪港等重点高校试讲。他的演讲解开了我的一些困惑。

马广志：什么困惑？

朱小斌：新古典经济学里讲的都是企业要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股东价值最大化。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来讲，我隐隐觉得这种意识形态有一些问题。所以，当了解到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家的概念后，我就被吸引了。它的背景是从西方出现的一股思潮，反思这100年来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虽然一些企业也能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反哺社会，也涌现了一批公益组织来解决问题，但因为缺乏造血机制，无法实现赋能，最终无法实现真正平等的交易。

这种思考我觉得很有意义，认为可以跟踪研究一下。于是2008年就在上海财经大学成立了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同时参与国内该领域的其他一些事情，比如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C）2009年开展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这也是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事件,培训了大量的社会企业家，也给很多社会企业提供了社会投资机会。到后来我参与成立了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盟）（注：2018年更名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

“定义社会企业框架的三个要素”

马广志：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盟）应该是2015年成立的，你是首任秘书长。

朱小斌：论坛（联盟）是由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先生和残友集团创办人郑卫宁先生共同倡议，联合了17家机构成立的，决定每年做一次大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徐永光老师任理事长，我被选为首位秘书长。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领域推动了不少事情，比如我们（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完成了超过80个的本地社会企业案例，还在在上海财经大学开设了硕士和MBA的“社会创业”学分课程。2013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我们还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社会企业白皮书，这在国内也是首次。

马广志：这个白皮书的发布，也是领域的一件大事，在业内反响很大。当时记得《21世纪经济报道》还开辟专栏连载了部分章节。

朱小斌：是的。这个白皮书全称是《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是由我们中心和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共同撰写完成的。召集人是周惟彦（注：壹基金前秘书长、永真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人）。能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发布，她做了很多努力。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比较全面考察了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起源、发展及未来趋势。包括从社会企业的本土化界定框架、社会企业在中国的法律政策环境、中国社会企业整体现状及案例、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现状及全球投资者展望等方面。

马广志：社会企业的定义在全球范围内都一直模糊不清，这也是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困扰。《报告》是如何给出本土化的界定框架的？

朱小斌：结合社会企业的发展历程以及众多社会企业的案例分析，我们认为一个严格的“社会企业”定义应该具有“目标设定”、“运营模式”和“利润分享方式”三个要素。我们考察了中国香港、意大利、欧洲委员会以及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等相关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官方定义，它们的陈述中都提及并强调了这三个要素的一个或多个。

结合这几个要素，并考虑到不同的行动主体有不同的动机和侧重点，我们就从文化推动的角度、从政策制定的角度以及从国情结合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企业的三级概念框架，具体是如何定义的，你可以去看下这份报告，上面有详细的分析介绍。

为什么做这件事？我们认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而社会企业提供了一条能够创造物质财富与平衡社会和环境代价的新思路，虽然社会企业的概念和作用还存在争议，但我们所做的倡导和实践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想借此报告，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社会企业，共同推进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营商环境比顶层设计更重要”

马广志：事实是，正是通过你们的努力，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关注到这个领域，甚至出台了一些政策来认证和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

朱小斌：是的，现在做得比较好的有北京、上海、广东，还有成都。2015年，我们和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等5家机构发布《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下称“《办法》”），这也是中国首个社会企业认证办法。并为7家社会企业颁发了执照。《办法》将组织目标、收入来源、利润分配、组织管理、注册信息等作为社会企业核心认证要素，并对通过认证的机构提供资金、人才、孵化方面的支持。

马广志：这个《办法》的意义可能就在于对社会企业有了一个规范和定义。

朱小斌：更重要的是，这个认证标准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关注，他们开始出台一些对于社会企业的支持政策。

马广志：但还是有些人对社会企业的认证持保留态度的。比如徐永光老师就认为，社会企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标准分歧很大，过早定标准和做认证，搞不好会产生误导，捆住手脚，影响社会企业的创新发展。

朱小斌：但徐老师并没有反对这事儿（认证），南都基金会也是认证主办方之一。我和他的观点比较类似，都希望把社会企业的定义得更宽泛一些。因此，我们提出了社会企业的三级概念框架，并且认为：社会企业是一种可以认证的标准，而非注册的某种新形式。如果定义过窄，有可能会限制社会企业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政府的认证和支持。社会企业的范畴应该是很庞大的，包涵教育、环保、养老、医疗等各个领域，如果不需要得到政府和捐赠支持的话，它们也会自身形成很完整的商业闭环。

马广志：但事实上，据2017年由星展银行发布的《大中华区社企调研报告》显示，全国仅两成社会企业找到稳定商业模式，占比1/4的社会企业依然期待资助或捐赠。

朱小斌：我认为是很正常的。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企业的期望值太高了，好像社会企业的使命是利国利民的，就必须成功，否则就会伤害投资者和支持者。实际上，社会企业的生存概率，应该与商业企业相差无几。

据不完全统计，创业企业能度过生存期的比例不超过5%，能发展至规模以上企业，比例不超过1%。其实，社会企业也一样，不会因为做了公益就一定能发展得更好。投资任何企业都有风险，投资社会企业也一样，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马广志：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应该把社会企业家精神纳入到社会企业的定义中来。您的观点是什么？

朱小斌：我们提到的“社会企业”应该具有的“目标设定”、“运营模式”和“利润分享方式”三个要素都需要社会企业家精神。有能力约束资本的贪婪性，有能力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有能力创造一种商业模式的闭环，这些无一不需要社会企业家精神，也只有能实现这种结果的人，才是具备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

马广志：现在北京、成都、深圳福田、顺德等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你认为接下来是否要推动国家在社会企业立法和制度上的顶层设计？

朱小斌：我这方面的想法并不是特别强烈。狭义上的社会企业可以做些这方面的推动，广义上其实没有必要。我现在更关注的是社会企业的广义层面，只要它和其他商业企业一样，有更宽松的竞争环境就可以了。

马广志：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要让企业有好的“营商环境”。

朱小斌：对。政府要简政，手不要伸太长，要少管一点。

“NGO转型社会企业要谨慎”

马广志：你怎么看NGO向社会企业转型？

朱小斌：现在的社会企业大部分是从公益慈善事业中发展出来的。因为NGO在创新和寻找发展的出路时，社会企业是一个方向，但是成功率比较低。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最主要的表现是他们总以为自己拥有一个“道德光环”可以作为护身符，不愿面对市场的竞争。但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规则，只要在这个市场体系中，谁也无法躲避残酷的竞争，社会企业也不能例外。顾客看的是你的产品，而不是你的“愿景”。

所以，前几年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做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研究，培训对象大都是NGO，但现在不做了，我更希望能推动企业界逐渐地向社会企业方向转型、发展。

马广志：但在中国，恰恰是NGO在更多的关注社会企业模式，包括百特教育在内的一批企业，在探索“一手公益，一手企业”的两条腿的发展模式。

朱小斌：但这十年，真正突围出来的很少，经典案例也不多。我觉得NGO就坚持把公益做好，做社会企业就把社会企业做到极致。两手都要做好挺难的，成为一个顶级组织的可能性不大。

马广志：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企业模式理念的推广，会弱化公益事业的发展。比如，康晓光老师就认为，“过分抬高社会企业，贬损公益组织，模糊公益与商业的边界，势必侵蚀公众的公益热情，误导资源流向，使本来就不足的公益资源流向商业。”

朱小斌：这完全不可能。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团队的测算，2016年社会组织经济贡献仅占GDP0.37%，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毋庸置疑，随着慈善社会氛围的进一步营造，这个占比肯定会越来越大。社会企业模式并不会占用慈善资源，这也不是我们所倡导的，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资源该流向哪里的自然会流向哪里。

马广志：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出于社会责任感，也开始创办社会企业。你怎么看？

朱小斌：这样的风险可能很高，因为社会企业的本质上是一个企业而非NGO，它需要遵循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等基本的市场规则。所以，我觉得社会企业、社会投资，更适合已经有一定经济基础、商业经验的人，比如中年、已退休，我不是很鼓励刚毕业的大学生。当然，如果他能做好，当然也值得鼓励。

“真正的社会企业会从企业界涌现出来”

马广志：你如何判断社会企业在中国这十余年的发展？

朱小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社会企业理念的传播在中国大陆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从狭义的社会企业来看，大陆与香港和台湾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它们有很多的标杆性的社会企业，在一些特定领域做得非常棒，大陆却很少这样的标杆。

但是，广义的社会企业是需要挖掘的。尤其是现在社会企业的理念越来越被更多的企业家认可，连马云都说阿里巴巴很像是一家社会企业。

广义的社会企业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1、有意愿约束资本的贪婪性，而且设有一些机制；2、在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也就是社会使命明确；3、有自我造血的商业模式，能够产生价值闭环。如果同时满足这三个特点的话，它就是一家广义上的社会企业。这种企业未来会越来越多。

马广志：能否举一两个这样的社会企业案例？

朱小斌：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典型的社会企业，这是一家德国企业，是1886年由年仅25岁的罗伯特·博世先生创立的。现在也是世界500强之一的企业。

这家企业的社会企业属性非常明显。首先，它坚决不上市，无形中就约束了资本的贪婪性。而且把公司92%的收益权归属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用于投资社会公益事业。其次，它的社会使命明确，就是希望生产的产品不仅能够点燃激情、提高生活品质,而且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在清洁能源和环保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博世还有很好的商业闭环，这家有130多年历史的企业，一直运行良好，去年营收高达630多亿欧元。所以，这使得在经营目标层面几乎完全社会化，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成为相当典型的社会企业。

另外，宜家也是一家非常典型的社会企业。人们印象中，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公司，其实它是一家“致力于提升建筑与室内设计水平的非营利机构”。它在推动健康环保材料的使用上做了很大的贡献。

类似这些企业，我觉得是未来中国企业学习的一个方向和榜样。而不是像现在，中国很多企业都在融资、追求上市，然后套现。

马广志：你认为目前国内的社会企业存在哪些问题？

朱小斌：问题还很多，但公司治理机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因为如何约束资本的贪婪性是很难做的一件事。况且社会现实也有很多的诱惑，很容易让其社会目标发生偏移。从公益机构转型来的社会企业，难度也很大，从市场理念到员工观念都不是那容易变革的。

马广志：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推广社会企业模式的意义在哪里？

朱小斌：经济学说“当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时，整个社会利益得以最大化”，就是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肯定不是这么绝对和完美。

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模式在扶贫、医疗卫生、教育、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社会重建、就业以及社会倡导等领域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西方在反思100年来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所以，必然有一种既能够实现社会目标，又能有商业模式的路径出现，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社会企业模式无疑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马广志：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推广社会企业模式的意义在于哪里?

朱小斌：在这方面我思考得不是太多。从西方的理论来看，社会治理就是社会再平衡，即政府、企业和NGO三驾马车的平衡，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的框架。可以预计，NGO要成为社会治理一个支柱性的力量，在近期和可见的将来还看不到。

企业是有这个可能的，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它们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有可能与政府形成一个治理的平衡。但其实，政府对传统企业是有顾虑的，如果传统企业的价值观不能向解决社会问题方面靠近的话，也很难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从这方面讲，社会企业是具备这种机会的。

马广志：你对中国社会企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朱小斌：我这几年更多的在跟企业界打交道。未来真正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应该是从企业界里涌现出来的，它将涵盖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各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是数万亿元的市场规模，而这些领域也是社会问题集中的地方，这是我非常期待的，而且很有希望。

作者：马广志